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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小鎮鴿子

寵物 更新时间:2025-08-21 16:53:50

  我沒寫過影評, 也不會寫。因為電影不同于小說,涉及到畫面、色彩舞蹈、音樂、等諸多方面的綜合性藝術。我不懂那些知識,平時看電影也都是囫囵吞棗,能看出個主題和人物已經不錯了。

  但新看了《瘋狂的小鎮》這部電影,對裡面的二個鏡頭:鹦鹉和鴿子,大有感慨,很想說道說道。電影雖拍攝于35年前,但裡面的人物表現仿佛就是今天,就是眼前的人和事。觀後很佩服作者的敏銳和構思,欽佩其對社會領悟的如此深刻。

  電影小鎮鴿子(電影瘋狂的小鎮裡面的二個鏡頭)(1)

  故事發生在玉岩鎮,“玉岩”二字,暗喻“寓言”。

  鎮上的女廣播員是一個喜歡到處散播流言的人。隻要是聽到一點事情,她就到處去說,而且還添枝加葉,有聲有色。那天天氣炎熱,有人說,昨天從天上掉下來一個火球,似乎在說明天熱引起的後果。她就對高鴨子(賣雞和鴨子的)說,昨天從天上掉下的火球,把鎮上一棵古樹都給劈着火了,太可怕了。高鴨子轉眼就告訴了打鐵的,然後全鎮的人都知道了。鎮上很多人聚集在大樹底下議論着。最初的天上掉下火球,在衆人口裡變成了誰家兒媳不孝順被天上的雷給劈死了。

  一日,鎮上來了兩位攝影師,他們向王老師打聽在哪裡可以看到日出,王老師指着西邊,還說了在淩晨可以看到海潮。女廣播員聽到後,又四處散播,這次說成是淩晨要地震。一傳十,十傳百,地震的消息擴散得越來越廣。

  電影小鎮鴿子(電影瘋狂的小鎮裡面的二個鏡頭)(2)

  大家開始慌了。有人還說,王老師正在搭防震棚。大家組織一批人來問王老師,其實王老師是在給自己家女兒搭臨時住幾天的棚子。可是大家都不相信,還說王老師前幾年被整怕了,上面沒有文件他是不敢說的。 就這樣,一場由一句無中生有的流言引起的所謂地震就變成真的了。

  聽說要地震,全鎮都亂了套。供銷社、供電社、糧站等各個機構積極參與到防震當中,耗費了大量的物資。倒賣的,弄權的,推卸責任的,各色人等輪流登場。

  對于群衆的以訛傳訛,影片也描繪得惟妙惟肖。“謠言止于智者”,可是瘋狂的小鎮上沒有一個智者,唯一一個不相信有地震的人,大家稱其為瘋子。

  ZF不作為,工作時間崗位上找不到人。災害沒有發生,次生災害反而造成嚴重損失。最後上級部門來調查時,把所有原因歸結到一位無辜的老師身上,以及統一口徑,不要告訴人民真相。

  這部電影的嘲諷意味很濃。無論是主題思想,還是鏡頭、台詞及人物都顯而易見。其中鹦鹉和鴿子二個鏡頭的設置頗有深度和耐人尋味。

  電影小鎮鴿子(電影瘋狂的小鎮裡面的二個鏡頭)(3)

  鏡頭一:質問王老師的幹部前面擺放的是一隻鹦鹉。

  我們都知道鹦鹉學舌這個成語。這鏡頭就是暗喻領導就像這鹦鹉,隻知道“奉命行事”。上面怎麼說,我們下面就這麼做。不用思考,不用調查真相,不用考慮法律和制度。聽從和傳達上級指示,按照上司的旨意辦事,這是最保險的為官之道。這樣可以保住他們的工作和前程不受影響。可都這樣做,都如此不負責任,必将會給國家和集體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一場流言引起的災難,造成的浪費十分巨大:防震棚十萬個,莊稼260畝,菜地50畝,烙大餅用糧20萬斤,老人婦女小孩受傷百人,剛拜完堂的新娘始終不見。

  再想想大躍進時期“畝産過萬斤”等的恣意吹牛。層層瞞報,層層欺騙。為的是給自己貼金,為的是自己的成績,為了自己能得到提升,這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騙的是國家,騙的是黨。這些領導幹部連最起碼的誠實品德都沒有。這是對黨忠誠嗎?這是為黨工作嗎?如此彌天大謊,造成了4000萬人餓死的災難。可誰坐牢了?誰撤職了?最終還不是由老百姓買單?談到責任,都這麼做的啊?處罰誰呢?法不責衆。再則,都是按照上級的指示做的啊?至于是否觸犯了法律和規則,是否符合真實情況,在權力面前這些都是那麼黯然無光。

  權力使人着魔,也使人堕落。一批批腐敗分子的浮出,無一不是權力使然。權力離開了法律的掣肘和監督,真相就難以大白。就如同封建皇帝可以恣意妄為。偶有清醒和敢說的,也是下場可悲。比如彭德懷,當全國高唱大躍進之歌時,他親自而真實地考察使他憂國憂民。他及其認真且滿懷希望寫出的建議書,不但不能扭轉瘋狂,還遭緻了被打倒,被批判的厄運。建議書成了“右派分子向黨的猖狂進攻”。也正是這種氛圍的延續和蔓延,官場成了獨斷專行的家長。由此滋生了官僚和腐敗的土壤。全民崇拜權力,導緻權利政治和奴隸政治。群衆也都學着見風使舵,一窩蜂地跟着衆星捧月和落井下石。

  電影小鎮鴿子(電影瘋狂的小鎮裡面的二個鏡頭)(4)

  鏡頭二:在王老師的面前是2個裝在籠子裡的鴿子。

  籠子裡的鴿子,分明是在暗喻對知識分子的禁锢。我們都知道“胡風反黨集團”和右派丁玲等被打倒的一批老作家,還有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的稱謂。知識分子被關進籠子,進行勞動改造。不能說話,沒有自由,由人民群衆監督。

  胡風是三十年代追随魯迅的左翼作家,《十月》雜志總編。丁玲是第一個到延安的文人,擔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堪稱紅色作家。可他們的遭遇我們有目共睹。胡風坐牢27年,丁玲被發配東北勞改20年。人生被摧毀,才華被泯滅,國家也遭受了文藝匮乏的精神荒蕪。

  我成長的年代沒有文學,沒有文藝刊物,隻有兩報一刊。文藝就是為政治服務的宣傳工具。有書記載,1955年5月25日,文聯和作協召開700人的聯席會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會上有二十幾名代表發言,内容一緻,都是重複郭沫若宣布的那些胡風罪狀和開除其職務的建議。在鼓掌聲中,有一個人沒有鼓掌——呂熒。他本着正義和真相舉手要求發言,然後走向主席台給大家鞠了個躬。他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胡風是認識問題,不能說是反黨、反革命”。這個看真相不看風向的作家、文藝評論家,當即被趕下台,後被送去勞動改造,直至死在了監獄裡。

  呂熒,這個已經被裝進籠子的知識分子,在權力的風向标面前,你的微弱呼聲和事實真相,怎能不被席卷而來的狂風巨浪所吞噬?

  我時常想,張愛玲是有遠見的。她如果不出國,要比丁玲悲慘得多。首先是舊貴族出身,又是漢奸妻子,小說《秧歌》裡還寫“共産黨幹部将其吊起來打”,這些還不足以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一個作家,離開了他熱衷的寫作事業,精神何以承受?又何談價值和人生?這一切都是權力惹的禍。人的生命隻有一次。人權隻有在法制的保護下才有安全感。當權力淩駕于法律之上時,各種悲劇就會不斷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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