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實習生 李靖
自2011年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祝勇展開了他在宮殿裡追尋曆史,探尋精神的智慧之旅。與珍貴文物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多了,他的感覺也越來愈靈敏,“在我看來,文物和人一樣,是有生命的,有情感、有呼吸、有記憶。它們經曆了無數坎坷,甚至絕處逢生出現在我面前,我從來不把它當作一件死物,而是與它對話。”而且,他說“古物”而不是“文物”,祝勇說,“為了強調它們的時間屬性。每一件物上,都收斂着曆朝的風雨,凝聚着時間的力量。
”深耕故宮這片曆史的文化“藍海”,祝勇也用文字給讀者講述他用心靈之眼見到的故宮。比如,他已經從書畫、建築、器物等多個面向入手,寫出大量的散文,這些散文結集為《故宮的風花雪月》《故宮的隐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以及最新出版的《故宮的古物之美》。而在此之前,祝勇還寫過兩部關于故宮的小說——《舊宮殿》和《血朝廷》。這被祝勇自己稱為是“故宮三部曲”的前兩部。祝勇說,接下來他會完成第三部。
紙上“博物館”
在《故宮的古物之美》在這本書中,祝勇選取了包括商周青銅、秦俑漢簡、唐彩宋瓷、明式家具、清代服飾等在内的18件故宮藏品,以18篇散文一一講述他們。18件國家寶藏的前世今生,輝煌與沉寂,過去與當下,被他用現代人的眼光,給與重新講述。可稱得上是“文字版《國家寶藏》”或者“紙上博物館”而且,祝勇的故宮書寫系列,還在繼續。
祝勇以現代之心,沉浸古代隧道進行知識的旅行。站在時間的上遊,打撈曆史。面對時代的大潮,連結當下。破譯曆史的密碼,再将之與當下對照,将所得所悟,形成作品,與當代人分享。探尋古物,不隻是把玩,回味,而是對照現實,将智慧的營養傾注于當下。
在談到中國七千年的漆器文明,祝勇認為,漆器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幾乎無處不在,比起青銅、瓷器更能代表中華文明,隻是,在當下,我們很遺憾地與它疏離了。祝勇提到,在日本,漆文明則通過一隻木碗、一個食盒,向日常生活領域,高歌猛進。“中國人都知道,China的意思,是瓷器。但很少有人知道,Japan的意思,是漆器。日本人以漆器為國名,不僅因為漆器華燦絕美,且與自然相融,更因為漆器的曆史,比瓷器的曆史更加久長。瓷器的曆史,大緻有三千多年,而漆器的曆史,則可追溯到七千多年。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尤其在今天),漆器的老家在中國。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配得上“漆之國”這個名稱。”
同時,祝勇也感慨,日本人的漆器制造,是向中國人學的(主要在唐朝)。但日本人後來居上,到15世紀,日本的漆器工業水平就已經相當精湛,以至于許多中國工匠,要為向日本學習漆器工藝而遠渡重洋。“不是日本人貪心,是我們自己丢的東西太多,想拾回來,要趁早。”
故宮收藏的古物,多達186萬多件(套)。迄今為止,盡管故宮博物院已付出極大努力,古物展出率,也隻有0.6%。也就是說,有超過99%的古物,仍難以被看到。這讓一本書隻能寫出18件古物的祝勇,感到自己的努力還遠遠不夠,但同時也有一種責任感。他希望自己的書,能有助于彌補展覽的不足,“讓人們能盡可能多地看到這些了不起的中國古物。”
擴展文學概念
身為一個在散文世界裡卓有成績的純文學寫作者,一個在博物院工作的研究人員,祝勇并沒有待在書齋裡,他非常投入地參與了影像作品的創作。比如他擔任了多部文化、曆史類大型紀錄片的主創人員。比如2017年7月在央視播出的人文曆史紀錄片《蘇東坡》,他是總撰稿。2018年7月,祝勇擔任總導演的紀錄片《天山腳下》在央視播出,反響甚好。
海報設計:祝葦杭
如果你看過《第三極》、《香巴拉深處》覺得喜歡,那麼你更不要錯過《天山腳下》。這部在俄羅斯世界杯激戰正酣期間播出,依然獲得高贊的大型人文地理紀錄片,被一些觀衆封為“最美新疆紀錄片”。這個片子的總導演就是作家祝勇。新疆有壯美的自然風景,衆人皆知。4k高清,航拍,這些在現在的技術普遍條件,都不難辦到。關鍵是,一個紀錄片,選擇拍什麼人,錄人說什麼話,用怎樣的視角,表達什麼樣的氛圍、情志,才見功夫,現人心。《天山腳下》顯出了一個優秀作家擔當總導演,所應該表達出的内涵。
既然是在新疆,《天山腳下》中自然有歌,有舞,有離海洋最遠的陸地,冰山壯闊碧立,感到火焰山的高溫和積雪沒膝的酷寒。你馬上就會看到哈薩克人在獵鷹,小孩子爬到房子裡,跳雪,滑雪,笑啊,鬧啊。你會想到誰的小時候。你會看到更多古老的生活。難免會驚訝:時間都快得甩掉自己的影子的時代,原來還有一些人,在活着祖輩的日子,照着天地循環的節奏。當然,新疆也生長着茂盛的青春,攝影師拍很潮的街舞男孩,充滿夢想的少年足球隊。
祝勇在拍《天山腳下》工作照
讓人很意外的是,在标題黨的媒介環境中,這部紀錄片沒有特别制造爆點、淚點的用心。簡單、質樸的生活,與壯麗的大地更配,這就像一個高級的散文文本,不是靠戲劇化的情節,而是憑“閑筆”凸顯靈魂一樣。一個散文家,用文學的氣質去做影視,從這個角度來說,《天山腳下》其實是一本書。而在此,祝勇導演的紀錄片跟他的非虛構或者散文寫作,達到了精神的相通,他的文學寫作與紀錄片創作也形成互文關系。
雖然主要是以作家身份行世,但其實祝勇創作紀錄片跟他寫作的時間差不多長。大約2000年前後,他就參與北京電視台紀錄片主創,和作家張銳鋒合作創作一部五十集紀錄片,同時開始寫作一個實驗文本,叫《舊宮殿》。自此他進入了文學寫作和紀錄片創作兩種藝術形式的互動階段。而正因有了《舊宮殿》出版,2004年中央電視台找上祝勇,邀請其創作大型曆史紀錄片《1405,鄭和下西洋》。從此以後,文學和紀錄片就像一隻船的兩支槳,推動祝勇的寫作一路向前。他的一些作品,既有書,也有紀錄片,比如紀錄片《辛亥》,書叫《辛亥年》。這本曾經在三聯出版的書,今年下半年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修訂版,更名為《最後的皇朝》。比如寫蘇東坡,他既創作了紀錄片《蘇東坡》,同時還有書《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書和紀錄片不非對方的翻版,而是各處獨立,又相互聯系,形成一種“互文性”。
一個優秀的作家,往往是擁有自己獨特疆域和方向的作家。祝勇無疑是這樣的一位。在影像語言的時代,一個作家将自己的文學血液,傾注到影像中,做出好的作品,這可以說,是将文學概念的擴展。而這些實實在在的做事兒,反過來又滋養着祝勇的寫作。在祝勇身上,體現了新媒體時代,信息社會,一個作家超強的敏銳度和行動反應能力,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遊刃有餘多元表達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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