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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亞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

來源：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論壇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自序

秦亞青，外交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關系理論和全球治理。

自 序

本書收入了我十多年研究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一些論文。主要是想從微不足道的個人學術研究視角來紀念中國波瀾壯闊的40年改革開放曆程。我對秩序和治理的研究興趣與改革開放有關，因為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全面地進入了國際社會，并在向世界開放和與世界良性互動的過程中迅速發展，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成員，也使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成為中國的重大關注。

本書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内容。一是世界格局與國際體系，重點讨論世界範圍内的力量消長，國際體系的延續與變化，國際體系中大國行為及其對世界秩序的影響。二是治理，涉及全球和地區兩個層面。在全球層面，主要分析全球治理的基本态勢，尤其是近年來全球治理遇到的重大挑戰，提出新多邊主義的主張；在地區層面，通過對歐洲和東亞地區合作的比較研究，提出多元地區治理模式的觀點。其三是中國在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中的作用，主要讨論中國全面進入國際社會，作為受益者、維護者、建設者和引領者參與國際體系變革實踐。

在整理這些論文的時候，有幾點突出的感受。

其一，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是迄今最合理的國際秩序形态。國際關系的曆史見證了世界上曾經存在的多種秩序。歐洲的古典多極均勢秩序、冷戰時期的兩極秩序、不列颠治下和平到美利堅治下和平所代表的霸權秩序等，這些都是以權力為核心的國際秩序。誠然，對于任何一種國際秩序而言，權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僅僅憑借或是主要依仗強權支撐和維持的秩序從來都無法造就長治久安。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殘殺無數生命的大災難使人們認識到，具有廣泛參與的多邊主義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基本保障。國際聯盟的成立是多邊主義的一次重要探索，表現了對以強權維護秩序的質疑，也顯示了對以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維護世界秩序的嘗試。也許是國聯在這一問題上矯枉過正，忽視對權力的應有重視，緻使國聯在處理國際重大危機問題的時候反而被強權掣肘，舉步維艱，并最終沒有能夠防止又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國聯的失敗并不意味着多邊秩序和多邊精神的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的聯合國是在吸取國聯失敗經驗的基礎上重建的多邊主義。雖然在二戰結束之後出現了對立兩極的秩序結構，雖然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多次使得聯合國陷入僵局，但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多邊主義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聯合國及其聯合國系統的各種國際組織在推動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更是功不可沒。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依然是當今國際社會成員的基本行動準則和行為規範。聯合國所代表的恰恰是一個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世界秩序。在地區層面，歐盟和東亞的合作實踐也表現出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持續的發展動力。

冷戰結束以來30多年的全球化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全球性問題，使多邊秩序又一次受到嚴峻的考驗。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次考驗不亞于一戰之後出現的反多邊主義浪潮。當時，以國聯為代表的多邊主義思想和實踐被視為烏托邦，國家的物質性實力被視為緻勝法寶，狹義界定的國家利益被視為至高無上的行為寶典，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成型的。如今，民粹現實主義在不少地方大行其道。所謂的民粹現實主義，是指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現實主義的結合。極端民族主義強調“自民族”至上，極端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實力至上。近幾年來，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主張以實力獲取“美國優先”或“美國第一”的政策宣示；以國家利益的名義退出重要多邊主義組織和機制的“退群行為”。另外還有英國退歐，歐洲和其他一些地區右翼和極右翼勢力的崛起，等等不一。

一個民粹現實主義的世界更趨于走向沖突，一個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世界則更趨于合作。當然，需要對二戰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的以霸權為主導的多邊主義進行反思與改革，使一種既基于規則、又積極鼓勵多元主義、廣泛參與、夥伴關系的新多邊主義成為國際秩序的牢固基石，為世界打造一個和平合作堅實平台。

其二，全球性問題隻能在全球化的推進和發展中得到解決。當今世界出現民粹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全球性問題在過去30年裡基本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甚至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趨勢。面對這種情況， 民粹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是，隻要退回權力政治、國家中心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硬殼，全球性問題就會自行消失。這既是一種認知謬誤，也是一種異想天開。但同時也說明，世界再次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邁向未來還是退向未來也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

全球性問題，包括經濟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與環境惡化、流行病傳播等等是在全球範圍内的跨國現象，屬于跨國性威脅，是典型的公地問題，威脅的對象是整個國際社會。其跨國和全球性質是任何一個國家無法解決的。隻有整個國際社會戮力同心，以命運共同體的思路去考慮和應對，以平等協商的方式确定權利和責任，以負責任的意識和達己達人的心态去引導行為，這類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換言之，全球化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希望通過去全球化和退回到強權政治來解決全球性問題隻能使世界陷入亂象叢生、紛争四起的險惡境地。

一方面，全球化仍然會持續發展，這是不以人們的意願所轉移的；另一方面，力圖通過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來消除全球性問題，無論在短期産生什麼效應，從長遠來看，都會使這類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使本國家和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受到重大損失，使整個國際社會出現動蕩和失序。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維護二戰以後建立的、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多邊主義；根據世界發展的大趨勢，考慮新的權力和利益分布現實、新的國際社會行為體的崛起、新的科學技術發展、新的文明演進方向，對現有多邊規則的缺陷和問題确實進行積極增益；以天下觀天下，在全球化大潮中積極改革現有機制體制，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問題—這才是當今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的正道。任何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權宜之計隻能使整個國際社會分裂極化，使所有國際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受到重大損失。

其三，堅持并加大改革開放力度是中國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回顧過去四十年，中國崛起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發展的。沒有改革開放，也就沒有中國的迅速崛起。改革和開放是中國發展的兩個輪子，互為支撐，缺一不可。也正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們深刻地認識到，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

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充分利用了全球化提供的發展平台。全球化大潮的興起與中國改革開放差不多是同時發生的。全球化無疑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曆史的機遇，但全球化的發展曆程告訴我們，并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夠抓住這一機遇。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所确定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最根本的核心利益和“走和平發展道路”這一整體發展方略，我們很可能在全球化大潮中迷失方向，無所适從。改革開放與全球化這對最重要的内因外因相輔相成，明确的利益界定和明智的戰略設計相互作用，不僅使中國抓住了機遇，而且實現了最迅速的發展。這是一個中國與世界雙向良性互動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是國際體系的受益者，而之所以能夠受益，主要歸功于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一富有大智慧的壯舉。

也是在改革開放的曆程中，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成為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秩序的積極維護者和建設者。2001年中國在經曆了十五年漫長艱苦的“複關”談判之後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絕不僅僅是簡單的一個經濟行為，而是中國堅定不移地加入國際社會和基于規則的多邊秩序的鮮明标志，也是中國義無反顧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莊嚴宣示。40年來，我們維護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加入了幾乎全部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和多邊國際條約。無論争議多大，我們都擱置争議，堅定不移地走和平進入國際社會的道路，與世界融為一體；無論困難多大，我們都克服困難，與各個國家發展夥伴關系、結為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營造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際環境。

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國際社會舉足輕重的成員。但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沒有結尾的命題，隻有持續不斷且持續加力的全方位改革開放，才能使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獲取新的動力。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親身經曆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也深刻體會到改革開放是多麼不容易。寫這幾點感想的時候，又想起了人們常說的一句話：“道路是曲折的，行進是艱難的，前途是光明的”。

文章選自《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識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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