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裡。

所謂自信和豁達，與其說是一種天性，不如說是一種選擇。

大唐貞元九年（793年），劉禹錫參加科舉考試，金榜題名。

那一年，他21歲。

中舉的士子們到大慈恩寺題詩留名，站在劉禹錫前面的青年，身形瘦削，他在題詩後留下自己的名字：柳宗元。

劉禹錫上前打招呼：“我乃中山靖王之後……”

沒錯，這就是劉禹錫的開場白，跟幾百年前的劉備是一樣的。

劉禹錫和柳宗元成了好朋友。

264年後，大宋嘉佑二年（1057年），北宋科舉考試，主考官歐陽修拿起一份試卷交給閱卷官員傳閱，衆人紛紛稱贊：這是妥妥的狀元之才。

歐陽修撚須思索， 自己的學生曾鞏也參加了這次考試，如果這文章是他所寫，我作為主考官，給他定為第一……

為了避嫌，歐陽修大筆一揮，評了第二名。

結果，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四川來的瓜娃子蘇轼。

那一年，他20歲。

蘇轼在文中寫到：“臯陶為士，将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陽修和副考官梅堯臣感歎其中文采，卻不知道這幾句話出自何處。

等到蘇轼前來谒謝，歐、梅二人就提出疑問，結果蘇轼回答：“何必知道出處！”（潛台詞是：是我臨時編的）。

歐陽修對蘇轼的豪邁極為欣賞，他預言說：“此子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在當時看來，無論是劉禹錫，還是蘇轼，他們都應該前程遠大。

但是，在命運給予的禮物背後，都暗中标好了價格，那些閃耀着光彩的人物，必然要經曆艱辛磨難。

所以《大學》裡說：

詩雲：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大唐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駕崩，太子李誦登基，史稱唐順宗。

順宗皇帝身殘志堅，雖然卧床，但仍然重用自己的老師王叔文、王伾，他們連同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發起一場革新。

這場革新像極了千百年後的“戊戌變法”，前後隻進行了140多天。

在推行變法時，因為觸動藩鎮、宦官集團利益，順宗皇帝被逼禅位給太子李純，推行革新的官員全部被貶谪。

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馬；王伾被貶為開州司馬；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

這件事，史稱“永貞革新”，也叫“二王八司馬”事件。

大宋熙甯四年（1071年），經曆過喪母、喪父之痛的蘇轼上書談論王安石變法的弊病，這讓王安石有些惱怒，于是蘇轼請求離京任職，任杭州通判。

元豐二年，蘇轼調任湖州知州，到任之後，蘇轼給宋神宗上謝奏表，生性耿直的他就寫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很明顯，這話裡話外，有那麼一點不滿和牢騷，此時變法的領頭人已經由王安石變成了宋神宗本人，所以蘇轼這句話就成了“嘲諷時政”，加上他之前寫過的一些詩，很快，蘇轼就被逮到了禦史台。

禦史台裡種滿了柏樹，上面經常栖息着烏鴉，所以禦史台又叫“烏台”。

而蘇轼這一次因言獲罪，就稱“烏台詩案”。

最終，在朝中大臣，甚至太皇太後出面勸阻下，蘇轼被貶到黃州。

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妻子去世，朝中舊朋無人聯系，心緒低落的他就寫下《江雪》這樣的悲曲：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凄冷之意，迫面而來。

相較于柳宗元的悲觀，劉禹錫就豁達了很多，即使到了悲秋的季節，他還能寫下不一樣的《秋詞》：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

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這首詩短短28字，卻一掃文人“傷春悲秋”的習性，足足振奮世人1200多年。

劉禹錫将這首詩寄給柳宗元，安慰柳宗元：朋友們，開心一點，人間不值得。

或許正是在劉禹錫的鼓勵下，柳宗元放下悲愁，開始寄情山水，于是他寫下了流傳後世的“永州八記”。

與劉禹錫的豁達從容相似，蘇轼到了黃州，因為被貶谪，職位“有名無實”，他甚至沒有俸祿。

黃州太守很崇拜蘇轼，于是将黃州東郊的一片荒地劃給他，用以耕種自給。

從此，蘇轼就有了另一個名字：東坡。

在黃州第二年，朋友們來東郊看望蘇轼，大家認為東郊土地瘦瘠，不如去沙湖那邊，土壤肥沃，衆人一起往沙湖去，結果在路上下起了雨，冒雨前行的蘇轼就寫下了《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一蓑煙雨任平生，這是何等的豁達與從容。

蘇轼一生，被貶谪的時候多，但無論何種境況，他總能樂天安命。

有人說他的豁達是一種天性，但這種豁達，何嘗不是一種選擇呢。

反正人生之中，總會遭遇風風雨雨，凄慘落魄是一生，豁達從容也是一生，怎麼過，都是一種選擇。

大唐元和九年（815年），被貶谪的劉禹錫和柳宗元終于收到朝廷的诏書：回京。

回到了長安的劉禹錫和柳宗元非常開心，兩人結伴去遊玄都觀，觀中桃花盛開，劉禹錫一高興，就寫了一首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這樣的詩，多少有些“膨脹”，所謂“劉郎去後栽”，分明是在影射什麼，有的人讀了詩，很不開心，于是上奏，接着劉禹錫以及和他一起觀花的“諸君子”就收到了新的安排：

劉禹錫被貶播州，柳宗元被貶柳州。

當時播州路遠，柳宗元擔心劉禹錫随身侍候的80歲老母親難以忍受颠簸，于是提出要和劉禹錫更換被貶地。

後來，在其他好友的幫助下，劉禹錫被貶地改到了連州。

這件事，被韓愈寫在了柳宗元的墓志銘上，這就是柳宗元“以柳易播”的往事。

劉禹錫和柳宗元一起南下，在衡陽分别時，柳宗元寫下一首詩：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

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

希望年老時，咱們能住在一起，做一對“鄰居翁”。

遺憾的是，越是美好的願望越是不會實現，這就是人生。

衡陽一别之後，下一次相見，還在衡陽，隻是劉禹錫母親去世，他扶靈至衡陽，同時收到了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

柳宗元将自己的文稿以及子女，全部托付給劉禹錫。

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

大宋時的蘇轼，也在遭遇着坎坷，來到黃州第三年，他的乳母去世，正在悲戚之時，卻發現窗外有烏鴉銜着紙錢。

原來已經是清明，内心悲痛的蘇轼以淚和墨，寫下了書法史上有名的《寒食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

後來反對變法的司馬光上台，大家想起漂流在外的蘇轼，于是召他回京，結果在議論朝政時，蘇轼又表示：王公變法，其實也沒有那麼壞。

這就有些不合時宜了，因為這樣的做法， 蘇轼既讓變法派排擠，又不被保守派接受。

繼續流放吧。

你看，豁達的人也會遭遇痛苦折磨，但或許也是因為這些痛苦，才讓他們更加堅定選擇了繼續豁達。

大唐長慶四年（824年），時年52歲的劉禹錫赴任和州，對于他這種被貶官員，在地方官員眼裡，從來都是“落毛鳳凰不如雞”。

于是，到了任地，原本應該給予的三廂套房的配置就變成了一間僻靜的小屋。

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劉禹錫寫下了流傳千古的《陋室銘》：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牍之勞形。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雲：何陋之有?

在困難的環境下，依舊不忘自己樂觀的心，這樣的事，也就劉禹錫能做到了。

同樣，大宋時的蘇轼被貶谪到嶺南惠州，彼時的嶺南，多煙瘴毒氣，但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蘇轼還樂呵呵寫下了：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這首詩傳回朝中，當朝大臣一看，都這樣了，還活得這麼滋潤，再貶吧。

這一次，時年62歲的蘇轼被貶海南儋州。

據說，在宋朝，流放海南是比滿門抄斬低一等的懲罰。

但到了海南，蘇轼還是樂天安命，他在本地建立學堂，親自教學生，在他的教育下，海南出了第一個進士。

大唐寶曆二年（826年），已經54歲的劉禹錫接到诏令，趕回洛陽。

歸途中，經過揚州，在這裡，從蘇州趕回洛陽的白居易設宴等待着劉禹錫。

詩豪與詩魔在揚州相見。

同樣是經曆浮沉的兩人無盡感慨，白居易寫了《醉贈劉二十八使君》：

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

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23年的外放生活何等艱辛啊，太不容易了。

結果劉禹錫回贈一首詩《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再回首，不過是一生浮沉，也沒啥可說，暫憑杯酒長精神。

4年後，劉禹錫回到長安，他一個人又去了玄都觀，這一次，身邊再沒有柳宗元陪伴，他又寫了一首詩：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歲月榮枯，我老劉又回來了。

大宋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頒行大赦，蘇轼複任朝奉郎，在北歸途中，經過常州，蘇轼去世，享年65歲。

在去世前一個月，蘇轼曾寫過一首《自題金山畫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這一生有哪些功業？無非都在被貶谪途中。

可是，因為他的豪放，那些被貶谪的往事，也成了最美麗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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