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實習生 李靖

自2011年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祝勇展開了他在宮殿裡追尋曆史，探尋精神的智慧之旅。與珍貴文物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多了，他的感覺也越來愈靈敏，“在我看來，文物和人一樣，是有生命的，有情感、有呼吸、有記憶。它們經曆了無數坎坷，甚至絕處逢生出現在我面前，我從來不把它當作一件死物，而是與它對話。”而且，他說“古物”而不是“文物”，祝勇說，“為了強調它們的時間屬性。每一件物上，都收斂着曆朝的風雨，凝聚着時間的力量。

”深耕故宮這片曆史的文化“藍海”，祝勇也用文字給讀者講述他用心靈之眼見到的故宮。比如，他已經從書畫、建築、器物等多個面向入手，寫出大量的散文，這些散文結集為《故宮的風花雪月》《故宮的隐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以及最新出版的《故宮的古物之美》。而在此之前，祝勇還寫過兩部關于故宮的小說——《舊宮殿》和《血朝廷》。這被祝勇自己稱為是“故宮三部曲”的前兩部。祝勇說，接下來他會完成第三部。

紙上“博物館”

在《故宮的古物之美》在這本書中，祝勇選取了包括商周青銅、秦俑漢簡、唐彩宋瓷、明式家具、清代服飾等在内的18件故宮藏品，以18篇散文一一講述他們。18件國家寶藏的前世今生，輝煌與沉寂，過去與當下，被他用現代人的眼光，給與重新講述。可稱得上是“文字版《國家寶藏》”或者“紙上博物館”而且，祝勇的故宮書寫系列，還在繼續。

祝勇以現代之心，沉浸古代隧道進行知識的旅行。站在時間的上遊，打撈曆史。面對時代的大潮，連結當下。破譯曆史的密碼，再将之與當下對照，将所得所悟，形成作品，與當代人分享。探尋古物，不隻是把玩，回味，而是對照現實，将智慧的營養傾注于當下。

在談到中國七千年的漆器文明，祝勇認為，漆器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幾乎無處不在，比起青銅、瓷器更能代表中華文明，隻是，在當下，我們很遺憾地與它疏離了。祝勇提到，在日本，漆文明則通過一隻木碗、一個食盒，向日常生活領域，高歌猛進。“中國人都知道，China的意思，是瓷器。但很少有人知道，Japan的意思，是漆器。日本人以漆器為國名，不僅因為漆器華燦絕美，且與自然相融，更因為漆器的曆史，比瓷器的曆史更加久長。瓷器的曆史，大緻有三千多年，而漆器的曆史，則可追溯到七千多年。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尤其在今天），漆器的老家在中國。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配得上“漆之國”這個名稱。”

同時，祝勇也感慨，日本人的漆器制造，是向中國人學的（主要在唐朝）。但日本人後來居上，到15世紀，日本的漆器工業水平就已經相當精湛，以至于許多中國工匠，要為向日本學習漆器工藝而遠渡重洋。“不是日本人貪心，是我們自己丢的東西太多，想拾回來，要趁早。”

故宮收藏的古物，多達186萬多件（套）。迄今為止，盡管故宮博物院已付出極大努力，古物展出率，也隻有0.6%。也就是說，有超過99%的古物，仍難以被看到。這讓一本書隻能寫出18件古物的祝勇，感到自己的努力還遠遠不夠，但同時也有一種責任感。他希望自己的書，能有助于彌補展覽的不足，“讓人們能盡可能多地看到這些了不起的中國古物。”

擴展文學概念

身為一個在散文世界裡卓有成績的純文學寫作者，一個在博物院工作的研究人員，祝勇并沒有待在書齋裡，他非常投入地參與了影像作品的創作。比如他擔任了多部文化、曆史類大型紀錄片的主創人員。比如2017年7月在央視播出的人文曆史紀錄片《蘇東坡》，他是總撰稿。2018年7月，祝勇擔任總導演的紀錄片《天山腳下》在央視播出，反響甚好。

海報設計：祝葦杭

如果你看過《第三極》、《香巴拉深處》覺得喜歡，那麼你更不要錯過《天山腳下》。這部在俄羅斯世界杯激戰正酣期間播出，依然獲得高贊的大型人文地理紀錄片，被一些觀衆封為“最美新疆紀錄片”。這個片子的總導演就是作家祝勇。新疆有壯美的自然風景，衆人皆知。4k高清，航拍，這些在現在的技術普遍條件，都不難辦到。關鍵是，一個紀錄片，選擇拍什麼人，錄人說什麼話，用怎樣的視角，表達什麼樣的氛圍、情志，才見功夫，現人心。《天山腳下》顯出了一個優秀作家擔當總導演，所應該表達出的内涵。

既然是在新疆，《天山腳下》中自然有歌，有舞，有離海洋最遠的陸地，冰山壯闊碧立，感到火焰山的高溫和積雪沒膝的酷寒。你馬上就會看到哈薩克人在獵鷹，小孩子爬到房子裡，跳雪，滑雪，笑啊，鬧啊。你會想到誰的小時候。你會看到更多古老的生活。難免會驚訝：時間都快得甩掉自己的影子的時代，原來還有一些人，在活着祖輩的日子，照着天地循環的節奏。當然，新疆也生長着茂盛的青春，攝影師拍很潮的街舞男孩，充滿夢想的少年足球隊。

祝勇在拍《天山腳下》工作照

讓人很意外的是，在标題黨的媒介環境中，這部紀錄片沒有特别制造爆點、淚點的用心。簡單、質樸的生活，與壯麗的大地更配，這就像一個高級的散文文本，不是靠戲劇化的情節，而是憑“閑筆”凸顯靈魂一樣。一個散文家，用文學的氣質去做影視，從這個角度來說，《天山腳下》其實是一本書。而在此，祝勇導演的紀錄片跟他的非虛構或者散文寫作，達到了精神的相通，他的文學寫作與紀錄片創作也形成互文關系。

雖然主要是以作家身份行世，但其實祝勇創作紀錄片跟他寫作的時間差不多長。大約2000年前後，他就參與北京電視台紀錄片主創，和作家張銳鋒合作創作一部五十集紀錄片，同時開始寫作一個實驗文本，叫《舊宮殿》。自此他進入了文學寫作和紀錄片創作兩種藝術形式的互動階段。而正因有了《舊宮殿》出版，2004年中央電視台找上祝勇，邀請其創作大型曆史紀錄片《1405,鄭和下西洋》。從此以後，文學和紀錄片就像一隻船的兩支槳，推動祝勇的寫作一路向前。他的一些作品，既有書，也有紀錄片，比如紀錄片《辛亥》，書叫《辛亥年》。這本曾經在三聯出版的書，今年下半年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修訂版，更名為《最後的皇朝》。比如寫蘇東坡，他既創作了紀錄片《蘇東坡》，同時還有書《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書和紀錄片不非對方的翻版，而是各處獨立，又相互聯系，形成一種“互文性”。

一個優秀的作家，往往是擁有自己獨特疆域和方向的作家。祝勇無疑是這樣的一位。在影像語言的時代，一個作家将自己的文學血液，傾注到影像中，做出好的作品，這可以說，是将文學概念的擴展。而這些實實在在的做事兒，反過來又滋養着祝勇的寫作。在祝勇身上，體現了新媒體時代，信息社會，一個作家超強的敏銳度和行動反應能力，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遊刃有餘多元表達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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