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李丹婕（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曆史上，陳朝很難引起後人特别的注意。自然，唯一完整傳世的陳代史籍——《陳書》，雖列身二十四史之一，但其篇幅最小，存在感也最弱。

日前，中華書局點校本《陳書》修訂本正式出版，我們可以借此機會重新審視這部史書，從而對陳朝的曆史及其意義加以再評估。《陳書》點校本初版于1972年3月，是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支持、中華書局主持的“二十四史”整理項目繼“前四史”之後較早出版的一種，由曆史學家張維華承擔點校工作。此次點校本《陳書》的修訂工作由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景蜀慧教授負責，她和修訂組在版本調查和掌握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修訂中充分利用了《陳書》較好的版本條件，相對清晰地了解了宋版《陳書》刊刻補版的基本狀況和流傳過程，同時認識到早期刻本對于正确理解史文，還原史書原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此次新版《陳書》可以說是在充分尊重原點校本成果基礎上的全新修訂本，為今人了解陳朝史，乃至中古史提供了更為優質的文本。

中華書局點校本《陳書》修訂本

公元589年，隋朝軍隊跨越長江直入建康，俘虜陳後主，立國三十三年的陳朝宣告滅亡，這同時意味着，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得以結束，隋朝正式開啟大一統帝國的時代序幕。從時間上說，自317年東晉立國于江左，至557年陳霸先稱帝建立陳朝，政權雖曆數次更疊，但南方自立之局面已延續兩百餘年，陳朝看似不過是南朝曆史的短暫尾聲。就空間來說，陳朝為立基于關隴地區的北方政權隋朝所征服，據史書記載，陳朝滅亡後，“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裡累累不絕”（《資治通鑒》卷一七七），在《陳書》《隋書》等有關陳隋之際史事的記載中，“陳亡入隋”這樣的字眼頻繁可見。因此，亡國成為陳朝與陳後主留給後人最為深刻的印象。

細究起來，陳朝看似南朝曆史的尾聲，卻并非僅是此前曆史的簡單延續。在六世紀後期紛繁複雜的政治曆程中，陳朝自有其獨特的曆史面貌，陳寅恪、周一良等史學大家就曾注意到這一時期的特點。比如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一文指出，“陳室之興起，其所任大将多為南方土豪洞主，與東晉劉宋之時，情勢迥異”，“斯誠江左世局之一大變”，趁侯景之亂而起的“郡邑岩穴之長，村屯邬壁之豪”，造成了“南朝民族及社會階層之變動”。也就是說，東晉南朝以來對南方廣闊地域的持續經營導緻當地社會與族群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至梁陳之際、特别是陳朝立國之後，日益顯現出來。陳朝統治集團依托的政治力量及其面對的地方割據勢力，很多是出自社會中下層的豪強、盜帥之類人物，甚至有些遊離于華夏網絡之外的“溪洞酋豪”。這些長期在曆史中若隐若現、又在陳朝走到政治舞台中心的勢力，此後也沒有因為陳朝的滅亡而結束，曆隋至唐初，一直深度且持續地影響着南方區域曆史的演進與發展。

關于這些來自邊緣地區的鄉裡豪族事迹的材料并不多見，就此而言，《陳書》的相關記載及其各類公文诏書的收錄，就具有了獨一無二的價值，不僅展現了陳王朝内部的政治結構、行政運作、軍事制度、文武關系等諸多特色，也為後世了解南北朝末期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階層變化、族群互動、區域發展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

《陳書》署名為姚思廉（557—637）撰，其實是他接續父親姚察（533—606）的遺稿編次而成的。這樣父子相續的修史事業，在漢唐時代并不少見，比如漢代的司馬氏父子、班氏父子。姚察從梁朝末年開始參與梁朝國史的修撰，此後一直兼掌史官之職，到陳後主在位期間，除梁史之外，也奉命着手修撰陳史。陳亡入隋後，姚察又奉隋文帝之命，編撰梁、陳二代史，但兩部書還未完稿，姚察就去世了，臨終他命子思廉續成其書。姚思廉上表陳述父親的遺願，隋炀帝下诏準其續撰梁、陳二史，但由于隋朝很快陷入戰亂，續修工作未能完成。至唐初，唐高祖命蕭瑀等人修撰前朝史，姚思廉為陳史修撰者之一，但這次修史活動很不成功，曆經數年不就而罷。貞觀二年，唐太宗下诏修撰前朝史，姚思廉負責撰修梁、陳二史，最終于貞觀十年正月成書。

可以看出，政權幾經更疊，但姚察父子修撰陳朝國史，始終是受皇帝之命而為，最終成形的《陳書》也是唐初就周、隋、梁、陳、齊五代史開展的官修工程成果之一，因此，我們在《陳書》卷六《後主紀》後能看到魏徵總括陳朝一代興亡的論贊，在卷七《張貴妃傳》末“史臣曰”之前，也有魏徵對後主在位期間宮廷史事的一段詳述，這些都是魏徵以五代史監修官的身份參與陳書撰修的痕迹。不過，即便有國家工程的背景，姚氏父子接續編撰梁、陳二史，仍與吳興姚氏的家學傳統分不開。

史學是姚氏家族頗具傳統的一門家學。姚察父姚僧垣從少年時代起，便愛好文史，其商略今古的見識，頗為當時學者所稱道（關于姚僧垣的事迹，參《周書》卷四七《姚僧垣傳》）。姚察本人博通經籍，精擅禮樂，陳朝時一直兼掌修史和著作事務。姚察的弟弟姚最，也是“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周書》卷四七《姚最傳》）。姚思廉自幼便浸染在這樣的學術風氣之中。姚察尤以治《漢書》聞名，姚思廉少時便從師父親受《漢書》學，因此，與同時期史書中頗為流行的骈俪文風不同，姚氏父子崇尚古文，追模《漢書》筆意，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有一條目作“古文自姚察始”便提到，“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陳末唐初也哉”，即是就姚氏父子的史筆所發之論。因此，了解姚氏父子史學的家學背景，特别是其治《漢書》學的識見旨趣，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把握《陳書》的撰成及其特色。

由于《陳書》兼有“官修”與“私撰”的性質，我們在閱讀時，對其中若幹價值評判，尤需審慎。監修官魏徵出于唐初以史為鑒的宗旨，在總論中将陳朝滅亡之因歸結于陳後主個人的昏庸荒淫。但是，身為陳朝曆史的見證人和親曆者的姚氏父子則持不同看法，他們對陳朝曆史的症結與矛盾無疑有着更深的認識和同情。談及陳朝的滅亡，《陳書·後主紀》“史臣曰”寫道，“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鹹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在陳後主任用施文慶、沈客卿等“小吏”進而導緻“朝經堕廢”的背後，姚思廉看到了南朝由來已久士人“不屑竭智盡心”、君主不得不“以寒人掌機要”的體制流弊。相比魏徵把陳朝亡國歸因于個别的昏君佞臣，姚氏父子則看到了更深層的曆史根由。

不過，即便陳朝内部具有難以消解的體制矛盾，隋兵于589年迅速渡江、俘虜陳後主進而實現南北統一之舉，也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不乏偶然性。隋朝兵臨長江之際，陳後主從容對臣下言，“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南史》卷一〇《後主本紀》）。回到當時南北分裂已兩百餘年的時代語境裡，陳後主這個今天看來狂妄無知的态度，未必全無道理。即便是率軍統一陳朝的統帥楊廣，在後來争奪太子之位的籌謀中，也把“據淮海，複梁、陳之舊”（《隋書》卷六一《郭衍傳》）當作自己的後路，足見在時人看來，南北統一或非必然選項，“永嘉舊迹”的印象已然根深蒂固。事實上，隋朝平陳次年，由于實行高壓政策，強行向南方地區推廣北方的地方制度和意識形态，導緻“陳之故境，大抵皆反”（《資治通鑒》卷一七七），這段曲折也透露出，南方有着自身的發展脈絡和深厚的本土傳統。當地領土廣大，地形和地勢極為複雜，定居其間的土著族群數量衆多，源流複雜，不同區域之間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十分明顯，因此，中央集權在南方地區，特别是南朝中心區域之外的邊緣地帶的重建勢必面臨巨大挑戰，而這一挑戰是從梁陳之際逐漸顯現出來的，此後曆隋唐始終存在。因此，《陳書》中關于地方豪族，比如“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亦頗清靡，兼善騎射”的侯安都（《陳書》卷八）、“頗便書疏，閑明簿領”的黃法氍（《陳書》卷一一）等人的記錄，就為我們管窺南方政治精英的特色，提供了線索。同時，也促使我們思考，為何南方地區未能形成如北周“關隴貴族集團”那樣的軍事體，又為何在北方主導建立統一政權後，卻逐漸在經濟、政治、軍事乃至文化等各方面接受了來自南方傳統的深刻影響。對于這些中古史的核心議題而言，《陳書》和陳朝史都是繞不開的環節。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02日07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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