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勇近些年，關于文學書寫中的地方性是一個熱門話題，這當然與“地方知識”的提倡有關，同時也是現代化進程加快甚至全球化邏輯所帶來的全球化進程及其加速時代的推進，使得空間作為一個重大議題凸顯出來其中，地域、地方、邊緣等範疇，也顯示出其應有的熱度這當然與上個世紀尋根文學提倡者們眼中的僻遠、邊地和蠻荒等範疇截然不同——雖然它們都看似是家族相似性概念，甚至也不同于民族性這一範疇這其間，也有另一些相關的概念被不斷提出，比如“南方寫作”，最近幾年“新南方寫作”也成為談論甚多的範疇說其不同是因為，今天提出的邊緣、地方和地域等範疇，是全球化的觸須深入到中國的角角落落後的産物，而前面提到的邊地，甚至南方等範疇，則是與全球化進程在中國尚未顯示其威力時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息息相關簡言之，邊地、蠻荒和南方，相對的是中央、文明、北方，就是說，這些概念是内在于一系列截然對立的二元對立範疇中的，是大一統的嚴整秩序的邊緣地帶而一旦提出地方、邊緣，甚至“新南方”的時候，它們所對應的“他者”則并不是顯而易見且固定不變的了地方所對應着的“他者”，既可能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甚至還可以是紐約、東京或倫敦等等但“新南方”在今天，卻包括那些新的非地方空間，諸如廣州、深圳，甚至香港和澳門可見，當我們在今天說着邊緣、地方的時候，其所展現出來的是一個動态的過程，這既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關系之顯現，同時也是與空間關系的變動相關的文化身份、身份認同，甚至群體認同等聯系在一起的，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地理學與文學的聯系?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地理學與文學的聯系

　　作者：徐 勇

　　近些年，關于文學書寫中的地方性是一個熱門話題，這當然與“地方知識”的提倡有關，同時也是現代化進程加快甚至全球化邏輯所帶來的。全球化進程及其加速時代的推進，使得空間作為一個重大議題凸顯出來。其中，地域、地方、邊緣等範疇，也顯示出其應有的熱度。這當然與上個世紀尋根文學提倡者們眼中的僻遠、邊地和蠻荒等範疇截然不同——雖然它們都看似是家族相似性概念，甚至也不同于民族性這一範疇。這其間，也有另一些相關的概念被不斷提出，比如“南方寫作”，最近幾年“新南方寫作”也成為談論甚多的範疇。說其不同是因為，今天提出的邊緣、地方和地域等範疇，是全球化的觸須深入到中國的角角落落後的産物，而前面提到的邊地，甚至南方等範疇，則是與全球化進程在中國尚未顯示其威力時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息息相關。簡言之，邊地、蠻荒和南方，相對的是中央、文明、北方，就是說，這些概念是内在于一系列截然對立的二元對立範疇中的，是大一統的嚴整秩序的邊緣地帶。而一旦提出地方、邊緣，甚至“新南方”的時候，它們所對應的“他者”則并不是顯而易見且固定不變的了。地方所對應着的“他者”，既可能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甚至還可以是紐約、東京或倫敦等等。但“新南方”在今天，卻包括那些新的非地方空間，諸如廣州、深圳，甚至香港和澳門。可見，當我們在今天說着邊緣、地方的時候，其所展現出來的是一個動态的過程，這既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關系之顯現，同時也是與空間關系的變動相關的文化身份、身份認同，甚至群體認同等聯系在一起的。

　　明乎了這點，我們就能有效把握肖慶國在《“邊緣的崛起”：逃離與重返及其限度》一書中所做的“文學桂軍”的相關研究的意義所在了。就這些成果的方法論和理論基礎來說，當然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學地理學的成果，但“文學地理”意義上的“文學桂軍”在他這裡，更多隻是一個暫時使用的非本質化的範疇。因為他充分意識到一點，即随着時代的向前推進，“文學桂軍”越來越難成為一個本質化的概念，越來越難作固化的理解。這是他通過考察“文學桂軍”的曆史脈絡後發現的複雜狀況。最簡單的例證就是，有些作家，比如黃詠梅，雖然籍貫廣西，但她後來客居廣州多年，之後又移居杭州，她的書寫（包括小說和散文）中，主人公們的生活時空也有變遷——從廣州到杭州——但廣西作為一種精神“記憶”，仍始終貫穿于她的創作之中。再比如說田耳，原來是“文學湘軍”的代表作家，後來被命名為“廣西後三劍客”的重要代表，他移居廣西後創作的作品也越來越具有“桂軍”的成分。

　　這種複雜情況，顯然都是“文學桂軍”這個稱謂所不能簡單包容的。肖慶國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展開，但他沒有把“文學桂軍”本質化，也沒有固化，而是把這一範疇置于一種吉登斯意義上的“脫域”和“再嵌入”的複雜關系中考察。因此，他充分注意到了“邊緣”和“中心”、“逃離”和“重返”之間的複雜關系。他傾向于認為，作為“身份确認”的廣西，除了文化認同和語言的地域性之外，可能更多體現為一種有關“地域”廣西的“記憶”了。但恰恰也因為是“記憶”，它對廣西作家的創作的影響，就可能是隐而不彰，但也可能是持久而綿長的，因此不可忽略，值得重點研究。因為很顯然，“記憶”在全球化的時代的今天，同樣也是一個動态的範疇，既與地域有關，同時也是曆史和文化的構成部分，甚至可以演化為“記憶政治”之命題。

　　應該看到，“脫域”和“再嵌入”之間的關系，是當今文學地理學研究中的一個難題。因為當文學地理學這一範式提出來的時候，全球化進程并不像今天這樣明顯，呈加速之勢。在文學地理學的提倡中，地域、語言和文化是密切勾連在一起的，其中涉及到身份政治、文化認同等多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圍繞着地域/地理空間的獨特性而展開。但問題是，當地理空間變得面目全非，而依附于其上的人已然風流雲散時，或者說當空間旅行變得日益頻繁，定向的流動（比如說從邊緣到中心的流動）卻并沒有真正改變時，地理空間與人之間關系的穩固性作為一個問題就被提出。就文學表現而言，則是如下這些問題的日益凸顯：視角的遊移、身份的轉變、地域認同的多面性，甚至主體建構的困境等等。肖慶國從“記憶”的角度切入，眼光獨到且深刻，雖然書稿沒有把相關議題充分理論化，但他把這個話題提了出來，做出了屬于他自己的思考，殊為不易。

　　因此可以說，肖慶國的《邊緣的崛起》既可以看成是文學地理學的成果，但其實也是近些年來關于文學的地方性議題的重要收獲。肖慶國把“文學桂軍”放在了全球化時代的地域書寫的層面分析，既指向了小說作者/主人公們的桂系身份、桂系意識，更指向了全球化進程中主人公們（甚至包括作者在内）在歸屬和逃離間的糾纏，而這些都是圍繞着廣西這一文學空間而展開的。基于這一認識，作者采用了“守望”和“确認”等說法，但同時又把它們放在“記憶”的變遷和空間流動的動态關系中，作者一方面嘗試把他的研究對象、研究主題固定化，一方面又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固定化的不可能，兩者之間的張力關系構成了這一著作的獨有特色。應該說，這是有限度意識的研究成果，當然也體現出了作者的清醒意識。相比那些帶有或顯或隐的價值預設的研究成果，這是否是其難能可貴之處？（徐勇)

　　原标題：文學的地方性與地理學——評《“邊緣的崛起”：逃離與重返及其限度》

　　來源： 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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