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國飾演的山東大漢。圖/《老農民》

本文轉載自：國家人文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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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向衡

所謂“千裡不同風，百裡不同俗”，神州大地幅員遼闊，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呈現出不同的精神風貌和性格特征，譬如一提山東人，人們大抵會浮現出“山東大漢”的形象。那麼大衆心中對于“山東大漢”孔武有力、粗犷剛烈的印象，究竟從何而來呢？

01

變幻的臉譜

有意思的是，就像川劇的絕技“變臉”一樣，一個地方的地域臉譜，往往也随着曆史的演進而變化。最典型的莫過于以蘇州為代表的江南，在今人眼裡這一吳侬軟語盛産才子佳人的文弱之地，偏偏在春秋年間以尚武著稱，所謂吳人“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直到西晉時期，在朝廷眼裡仍舊是“吳人輕銳，難安易動”。這與今天俚俗所說“一車徐州人便可以打遍蘇州無敵手”簡直就是判若兩地了。

山東的情況亦是如此。與如今“山東大漢”的樸實忠厚、誠實守信形象相比，秦漢時期的齊國人則就有些“多變詐”了。變有變化、權變、随機應變之意，“詐”有欺騙、假裝、狡猾、詭谲的意思。《說文解字》：“變，更也”，“詐，欺也”。“齊人多變詐”意即當時的山東人慣于權變詭詐。司馬遷在《史記》裡記載，秦漢之際的名将韓信就認為“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百年之後的班固在《漢書》則首創“地理志”的體裁，專門用以記載當時的山川郡縣、物産資源、風土人情等内容，為以後正史所沿用，成為人們了解古代風俗民情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而在《漢書》裡，班固對于山東人的評價就是“言與行缪，虛詐不情”，齊地人為人行事大多言行不一，狡詐無情，這與“齊人多變詐”實質是一回事，也着實令今人大跌眼鏡。

《海上牧豕》，清，吳友如，描繪公孫弘（西漢菑川薛縣人，今山東滕縣南人）少年家貧，牧豕海上的情景，公孫弘于公元前124年擔任丞相，封平津侯，時人汲黯認為其言行不一的作風為當時山東人的一貫風格

《漢書》還記載了一個公孫弘（西漢菑川薛縣人，今山東滕縣南人）的故事，此人于公元前124 年擔任丞相，封平津侯，漢代丞相封侯自此始。他與汲黯（河南濮陽人）經常一起向漢武帝奏事，事前兩人私下協商統一意見口徑，但到了朝堂上卻發生了變化，公孫弘善于揣摩漢武帝的心理，隻說些漢武帝喜歡聽的話，而不顧以前與汲黯等人協商好的意見，所以，汲黯氣急之下當場責問公孫弘說：“山東人慣于欺詐而不講情義（齊人多詐而無情），開始我們一起商量好的意見，現在都變卦了，實在是不講忠信。”看來公孫弘言行不一的作風在汲黯眼裡就代表了當時山東人的一貫風格。一直到了唐代編撰的《隋書》裡，魏征在照抄了班固對于山東人的評價之後，還不忘補充一句，“大抵數郡風俗，與古不殊”，說明直到隋唐時期世人對山東人的觀感也沒什麼兩樣。

到了明清時期，士大夫眼中的山東人總算不再以“多變詐”著稱，這可能與元明鼎革造成的人口置換有一定關系。元朝末年，魯西一帶已是“但見荊棘叢，白骨翳寒箨”。随之而來的幾十年戰争，更給北方經濟帶來摧殘。明初，山東東昌幾乎成了無人區，以緻在洪武年間成為明廷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區。

明代後期的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曾經寫過一本《廣志繹》，成書于明朝萬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鴻胪寺卿，曾在廣西、河南、山東、北京、南京等地任職。因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職，所以他有機會到各地了解風土人情，故而《廣志繹》此書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風俗上要比同時代的《徐霞客遊記》強。

這本《廣志繹》說北京人“都城衆庶家，易興易敗”，又說山西人“習俗儉樸，有上古之風”，但從書中對各省評頭論足裡可以看出，作者對山東人沒有什麼特别的印象，隻是在說到青州府（今山東濰坊一帶）的時候提到一句“青州人易習亂”而且“蹴鞠六博之俗猶有存者”，大約有那麼一點尚武之分，不過也僅此而已。

清代前期的蘇州人褚人獲（字稼軒）也寫過一本《堅瓠集》，所謂“着堅瓠小史，成四十卷，于古今轶見異聞事，所載略備”。這本書裡收錄了明清之際士大夫之間對各省人的綽号，稱得上是那個時代的“地域黑”合集。其中稱呼江西人是“臘雞”，原因是元時江西人常以土産臘雞作為禮物送人，後來成為南方人的诨号。浙江人則叫“鹽豆”，以鹽豆下飯，自然是諷刺過于節儉（吝啬）。《堅瓠集》也沒有放過山東人，大号曰“胯（侉）子”。這個詞本指口音與本地語音不同的人，在晚近的蘇、皖北部還很常見；結果在明代變成了山東人的特指，自然也就意味着當時的士大夫并沒有特别注意到“山東大漢”的存在。

02

小說裡的好漢

說起來，在宋代之前，無論哪裡的“大漢”其實都是不存在的。這個詞向來是漢代人對本朝之稱，就像班固在《封燕然山銘》所寫的“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用來指人的“大漢”要晚至南宋年間才出現，初見于嶽珂（嶽飛的孫子）的《桯史》，也就是“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裡人謂之唐大漢”，但這個詞真正變得家喻戶曉，要到明清時代的白話小說流行之時了。

無論是《廣志繹》抑或《堅瓠集》，其書流傳都不廣。起碼比起明清時期興起的白話小說，隻能算是小衆讀物。對于講究和追求高雅之作的士大夫來說，此類小說登不上大雅之堂，隻是所謂的“小道”作品，但在市井民間，諸多白話小說在問世後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了極大的追捧，成為當時極受歡迎的“暢銷書”——譬如褚人獲所作《隋唐演義》就遠比其《堅瓠集》知名度高得多。

《說唐演義全傳》則是比《隋唐演義》稍晚出現的隋唐小說，在同類小說中，此書最受民間歡迎。它在“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煙塵”的反隋起義中着力塑造了一群瓦崗寨起義英雄的形象。瓦崗在河南省的滑縣，但這些英雄們造反發端是在山東濟南，而這次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物及著名的英雄，許多都是山東人。

秦瓊門神圖。秦瓊在曆史上實有其人，而在民間傳說及戲曲小說中，主要以瓦崗寨的綠林好漢面目出現，在群衆心目中，“山東好漢”以他為第一

山東秦瓊（叔寶）是他們之中的代表。秦瓊在曆史上實有其人，原是隋将張須陀部将，張須陀敗死，歸附瓦崗，後投唐，骁勇善戰以功封左武衛大将軍、胡國公。然而在民間傳說及戲曲小說中，他主要以瓦崗寨的綠林好漢面目出現。甚至在《說唐》裡隻被列為第十六條好漢的秦瓊，在群衆心目中，“山東好漢”以他為第一。在民間有數不清的《響馬傳》鼓詞小說和戲曲劇目，如《秦瓊打登州》《秦瓊還家》等，都是不見于經傳的故事，卻經久不衰。而京劇《秦瓊賣馬》也是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的代表作。

《說唐演義全傳》之外，位列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傳》對于民間的影響更大。《水浒傳》以北宋宣和年間山東宋江起義為曆史基礎和故事原型，後又經過民間傳說等口頭文學的傳播、并行修訂本的長期演變，最終由文人整理加工創作而成，曆時四百多年。其中的故事發生在山東梁山泊（到清朝鹹豐年間才定名為東平湖），故地在今山東省梁山縣，其中許多著名英雄是山東人。從籍貫上看，水浒一百〇八條好漢中山東籍多達38人（天罡12人，地煞26人），多分布于今魯西的梁山、郓城、聊城等地。現代教育家張天麟（山東濟南人）就說，有兩個人物支配着山東人的心靈與言行，一個是孔子，一個是梁山泊的好漢。孔子的道德是他們内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漢”是他們外在的言行。

《水浒傳》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蔣門神”，水浒一百零八條好漢中山東籍多達38人（花榮、李逵、武松等），其高大威猛的體形和強悍粗犷的外貌，很容易令人（山東人及外地人）将“山東”與“大漢”聯系在一起

這些梁山好漢，給人最直觀的印象首先在于高大威猛的體形和強悍粗犷的外貌。《水浒傳》雖然寫了一百多位好漢，但作者花費大量筆墨着力塑造的隻有魯智深、林沖、武松、李逵、燕青等人，他們不但是作者塑造的代表梁山好漢群像整體特征的“上上人物”（金聖歎語），也最符合民衆心中理想的武力值逆天的英雄形象。小說對這些好漢一出場就做了這樣的描寫：“（魯智深）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身長八尺，腰闊十圍”；“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林沖）生的豹頭環眼，燕颔虎須，八尺長短身材⋯⋯”随着《水浒傳》（以及《說唐》）在整個漢文化圈的廣泛流行，此類給人深刻印象的描繪，令人（山東人及外地人）将“山東”與“大漢”二字聯系在一起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現代蜚聲中外的考古學家吳金鼎（山東省安丘市萬戈莊人）對此曾經直言不諱：“山東人素有好勇之名。作者于以往十餘年來，寄迹大江南北，所至不下八九省，到處聽人評論，山東人膽量大而好打架。追究這種聲名造成的原因，顯然有一部分是由俠義小說和響馬傳一類閑書的誤解。”

03

現實與想象

毋庸置疑，程咬金落草劫皇綱，賈柳店三十六友結拜，瓦崗寨聚義等民間傳說，素為山東民衆所崇拜向往。同時，《水浒傳》中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漢将所遇不平之事訴諸武力的做法，也對整個山東好武之風的形成起了很大推動作用。故而有了“少不讀水浒，老不讀三國”的民俗警語伴随着這部小說共同流傳。

與此同時，就像吳金鼎自己也承認的那樣，“山東大漢”這一刻闆地域形象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有事實為證”。近代的山東特别是魯西民間，男女老幼普遍習武藝、善拳腳确是不争的事實。這一帶在明清兩朝共産生出11位狀元，其中竟有半數為武狀元。明清兩朝為了管理、護衛流經山東的大運河這根朝廷的輸血大動脈，在運河沿岸設置了大量的衛所官兵。比如清代設德州、濟甯、東昌、臨清四衛，另有滿洲人駐防德州，總數亦不下2萬。衆多的兵丁在巡堤護壩之餘，習武練兵應是經常的功課，久而久之，當地青壯百姓亦從駐防兵丁學習一點功夫，可以說，衛所的存在對當地尚武之風形成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于是，在清代的《山東通志》裡就記載了東平州與東昌府這兩個《水浒傳》中出現的地方，一個“尚氣任俠，不能自飾”；另一個則是“其俗剛武尚氣力⋯⋯人尚勁悍”，晚清的徐珂在《清稗類鈔》中也說“臨清州民俗勁悍，多盜”。而山東成為“大刀會”“義和拳”“紅燈照”的故鄉也就不足為奇了。吳金鼎也隻能為之解釋，“然而山東人也并非是好勇鬥狠的暴徒、悠肆兇橫的蠻夫。他們待人誠懇、熱情，隻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才伸出老拳與之交涉，路見不平方拔刀相助⋯⋯民情悍而不刁”。

清代以來，山東人的這種名氣越來越大。這從上海的傳統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中山東人角色，通常都是警察、體力工人之類“賣拳頭朋友”，可見一斑。到了19世紀，連初來乍到的西方人都了解到山東人“好武”的秉性。

繪畫，描繪義和團運動初期兩名法國軍官被義和團成員殺死的情景，這場運動由黃河北岸山東直隸農民首先發起，以“扶清滅洋”為口号

甚至當代的東鄰日本人的觀感也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久留島龍夫寫過一本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幻想小說《蘇軍在日本登陸》，其中就有蘇軍在山東半島登陸被挫敗的情節，作者還不忘借書中人物之口說了一句，“山東的兵過去和現在都是強的”。而坂元宇一郎在《面相與中國人》一書裡也提及，“（山東）多數的人都有光潔的皮膚，體格健壯魁梧，步伐悠然，有大人物的風範”，“山東人與其說是頭腦型的人物，還不如說是以頑健的體格見長”。毫無疑問這正是典型的大衆心目中“山東大漢”的形象。

隻不過，這個仿佛毋庸置疑的大衆認知，其實偏與今日的事實相悖。論身高，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編制的《中國學生體質與健康監測報告（1991年）》裡，當時19-22歲的山東青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僅有171.69厘米，既比不過北京（174.75厘米）與天津（172.51厘米）這兩個北方直轄市的學生，也比南方的上海學生（172.78厘米）更矮，這恐怕令人始料未及。論起體格，今天的山東人也不出衆，在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編制的《國民體質監測公報》裡，無論是2010年，還是2014年的統計，體質（國民體質水平）最棒的都不是山東人（隻排第八），而是誰也不會想到的上海人，甚至排位居次席的也同樣來自長三角地區（2010年江蘇，2014年浙江），即使在北方地區，山東人的國民體質水平也比不上北京居民，這與“五大三粗，身壯如牛”的形象差别，幾乎是不可以道裡計了。

造成現實與想象之間強烈反差的，主要仍是經濟原因。畢竟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影響到收入水平、醫療衛生水平、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等關乎居民民生和健康的基本生存條件,從而影響到百姓的營養攝入、飲食結構、生活方式、醫療保健和養老保險等諸多可直接影響人體生長發育狀況的因素。事實上，即使在上海，1992年時市中心的靜安區居民的日攝入蛋白質量為89克，比郊區南彙縣（63克）要多出1/3。在城鄉差異客觀存在的現實下，北京、上海市民作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級行政區而在身高、體質水平上領先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資料：王雲《明清以來山東運河區域的嗜酒與尚武之風》；孫峰《好漢山東的文學記憶》；呂乃岩《文學作品裡的山東好漢》；張曉連《試說“齊人多變詐”》；劉德增《解讀山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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