“說到趙宋的‘祖宗之法’，人們通常想到的，是指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朝所創建的一代制度，所貫徹的諸多原則。”北宋曆經宋太祖、太宗兩朝人的努力，終于改變了五代社會凋殘、民生疲憊的狀況，“顯示出長期亂離之中磨練出來的承上啟下的領袖人物們政治上的不斷成熟，也賦予趙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開國氣象。”

在趙宋王朝初創階段與“祖宗之法”基本形成時期，兩位帝王就展現出了差異性：宋太祖趙匡胤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卻成為了五代短命政權的終結者與宋代文明政治的開拓者。

宋太宗勤奮學習、刻苦讀書，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為好學好文、重視文化的君主，最終卻沒有将這種文化素質很好地實踐于執政治國的過程中，沒有妥善解決北宋前期的頭等大事即軍事和統一問題。

宋太祖趙匡胤，抓住北周末期權力真空的機遇，通過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以武安邦，以文治國，開創安定的政治環境，為北宋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功不可沒。

宋太祖雖未有效解決土地兼并問題，尚在政治、軍事政策上存在不足之處，但宋太祖結束了唐末五代武夫專政的割據局面，成為了五代短命政權的終結者；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卻成為了宋代文明政治的開拓者。

趙匡胤出生于後唐統治時期的927年。沙陀族的唐莊宗建立後唐政權後，李嗣源通過領軍叛變即位，然而未能應對諸子之間的軍事争鬥，憂憤而終。

後唐交于無力控制局面的李從厚、李從珂手裡，終由其勁敵石敬瑭，以割讓北方邊境的天然屏障幽雲十六州為代價獲取契丹的支援，而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後晉。

此時的趙匡胤9歲，萬萬想不到，石敬瑭的這一行徑，卻成為了北宋曆任皇帝的心腹之患，成為了北宋王朝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北方邊防事務的重要因素。

太祖少時正值後唐、後晉征戰時期，缺乏接受系統儒家教育的良好條件，從學時間甚短。太祖自小嫉惡如仇，願主持公道，替人抱打不平，經常與人打架，将很大精力放在号召同學們列隊回家、模拟作戰之上，為此陳學究總是訓斥、開導太祖。因此，可以說少年時期的趙匡胤并沒有從書本中學到多少知識。

日漸長大的趙匡胤感受頗深的則是皇帝更替的頻繁，連年兵亂、嚴刑苛政、百姓困苦的生活和外族的趁勢入侵、民族的恥辱。随後，後晉以“兒皇帝”的身份存在了10年，就被随後僅僅存在了三年的後漢所取代。

趙匡胤借于“三叛聯軍”事件招兵時機，投于後漢樞密使郭威幕下，漸露頭角。兩年之後趙匡胤親身經曆了澶州兵變，衆将士擁護握有重兵的郭威為皇帝，将黃旗披于其身，令後漢隐帝禅位于郭威。

趙匡胤深切地感受到了軍權的重要作用，努力赢取君主的青睐，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終于掌控了後周的關鍵兵權。北宋王朝建立時的黃袍加身應該也是深受此事件影響，隻是趙匡胤從一名參與者變成了一位主導者。

趙匡胤從五代衆多武将中脫穎而出，建立北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重要原因則在于：與其他武将單單用武力維護統治的方式不同，趙匡胤在從軍期間，“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其戰利品中，“唯書數千卷，無他物”。

對周世宗說：“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這其中不乏史官的溢美之詞，因為戰争期間并沒有太多的時間讀書。

宋太祖讀多少書籍也沒有詳細記載，但确實可以看出宋太祖對于讀書的重視，逐漸把學習書本文化知識當成一種生存發展的技能，希望通過讀書拓展視野，更好地實現個人價值。

在後周太祖郭威、周世宗的治理下，後周呈現出了五代時期内的輝煌與繁榮。整體而言，郭威在五代諸帝中是個較好的皇帝。而柴榮則被譽為“五代十國最英明的皇帝”。

周世宗柴榮南征北戰，在北伐途中突患重病，英年早逝，随後七歲的恭帝即位，軍權甚重的趙匡胤效仿了郭威逼其退位而建立了北宋統一政權。後周在二帝仁政理念的治理下，社會狀況與之前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暴力政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趙匡胤跟随後周太祖、世宗，切身體會到了短暫的和平安定生活。在他們的熏陶下，趙匡胤逐漸領悟到王朝短命、政權頻繁更替、人心背離的緣由和單單靠武力操控政權、橫征暴斂的弊端。

加之趙匡胤長期生活在戰亂環境下而對穩定生活的強烈期盼，趙匡胤即位後就标榜文治，試圖徹底扭轉五代十國長期兵戎相見、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的局面，從而走上了一條與五代時期截然相反的道路——實行“右文政策”，“崇文抑武”、“以文馭武”。

宋太祖建立趙宋王朝，即位之月就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太祖視學見于得國之始，以示對學校教育的重視。宋太祖祭祀褒贈先聖先師，禮遇其後世，以示對儒學的尊崇。除此之外，建國伊始，告誡後輩“不殺士大夫”，提升文人的社會地位。

建國之初，在帝王的引領下，北宋社會文化氛圍增強，社會穩定。後輩亦遵循“祖宗之法”，尊孔崇儒、重視科舉、看重知識、勤奮讀書，為改造舊儒學，創造新儒學奠定了基礎。

這些都改變不了宋太祖自身文化知識不多的事實，然而，相對于五代武将跋扈的局面來說，宋太祖确有較大進步，增強自我文化水平，意識到以文、以法治國的重要性。

宋太祖“知學之益，又知為君為相不可以不學”。因此太祖經常督促大臣們多讀書，命令武将讀書，吸取以往朝代興衰的經驗教訓，以此知曉治國之道。

趙普以處理政事聞名，但讀書并不多，宋太祖督促其多讀書，以便更好地協助太祖治理國家，宋太祖“好讀書”，積極推動了臣子們努力讀書、勤奮好學，營造了良好的讀書氛圍，文化風氣漸濃。

宋太祖自身文學藝術修養不高，禦制作品亦不多，見于記載的詩句隻有一首半，詩相當直白，用辭粗犷，且是即興之作，缺少發人深思的寓意，缺乏文采。

宋太祖倡導讀書的宗旨并非寫詩做文章，而是從書中找到治國的方針策略。作為國家首腦的宋太祖将所讀之書運用到治國之中、注重讀書與實踐相結合的理念，是正确無誤、值得贊許的。

宋太祖一生之中，讀書較少，文化水平不太高，但每每讀書，并非分析章句、考查異同、單純背誦、美化自己形象，而是從所讀之書，學習堯舜之道，知其要點，知曉如何将書本中的知識和曆代經驗教訓用于實踐治國，形成現實所需要的文化政策、法律條款、軍事訓練制度、用人之道等。

這正是宋太祖的聰明之處，不是成為書本的奴隸，恰恰相反，将讀書與實踐并重，使知識成為服務統治階級的工具。如，宋太祖在讀《尚書》、《漢書》等書籍時，并非背誦書中所講，而是從中看到依據法律治國的重要性，借鑒曆史經驗教訓。

在位期間，曾頒行《竊盜律》、《私煉貨易鹽及貨造酒曲律》、《捕盜令》、《大辟詳覆法》、《折杖法》、《新定“五刑之制”》、《重定刑統》等，推動了當朝社會的法律進程。

又如，開寶六年四月，宋太祖令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以史書為載體，為後嗣提供曆史借鑒，亦促使之後的北宋皇帝都注重史書的編纂，推動了北宋史學的發展。

宋太祖關注醫學，也成為了北宋後嗣之君重視醫學所效仿的榜樣。無論是皇親國戚、将帥大臣，還是士兵百姓，宋太祖都十分重視其身體健康問題，提倡運用醫術治療患者、醫藥預防疾病。

下诏編修醫書、尋求良醫、考核醫術，以求用正确的醫療方法、科學的藥方，加之醫術高超的醫者，來解救百姓疾苦。諸多人性化的政策增加了軍民對新政府的信任，進而從醫學領域鞏固了政權。

宋太祖的領導智慧也體現在制定的宗教政策上。周世宗時期的抑佛政策，引起了佛教界強烈不滿。宋太祖知曉佛教具有很好的麻痹作用，利于鞏固統治。即位後便解除抑佛禁令，允許民間信仰自由。支持僧人到西域訪求經書。

太祖身體力行，興開寶寺、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觀藏經，以此扶持佛教的發展，穩定社會秩序，進行思想控制。但太祖也“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歲許度一人”，有效控制佛教的發展。太祖對于道教也采取扶持與管理的政策。

宋太祖對道教和佛教的尊崇與管理，緩和了宗教矛盾，也成為了統治者有利的思想武器，為北宋初期社會的穩定與宋朝實行儒、釋、道融合的思想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礎。

無論是國家軍事方針政策的制定，還是軍事作戰方案的拟定，宋太祖都能夠全面而準确地了解當前形勢，并站在曆史、帝王角度，較合理地處理當前主次矛盾，作出正确抉擇。

宋太祖青年從軍，在實戰中軍事素質逐漸提升，聲望日隆。太祖奪取政權後，巧用“杯酒釋兵權”，對内削弱禁軍将領權力，解除心腹之患，防範藩鎮割據，鞏固政權。

随後，依據當時的割據局面和财力匮乏的狀況，确定“先易後難、先南後北”的對外策略，待擁有足夠财力、良好軍隊戰鬥力、穩定内政時，再北伐收回幽雲十六州，欲實現國家統一。從現實出發，尋求治國所需，實事求是面對建國初的諸多問題，分清主次來處理軍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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