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是一個屬于中國古代名士的時代。他們潇灑恣意，磊落灑脫，意氣風發，成群結隊地走上時代的舞台，把生命活成了詩。

　　《魏晉名士志》細數28位魏晉風流人物，品評他們的智慧、文才、性情，賦予“漂亮”以新的定義，從美學角度和精神價值審視這些人物，講述他們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并揭示其背後的時代複雜性。

　　以下摘自書中内容。有删節。

　　《魏晉名士志》肖能 著學林出版社

　　自序：生命美感

　　本書所談的，是從漢末迄于東晉近300年間的28位知名人物，他們分别為狂士、哲人、才子、談客、顯宦、貴戚、枭雄、高僧、隐者；而在寬泛的意義上講，似乎又可以統稱為名士。

　　名士的集中出現，是這個曆史階段的一個突出現象。每個曆史階段，都會産生能夠代表其特定精神風貌的人物類型，戰國秦漢之際，便是遊士的天下，他們雄辯滔滔，縱橫捭阖，慷慨悲歌，意氣風發。而魏晉時期，則是屬于名士的時代。

　　何謂名士？

　　從字面上講，即有聲望的人、知名之士。不過在魏晉時代，名士的内涵要豐富且複雜得多，它當然包括聲望，又絕不止于聲望。大緻來說，能被稱為名士的人，在他身上，應該體現出一種精神的屬性——“風流”。常言道，真名士自風流，“風流”乃名士之所以為名士的本質特征。“風流”，用直白的話來講，就是美，就是漂亮。所以名士，也就是漂亮的人。

　　從“漂亮”來審視人物，乃魏晉時代精神開辟的一個新方向。因為它超越了對人物習以為常的實用評價和道德評價。也就是說，在魏晉，看人的眼光和以往乃至以後的時代有一個根本的差異，就是不把人的有用性或者德行作為衡量人物價值的主要标準。這個時代發掘出了評價人物的審美視角，視活生生的人為無與倫比的藝術品；一個人美不美、漂不漂亮，比有沒有用、有沒有德，似乎要有意義得多。

　　當然，這裡的“漂亮”，不是說顔值高就行，盡管名士群體中的美男子比比皆是。事實上，在魏晉名士中，身材矮小、容貌醜陋、奇模怪樣的并不少見。如竹林七賢中的劉伶、王戎，西晉文士左思，東晉高僧支道林等，他們的外貌毫不起眼，然而均是公認的潇灑逸群的名士。

　　顔值，并不是魏晉人所理解的人格之美，活法才是。是的！漂亮其實是一種活法，是一種生存方式，是人因應變化無常的世界的根本态度。

　　漂亮是人因應變化無常的世界的根本态度

　　阮籍每每駕車至途窮的境地則恸哭不已，他體會到了無路可走的悲哀。但即使無路可走，名士們也堅持步履的從容、身姿的優雅和神色的恬然；哪怕最終頹然倒下，像嵇康，是“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仍要給世界留下一個美麗的、可供追懷的姿态。

　　漂亮，還來自生命詩意的洋溢。

　　對生命作道德的限定，或者作實用的加工，都會破壞生命應有的美感。名士們則采取順其自然的态度。他們有玄心，以超功利、越是非的立場徜徉于山水之中；他們有深情，毫無拘謹地把内心的感動傾瀉無餘；他們有智慧，用清談等辯論活動來展示他們理性思索的廣度和深度。他們還很率性，從心所欲，想到做到，而不考慮逾不逾矩。他們一般皆有良好的文藝修養，能文善樂，但他們的人生姿态其實就是他們自己最好的作品。

　　漂亮，也是源自人對自身價值和尊嚴的體認、維護。

　　“我與我周旋久，甯做我”，是東晉名士殷浩回答枭雄桓溫的名言。這句話也可看成是名士們的普遍所求。他們堅持個體的獨特性，從個體的立場出發，重新界定個體和世界的關系。雖然他們不一定皆能如願，既會遇到外力的壓迫和裹挾，也會受制于自身的個性和欲望，但他們從不失去對自己的鐘愛。

　　名士們選擇了這種生活方式，有其曆史的原因。

　　這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威脅人之生存的因素，如疾疫的流行、戰争的頻繁、權力的争奪等一起湧現，使他們普遍體會到生命的危淺、存在的短促和意義的消解。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的心靈自然敏感而慮深，惶恐而累多。

　　如果還要堅持自我的價值，那麼人所能把握的，就是令自己在任何情況下看起來都不能那麼醜陋，不那麼狼狽，不那麼卑微，不那麼肮髒，不那麼難堪；就是要令整個人都能漂亮起來。這是人自己所能選擇和堅守的。唯有漂亮，人身上才散發出無限的生氣與活力，其存在方有光彩。

　　嵇康：龍性難馴

　　嵇康臨刑前的情形，宛如一幅凄美的畫卷：他神色不變，并沒把生命的即将隕滅看成多大的事，回頭望了望落日餘晖，便要了把琴，彈奏一曲《廣陵散》。曲終，後悔當初沒把曲子教給袁準，如今曲子在他手上失傳，竟成絕響。嵇康長得高大，風姿潇灑，用好友山濤的話來描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日影下彈琴的嵇康，其姿态一定格外優雅，令周圍的人悲憤莫名。

　　嵇康撫琴，知音難尋

　　從某種意義上講，嵇康的遇害，是他性格使然。嵇康的悲劇，是性格的悲劇。若說到嵇康的性格，這就要從嵇康的人生追求開始說起。

　　嵇康推崇的生活狀态是“放”。

　　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說：“近讀老莊，重增其放。”“重增”兩個字，說明嵇康本有的“放”的傾向被老莊思想所強化而自覺。不是老莊的流行使嵇康們意識到“放”的可貴，而是嵇康們“放”的本來傾向就在這裡找到了思想的共鳴，從而促成了老莊的更加流行。所以，《道德經》和《莊子》能成為魏晉時代名士階層的必讀書，是因為這兩本書從思想上支持了名士們好“放”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無疑，懸置了是非、利害和善惡的率性式理想生命狀态，在藝術和審美領域内才有最完整的、無限和純粹的呈現。

　　嵇康恰在文藝上造詣極為精深。

　　他有音樂修養，既善于彈琴，同時對琴藝也有精當的理解。

　　他的《琴賦》以豐富、細緻的感觸描摹了抽象的音聲，琴于嵇康而言，不僅僅用于表達情志，還與他熱衷養生有關，能夠導養神氣，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精神體驗。

　　魏晉時代，書法大興于世，善書的名士比比皆是，幾成必備的技藝；嵇康自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書到唐代仍有流傳，據藏有其作品的懷瓘在《書斷》中說嵇康尤善于草書：“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張彥遠的《曆代名畫記》還提到了嵇康的畫作。

　　特别值得一說的，是嵇康的詩歌。如他著名的送兄長嵇喜從軍的組詩，把他所向往的随性、灑脫、清新、超然、自在而又富于生機和情味的生活方式寫得極其動人。

　　如果從藝術和審美的領域中退出來，從詩所營造的想象空間中抽身，在俗世生活中，嵇康所能獲得的他所想要的生活方式就是“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雖在人境，卻與熱鬧的俗世盡量疏遠；或者說退出公共空間，把生命的全部放在私人空間中。即使生活清貧，也趣味盎然。因為，有子孫可以教養，有親友可以談心，有濁酒可飲，有瑤琴可彈。這樣的生活，雖簡單，但充滿人情；雖清寂，但足夠自在。人情則有味，自在則無累；既有味又無累，就是嵇康的所欲、所求。

　　即使是像這樣與世無争、甘于淡泊的區區志願，嵇康也無法實現，原因就在他的性格。

　　嵇康自我評價是“促中小心之性”，又說自己“促狹”，總之是容易激動的性格。嵇康具體說：“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即性子剛直，厭惡一切醜陋的現象，說話輕率而直接，遇上看不過眼的事情就要發作。

　　如果嵇康平淡無奇也就罷了，可他的名望太高，使當政者不得不正視他的存在；他的人品太峻潔，使當政者不免忌憚；他對于種種不堪之事的言論太犀利，使當政者有所不安。嵇康既不願妥協、接受好友山濤的舉薦接替其職務，又學不了阮籍的口不論人過，所以，盤旋在他頭上的災難便擇時降臨。至于罪名，總是好羅織的，即使沒有，也可憑空生造。嵇康被牽連到好友呂安的一樁家庭糾紛中，一直暗中注視着嵇康舉動的政治鷹犬覺察到該事件的利用價值，如願以償地把火引到了嵇康身上，安上為嵇康度身定制的罪名。

　　南朝劉宋的文學家顔延之有詩寫嵇康：“鸾翮有時铩，龍性誰能馴。”這句寫嵇康最好，他執拗地堅持自己高貴的天性，拒絕任何馴服。

　　阮籍：吟嘯窮途

　　阮籍，是魏晉時代最大的名士，大到他的名字就成了一類人的象征，成了一種人生姿态、一種活法的符号。

　　如果要用一個情節來描繪阮籍的精神風貌，或許是這樣的吧：一時興起，拉起缰繩，駕着馬車，一路狂奔，到了盡頭，走不過去，仰天長嘯，失聲痛哭，掉頭轉回。這個情節極富于象征意義，阮籍對人生的認知是無路可走。

　　阮籍駕車，窮途之哭

　　為什麼人生無路可走？

　　因為這個世界，在阮籍的眼中，早已被俗不可耐的庸人，狡詐奸險、工言善說、假模假樣的虛僞之徒，還有成天闆着面孔、規行矩步卻一點趣味也沒有的所謂正人君子給占滿了。這些人把世界弄得亂糟糟、髒兮兮。在這樣的世界中，哪裡有幹淨、清新的出路可走呢？

　　那種端正不可方物、動辄以禮壓制異己的名教中人，簡直令阮籍望而生厭。

　　阮籍刻畫過這類人的面貌：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顔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内滅芬芳。放口從衷出，複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态愁我腸。

　　“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鹹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頌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為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

　　司馬氏有個心腹，叫何曾，是個典型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言的“洪生”。“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連對妻子都如此盡禮，何況是對他人！更何況是對違禮者！他曾經當着司馬昭的面質問放蕩不羁的阮籍：“你放縱情欲，違背禮制，是傷風敗俗之人。”名教的鋒刃，已然接近阮籍的脖子。司馬昭趕緊打圓場，為阮籍緩頰。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還論阮籍“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将軍保持之耳”。

　　人假正經也就罷了，最多敬鬼神而遠之，如果遭逢虛僞狡詐之徒，那就令人不寒而栗。阮籍作過《猕猴賦》，為此類人畫像：

　　“體多似而匪類，形乘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内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幹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眒兮，似巧言而僞真。”

　　如大名鼎鼎的鐘會，正是如猕猴般聰明而褊淺的人。鐘會曾多次拿時事來問阮籍，想探明阮籍的政治态度，好為阮籍度身定制罪名。阮籍是個明白人，以醉酒避開與鐘會的交談。

　　其實，就算沒有上述各色人等來煩心，這個世界本身也足夠令人煩的了，因為幾乎一切現成的生存方式，一切現成的活法實際上都短暫而易變，都沒有終極的意義。

　　阮籍有詩，“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榮衰的轉變是必然的，有繁華，就有憔悴。誰能自免于無常？

　　所以，“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看似如金石一般堅硬的情誼，也有輕絕之時。

　　“膏火自煎熬，多财為患害”，山木自寇，膏火自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多财則多害。

　　“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追求聲名可以圖不朽嗎？但是遮山蔽岡的丘墓告訴人們，在無限延續的時間面前，榮名的光芒是微弱的。

　　“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榮名沒有價值，聲色犬馬又豈能帶來真正的歡娛！

　　“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不要以為行為高潔就足以保全性命，它反而會傷害自己。

　　像以上所說的情、财、名、聲色、高行等世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在阮籍看來，都不值得去追求。即使不考慮生命的目的，單純考慮生命的形式；不考慮生命的厚度，單純考慮生命的長度，也沒意義。阮籍說：“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人們都想延年益壽，都想活得更久一點，可是延年又如何呢！

　　阮籍是驕傲的，可是曆史讓他生活在一個庸人雲集而天下又多故的時代，在可能的範圍内，他以放達的姿态率意地超越庸俗，卻有時不得不為保全自己和家族而低首下心，于是有了無路可走的苦悶和惶惑，隻能在這亂世中放聲吟嘯。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

　　來源：作者：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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