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 9月21日10點，69歲的張貴英從位于北京北四環的家中推着嬰兒車出發了，嬰兒車上裝載着她過去五天收集的紙殼與礦泉水瓶。

因為腿腳不方便，從家到廢舊物品收購商約800米的距離，她需要一瘸一拐地走上15分鐘。在收購商那裡，結算過程總是很短暫，甚至不需要言語溝通——收購商把紙殼一股腦地堆在稱重稱上，喊出一句“16公斤、17塊5”，緊接着拉開腰包取出現金遞給張貴英。張貴英全程無言，接過錢就繼續推着嬰兒車尋找新的紙殼。

在周邊小區轉悠尋找、售賣紙殼等可回收廢品是張貴英少有的戶外活動。更多時間，她隻能圍着家庭生活轉，包括買菜、接送孫子上學以及看電視。

為了不讨兒子嫌棄，每次撿紙殼時，她都會換上那套暗紅的印花長袖與灰色褲子，那是她7年前從老家貴州投奔在北京工作的兒子時就帶上的衣物。而目前這樣的生活方式也是她與兒子經過數次争吵才得到的結果。

她推着的嬰兒車，在7年前是孫子的專屬。4年前孩子上幼兒園後，則意想不到地成為她運輸紙殼時最省力的工具。

張貴英說：“老家已經回不去了，隻能在城裡給自己找點事做。小區附近又沒認識的老人，加上口音問題和他們也說不上話。”

在北京上萬個社區中，像張貴英這樣撿可回收垃圾的老人還有很多。

據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的王維平調研，2000年初期最高峰有15萬拾荒大軍在北京走街串巷拾荒。因回收價格的走低、回收品類的縮減以及市場規範化發展，曾經負責北京不同區域垃圾撿拾的“四川幫”、“河南幫”等已經悉數離去。這種傳統的垃圾回收模式更多成為這座城市老年人的專屬。

一開始，很少有人注意到這種改變。漸漸地駐守在小區裡的收購商們發現客戶隻剩下老年人；平台化回收企業在地推時發現最意想不到的阻力是老年人群體；出入辦公樓的白領子女，也在與父母就垃圾撿拾的争吵中無奈、妥協。

按照官方口徑，2021年北京正式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而2035年左右，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破4億，占比将超30%。數億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方式，将成為社會到政策層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

争取而來的生活

7年前，張貴英就是帶着“使命”來到北京，這幾乎是她所在農村所有同輩人都會選擇的生活方式——在外工作的子女生孩子後，自己就離開家鄉，啟程前往子女工作的城市負責幫忙照看孩子。

不管是否适應，他們都清楚，必須在那座陌生的城市駐紮下去。

《北京市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21）》顯示，2021年底，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萬人，其中60歲及以上戶籍人口388.3萬人。兩項數據的差距意味着，像張貴英這樣從全國各地背井離鄉來到北京的老人數量超過53萬。

哄孩子、打掃衛生、做飯幾乎占據了她在北京前三年的生活。後來，孩子上幼兒園，她就閑了下來。除了接送孩子與做飯，白天時間她變得無所事事。

她回憶起那段日子說：“子女總說讓我做點自己想做的事，享享清福。可我們做了一輩子農民，不允許自己閑着。在村裡，老了還能去種種地。在城裡，連串門聊天都變得沒可能，也不認識路，就隻能在家看電視或是在小區附近轉圈。”

也是在“使命”完成後，張貴英發現，撿垃圾成為消磨時間最好的方式。

在四年的撿紙殼生涯中，附近小區的最佳撿垃圾時間、區域，她變得了如指掌。她說：“逢年過節時，快遞紙殼就會多起來，比如前段時間中秋節，我一天撿紙殼就能賣五六十元。這時一定得勤快跑，運氣好，一個小區的垃圾桶就能撿10公斤紙殼、塑料。當然，其他撿垃圾的老人也會常常守在附近。平常則是早晚9點左右，年輕人習慣在那個時間點丢垃圾。夏天飲料瓶、易拉罐多，冬天就不用那麼頻繁地出門。”

現在，拾取紙殼收入是張貴英唯一能自由支配的資金。平常買菜以及生活費，兒子都會定期給自己。她說：“兒子給的生活費基本都會存起來，就怕萬一有用得着的地方。自己賺的錢，就給孫子買點玩具和零食。”

對于現在的生活方式，張貴英說：“談不上喜歡不喜歡，已經成了習慣。過節都是在北京度過，隻有親屬有紅白喜事時才回貴州老家一趟。”

其實，這樣的生活方式已經是她與兒子兒媳數次争吵後才得到的結果。

開始撿垃圾時，張貴英就遭到了激烈地反對。家裡人和她說得最多的就是“不缺那幾塊錢、有味道、不體面”，她也總是以“沒事可做、不需要子女幫忙、在老家，吃白飯才丢臉，撿垃圾是堂堂正正的職業”反駁。到後來，她幹脆不反駁，自己白天正常出門撿垃圾，子女回家後就安靜待在家中。

數次博弈後，她和兒子勉強達成一緻。她會盡量把紙殼放置在自己房間的陽台，回家後就換一套衣物，四五天售賣一次紙殼。下雨天和下雪天不出門，防止因腿腳不便摔傷。

因為撿垃圾，這樣的争吵也無差别地發生在李祥身上。

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籍老人，李祥在退休閑下來後，就開始了撿紙殼。他說：“在商品房小區，除業主外，小區根本不允許其他人随意出入。一個樓裡的年輕人又多，他們都有網購的習慣，丢棄的快遞盒就更多。看到了就覺得浪費，于是路過垃圾箱邊就忍不住伸手撿回家，久而久之成了習慣。”

在撿紙殼的同時，李祥也會将垃圾箱裡一些有意思的東西帶回家——從别人家彈了幾次沒用的電子琴到裝飾品、花瓶，日積月累地堆滿了客廳與卧室。

雖然與子女分開居住，但每逢周末子女帶孩子來看望自己時總會唠叨上幾句。“女兒幾乎是一回來就抱怨屋子亂，也不許孩子碰這些外來的物件，她覺得髒。有時候，她不敢直接和我說，就找我老伴兒唠叨，老伴兒又過來唠叨我。”李祥表示。

為了避免不痛快，在每年春節前，李祥都會把所有東西清理一遍再大掃除。

融入紙殼圈

作為最能直觀感受到撿垃圾老人數量的收購商，常駐北京市朝陽區安慧北裡的垃圾收購商張笛給記者列了一組數據——正常情況下，每天能收集約500公斤的廢紙殼、塑料等可回收物，以一位老人平均提供5公斤可回收垃圾計算，每天就有100位老人前來賣垃圾。

張笛介紹，這樣的數量級還隻是建立在附近有三個流動回收商戶的基礎上。“賣垃圾的基本都是住在附近小區的老人，遛着彎就把垃圾賣了，這一行基本一天碰不到3個年輕人。從廢紙、泡沫到X光片，什麼類型都有。”

因為有足夠多的垃圾回收需求，張笛甚至和街道管理人員形成一種默契，即使遠隔四五米就能聞到刺鼻的味道，在管理人員走到自己的垃圾回收貨廂車附近時，張笛就會把擺放在人行道上的數個灰褐色編織袋再次收拾整齊，一時間各種瓶罐、玻璃碰撞的聲音響起，管理人員也就自然繞道走開。

在張貴英居住的小區樓下，隻要不是雨雪天氣，常常會聚集十餘位社區裡的老人。從下象棋、打撲克牌到圍觀聊天，老人們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

對于張貴英而言，這樣的生活方式注定難以融入。她不是沒有嘗試過，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口音讓她與其他老人格格不入。“以前帶孩子在樓下玩時，還能和其他帶孩子的老人有共同話題，後來孩子上幼兒園，自然就比較少溝通。”

于是，她選擇了最能觸手可及的垃圾回收。

她介紹，在撿拾垃圾時，小區數位撿拾垃圾的老人極少溝通，但也心照不宣地形成了諸多原則——紙殼誰先拿到手屬于誰；對于一些不太歡迎非小區居民進入的小區，盡量選擇避開；從垃圾桶中翻出來的不可回收垃圾也要重新放回去，不弄亂地面；不和小區垃圾清理工直接正面競争等，因為他們在垃圾回收過程中更有話語權。

最近幾年，除了與家人說話，張貴英極少與人主動溝通。她性格從剛來北京時的好奇熱情變得越發沉默寡言，平日也會盡量安靜地出入于各個垃圾站。她表示：“因為撿垃圾習慣了獨來獨往，自然也就不怎麼和别人說話。”

其實，對于59歲的小區垃圾清理工孟祥而言，即使處在垃圾回收圈的更高層級，他也融不進周圍任何一個看似再普通不過的交際圈。

2002年，孟祥就開始負責張貴英所在社區及周邊兩個社區的垃圾桶運輸處理，附近撿拾垃圾的老人基本也都知道他的存在。他表示：“一棟高層樓基本都會有5個以上撿垃圾的老頭、老太太，他們大都是外地人。因為我幹了這活，垃圾本來就屬于我，所以他們不敢和我直接搶。我一走，他們才在垃圾桶裡扒拉。”

每天，孟祥都會在淩晨2點半起床開始一天的垃圾回收處理。進入負責的小區後，他會從半人高的塑料垃圾桶中翻找出可回收的垃圾，緊接着用人工将六個垃圾桶裝車并運往附近的垃圾回收站傾倒，随後前往下一個小區重複上述操作。因每個小區早晚需各傾倒一次，一般晚上10點他才能結束一天的工作，一年365天全年無休。

這份清潔工作每月能給他帶來2800元的收入，而賣可回收物在夏季每天能帶來50元左右的額外收入，冬季則驟降至10元以下。

他很懷念十幾年前到處能看到垃圾回收同行的日子。“那時回收的種類很多，從木頭、玻璃到布袋子，除了廚餘垃圾，基本沒有不能回收的。走街串巷上門回收或固定在某區域撿垃圾的人都有，很多人都是以此謀生，那時賣垃圾收入有時能超過工資收入。雖然競争多，但能經常碰上同鄉閑聊幾句。”

采訪中，孟祥從他的編織袋中取出多個廢品展示着回收價格的變動——當下易拉罐、塑料瓶的價格分别是1毛錢、四分錢一個，十五年前則是2毛錢、1毛6一個；紙殼則和以前差不多，多為1元/公斤，物價已經是天差地别。

因為僅靠撿垃圾掙不到錢，他的回收垃圾同行在近十年陸續離開北京。孟祥的交際圈一縮再縮，最終演變成現在把收音機播放相聲、戲曲作為唯一的娛樂活動。

被問及未來的養老生活時，孟祥停頓了幾秒後說到：“我們打工的，沒那麼多想法。因為無兒無女，也沒投奔的去處，現在的工作提供住宿。等到單位不要我時，在北京肯定也留不下來，可能就回老家找個免費的敬老院吧。”

生意與慰藉

“紙殼13塊7，易拉罐2塊5，一共16塊2，給你16塊。”“你怎麼給我16？16.5就行。”“16.2，2毛怎麼入？”“2毛也能入。”

9月22日下午，一場在張笛與老人間的價格博弈悄然發生，随後以張笛掏出16元結束争議。雖然與老人的廢舊紙殼交易常常能在2分鐘内解決一單，但這樣的價格博弈對于張笛來說是家常便飯。

張笛把這樣的小規模交易形容為小打小鬧，每公斤紙殼能賺取利潤的也就兩三毛錢，真正利潤空間大的是舊空調、舊冰箱等電器。“單靠這種一單五塊、十塊的收購紙片、瓶子，腿跑斷了都掙不到錢。你想想，一噸紙片也就掙200元，這還不算油錢、自己的房租夥食。更多是想借助這種回收模式，和老人形成固定交易模式，在他們賣舊電器時能想到自己。”

張笛把這種現象解釋為掙辛苦錢。他說，十年前行業利潤還比較高，那時流動收購的商戶更多。但現在很多區域不能随意停車在路邊收購垃圾，加上快遞包裝數量爆發式增長，每天各大小區仍有老人有大量的紙殼能供應，所以大家也就堅守着掙個200元-300元/天的辛苦錢。

作為新興崛起的線上預約、線下上門回收垃圾的平台公司，拾尚回收也把自己的用戶定位于年輕群體。平台用戶畫像也顯示，用戶基本集中在18-45歲群體之間，尤其以中青年女性用戶為主。

拾尚回收也嘗試過攻克老年群體。在發展早期，依托政府資源，拾尚回收從低值廢棄物回收開始做起，但在小區推廣的過程中，效果不太理想。

任恺表示：“我們發現，在小區裡能夠遇到的大部分用戶都是老年用戶或者比較在意經濟激勵的用戶。對于他們而言，他們更在意紙殼收購價。因為成本等壓力，我們主要給予用戶積分激勵，綠色積分可兌換禮品，相當于0.5元/公斤，而小區裡傳統收購商是0.6-1.1元/公斤。所以我們隻能轉換策略，去做線上推廣，包括通過支付寶、微博大V、微信公衆号等渠道。”

張笛表示：“老年人也弄不懂網絡回收，他們就喜歡散着步把紙殼賣了，有時我們還能幫他們做點搬家活，順帶回收舊洗衣機、舊空調等。這種人情交往是線上回收平台取代不了。但如果利潤持續這麼低，可能我們就換行了，老年人隻能去更遠的收購站賣垃圾。”

轉換策略後，效果出乎意料，拾尚回收的各個平台吸引了大量年輕用戶。當下C端用戶已超過50萬，合作的品牌企業有安姆科等30餘家企業。

在任恺看來，越來越多的案例和越來越多的法律法規顯示，傳統貿易模式在大城市尤其是市區，生存空間已越來越小。現在垃圾回收渠道更多集中在市政托底、智能回收箱以及OTO模式（線上預約下單，相關人員線下上門回收）。“比如牛奶盒、軟塑包裝等低價值可回收物，越來越多出現在我們生活中，但經濟價值很低，不足以支撐它的傳統回收價值鍊，導緻越來越多地被扔到廢棄物裡面。而OTO模式的公司都能統一回收，然後再做集成化的細分，此後分别送至下遊不同的再生利用工廠。”任恺表示。

這似乎是一個收益不多，且正在逐漸萎縮的江湖，但對于老年北漂張貴英、北京土著李祥而言，這并不僅僅是一項工作，似乎也意味着某種慰藉。

從職場退休下來後，李祥雖能無縫融進樓下交談圈，這樣的生活方式依舊沒辦法構成他白天全部的生活。30餘年工作讓李祥養成了早睡早起的習慣，每天6點多他就會固定醒來，白天困了才會眯一會兒，不困時總想下樓溜達一圈。

于是退休後幾個月，撿紙殼成為了他消遣的方式。

有時半夜醒來，李祥會下樓溜達一圈看是否有可撿的紙殼。退休頭幾年，為了能得到更高的售價，他還會積攢一定的紙殼量後，開車載着廢品去附近的幾個廢品回收站比價格。

一開始，子女強烈反對。女兒總是質問，家裡并不缺那幾百塊錢，一平米幾萬塊錢的房子為什麼要堆放着那些垃圾。“每當一說這種問題，我總是懶得回答，隻能應付着說那些東西多好。其實是，一是覺得這些東西還沒壞就扔了太可惜；二是沒處打發時間。我沒有什麼愛好，不下象棋、不打麻将、年紀大了眼睛有點老花眼也很少刷視頻。平時就我和老伴兒倆人，日子長了，自然覺得無聊。”李祥表示。

現在，李祥為了減少子女的抱怨，選擇将紙殼堆放的位置轉移至老人代步車上，裝滿一車後就會去售賣一次。幾年前，這輛車的功能還停留在接送孫子上幼兒園。

李祥說：“我挺喜歡撿紙殼這件事，感覺精神也好了很多。平時愛吃的糕點、牛肉基本都是靠賣廢品的錢買的。除看病買藥外，基本可以不動自己的退休金。”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笛、李祥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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