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甯夏回族自治區有一座知名的寺廟，那就是北武當廟，在佛教中，佛教音樂也是體現寺廟的一種形式。渣渣子傳承了許多佛教的宗旨，在表現形式上也直接了然。下面的甯夏文化為您帶來更多的關于渣渣子的更多内容一起來看看吧。

　　佛教音樂“渣渣子”是我國古代最為常用的“工尺記譜法”以外的一種記譜方式。工尺記譜隻記錄了樂曲中的音階，渣渣子則可以記錄樂曲中的節拍時值長短，隻有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出現完整的音樂曲譜。由于渣渣子的記譜方式發源于佛門，它就順理成章地成為記錄佛經念唱節奏、音符和所用法器種類的一種特殊方法。

　　渣渣子的重要價值在于：它和工尺記譜法結合起來，讓我們在沒有簡譜和五線譜的情況下，使從事音樂曲譜創作成為可能。和簡譜、五線譜不同的是，渣渣子采用豎行記譜的方式，用不同的符号代表不同的法器，以符号的距離遠近表示時值的長短。渣渣子演奏時，一般是一人一件法器，與唱念、笛笙等樂器合奏，衆僧共同唱念，主要用于祝聖迎佛、大型集會等法事。

　　“渣渣子”音樂與原屬平羅縣的北武當廟，也就是今天的壽佛寺有密切聯系。武當山壽佛寺興建于明朝，鼎盛于清代，因供奉真武大帝石像，故稱為武當廟，為區别于湖北武當廟遂稱為北武當廟。北武當廟壽佛寺僧人屬臨濟宗岔岔派，是甯夏最大的子孫常住寺院。

　　明末高僧理義法師宣弘佛法，道場大興，清初，因清廷王室信佛，遂使壽佛寺道場頻繁。在佛教供佛儀規中，均有“樂供養”，即以音樂作為一種供養的形式，以示對佛的恭敬和虔誠，用詩歌、詞牌的歌詠配以打擊樂器：鐘、磬、铙、钹、铛、鉸、鈴、铎、木魚、韻漏、鼓等法器及笙、箫、笛、管、筝、箜篌、古琴等樂器，以打擊樂為主，每日四堂功課，随着頻繁的佛事活動，佛教音樂随之發展，記錄這種打擊樂的“渣渣子”也随之産生了。

　　渣渣子與工尺記譜法的結合，與我們現在的簡譜或五線譜非常接近，既有音階，又有音符，雖然于簡譜、五線譜的記譜方式比較起來略顯笨拙，但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可以構成完整的音樂曲譜，不能不說這是佛教文化對中國古典藝術的一大貢獻。

　　北武當廟壽佛寺留存的佛教音樂原有工尺譜800多首，“渣渣子”譜300多首，但在“文革”中遭到嚴重破壞，現在僅存的隻有僧人師徒口傳心授的常用曲譜幾十首，即使在《中國民族音樂集成》甯夏卷中，也少有記錄。工尺譜與渣渣子相結合，相當于現在的簡譜。渣渣子管時間長短，工尺譜管音階和音譜。随着簡譜、五線譜的普及應用，渣渣子已逐漸被淘汰和遺棄，瀕臨滅絕。徐建業呼籲：對于渣渣子，若不盡快給予搶救、保護，必将随知者的故去而滅失。

　　據介紹，佛教音樂“渣渣子”之所以能夠在平羅流傳至今，和曾經在壽佛寺參禅修行過的曆代高僧極有淵源，因為他們都是佛教音樂“渣渣子”的念唱、演奏高僧。他們用口傳心授的方式，讓這項佛門音樂傳承至今，流傳于甯夏全境，内蒙古磴口、甘肅平涼、陝北西部等地區。

　　徐建業介紹：武當廟裡集中了藏傳佛教音樂、蒙古族佛教音樂、漢族佛教音樂，以北方漢族佛教音樂最為流行，漸漸融合在一起。而佛教音樂分為南方韻與北方韻。如今，世上流傳的佛教音樂中南方韻很多，而北方韻已是鳳毛麟角，因此也是瀕危的品種。徐建業為記者分别演唱了北方韻與南方韻。

　　北武當廟的佛教音樂沿襲的北方韻，是以流傳于北京一帶的佛教音樂為主。據說，清代的皇宮裡經常有八大刹念經。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後，慈禧太後逃往西安時，文武大臣都自身難保，更何況出家的僧人了。在逃往西安的僧人中，有一個人是八大刹的維那師（負責主持音韻高低快慢）。當他走到甯夏時就留在了這裡，沒有跟随慈禧太後返回北京。留在甯夏的維那師改名昌瑞法師，他對吹打寫念無所不通，可以說，是昌瑞法師把北京當時流行的佛教音樂即北方韻帶到了甯夏。

　　留在甯夏的昌瑞和尚曾在銀川普濟寺擔任過輔導，還在武當廟輔導過。武當廟裡的廣煜和尚也曾和北京八大刹結下過不解之緣，對于推廣北方韻，傳承渣渣子也做出過貢獻。據說廣煜和尚在北京受戒時，跟随檀柘寺方丈念過孔雀冥亡經。那時，慈禧太後指名要聽孔雀經，但當時她身邊已經沒有人會念了。廣煜和尚自告奮勇要試試。他念完孔雀經後，慈禧太後非常高興，要把他留在檀柘寺。但廣煜不願意留下來，最終還是回到了武當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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