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笈七簽》卷二：“天地改易，謂之大劫。”

　　台前 1642年，離明朝覆滅還有兩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軍包圍開封。明朝大廈将傾。

　　開封告急，情急之下，崇祯重新啟用孫傳庭，授予他陝地軍政大權。

　　到達潼關之後的孫傳庭誘殺了飛揚跋扈、畏戰不出的賀人龍，整饬軍備，擇機出關剿滅李自成。

　　早在多年以前，孫傳庭曾将李自成打得潰不成軍，隻剩一十八騎。盡管此次闖軍有四十萬之衆，但孫傳庭信心滿滿，所慮的是軍中的糧饷不足和接連爆發的瘟疫。盡管朝廷多次催促出戰，但是孫傳庭按兵不動，不敢貿然出關。

　　孫傳庭知道，如果再久拖不戰，勢必會引起崇祯的懷疑，不但前功盡棄，而且自己性命難保，但對于糧饷的不足和疫情的擴散，孫傳庭焦頭爛額，束手無策。

　　此時，遊醫吳又可來到潼關投奔自己的授業恩師趙提領。

　　趙提領在孫傳庭營中擔任醫官。面對洶湧的疫情，吳又可認為軍中瘟疫不是傷寒，不能墨守成規的按祖師爺的《傷寒論》抓方醫治。吳又可的這番大逆不道的言論引起老師的不悅，勒令吳又可不可跟随自己去軍營醫治。

　　地方鄉紳設宴款待孫傳庭，但對孫傳庭募捐軍饷的請求置若罔聞，這令孫傳庭對地方鄉紳非常不滿，心中暗暗動了殺機。

　　心灰意冷的吳又可遊走在鄉間，意外在一處村莊發現了瘟疫的傳染機理。

　　返回軍營的吳又可得知自己老師感染瘟疫去世後悲傷至極。孫傳庭聽聞吳又可有醫治瘟疫的辦法，便讓他留在軍中放手一搏......

　　這就是影片《大明劫》，一部深重的發人深省的現實主義曆史片。

　　幕後 《大明劫》是學院派導演王競2013年的嘔心瀝血之作。全片耗資3000萬，拍攝耗時52天，動用群衆演員500人。王競戲稱這是他拍過的最貴的電影。

　　王競是1966年生人，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擔任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王競擅長拍攝紀錄片和現實題材作品，他所導演的5部作品已被中國電影博物館作為個人作品系列收藏。

　　為了拍攝這部影片，王競用了一年的時間，和美術、服裝、道具團隊一起研究影片中的細節，一點點的打磨出曆史感。從影片的色調和攝影風格來看，曆史的質感非常厚重。

　　影片中的道具佛朗機炮，甚至被中國電影博物館收藏，可見影片的制作精良和考究。王競要求影片所有的道具必須要符合真實曆史的細節，就連“明粉”看過都心服口服。

　　編劇謝曉東打磨了劇本兩年半，嘔心瀝血。謝曉東并非科班出身，起先學的是化工，後去美國留學，畢業後在一家醫藥公司研發西藥。業餘時間的謝曉東喜歡研究中醫曆史，回國後幹起了編劇這一行，做起了制片人。

　　兩人之前合作過《無形殺》，這一次在《大明劫》的合作也是水到渠成。謝曉東終于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在王競的手中得以實現，攜手拍出一部文藝和商業兼顧的作品，打造一部現實主義形式的曆史片。

　　由于資金的緊張，戰争戲隻用了四天拍完，也就是片頭呈現的開封攻城戰。

　　這場戰役是整個影片的大前提，必須要拍好。

　　于是這場戰役動用500名群衆演員參演。王競為了節約成本，盡量減少重複爆破，戰争場面的拍攝基本都是一氣呵成，成片的效果也是極佳。

　　王競在吳又可選角的第一人選就想到了馮遠征。

　　馮遠征為了演好這個表面波瀾不驚但是内心很複雜的人物，反複研讀史料和劇本，并壓抑自己的表演張力，成功塑造了一個懷才不遇又渴望學以緻用的遊醫形象，給觀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片中飾演孫傳庭夫人的馮波，從小練習小提琴，她為了影片中短短的撫琴鏡頭自學古琴，演出了大家閨秀的氣度。

　　飾演趙提領的錢學格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将為人師的那份氣度拿捏得相當準确。

　　青年小生餘少群飾演的崇祯皇帝和馬精武飾演的鄉紳雖然出場不多，但渾身都是戲。

　　影片還請來日本的爵士女王小野麗莎用中文獻唱了片尾曲，純美缥缈的聲線讓沉重的影片有了一種溫柔的母性。

　　影片獲得了第九屆中美電影節最佳影片獎。

　　盡管在票房上不理想，但我敢說中國電影史一定會留下它的一席之地。

　　因為它揭開的正是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的傷疤。俗話說：好了傷疤忘了痛。隻有痛過才會吸取教訓，才會以史為鑒。

　　吳又可與孫傳庭 在曆史上吳又可的記載寥寥數語，蘇州吳江人，曾為遊醫，著有《瘟疫論》。

　　明末中國正經曆小冰川，旱災頻仍，土地兼并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外有女真犯邊，内部官員腐敗，明朝正面臨着生死存亡的考驗。

　　此時瘟疫大流行，更是雪上加霜。

　　據蘇州縣志記載，明末蘇州23萬戶僅剩5萬戶；北京60%人口死于瘟疫。崇祯在位17年，瘟疫橫行15年，明朝人口死了近一半。

　　明滅亡前一年，也就是1643年，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殓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時，瘟疫中的守城明軍“鸠形鹄面，充數而已”。曾經被明朝正規軍打得東躲西藏的李自成就這樣輕松攻占了北京。

　　吳又可的家鄉也沒有逃過此劫。

　　據《吳江縣志》記載：“當時（明末）連年瘟疫流行，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者。”用“醫聖”張仲景的《傷寒論》應對瘟疫，不僅無效而且經常越治越泛濫。

　　謝曉東的靈感即來源于此。

　　影片中吳又可和孫傳庭的相遇是編劇謝曉東的“合理假設”。他認為，陝西和山西的交界處是病源，吳又可遊醫至此，在軍中積累醫治經驗，寫出了《瘟疫論》這樣的巨著。

　　吳又可性格狂放不羁、不拘小節，在太醫院看不慣那幫庸醫的争鬥，辭官做了遊醫。正是他的這種性格讓他不迷信權威，打破常規，用全新的視角開創性的提出病毒傳播的觀點。

　　但吳又可這樣的人在當時的醫學界深受排擠，反對權威就意味着會被主流圈子所不容，曆史上這些敢為人先的先驅往往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孫傳庭也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孫傳庭雖掌控軍政大權，但卻是文人出身，有着知識分子的傲骨。面對國家危亡，孫傳庭有着為國捐軀的大義，但他時刻感到非常的孤獨與無助。

　　崇祯不相信他，朝廷中有反對他的勢力，地方豪強處處掣肘，令他無比煩惱。

　　我投筆從戎十幾年，我到底為誰而戰？

　　吳又可救人，孫傳庭救國，兩個人雖然目标不同，但究其原理卻又異曲同工。

　　夜間帳篷外，吳又可和孫傳庭的一番對話意味深長。

　　孫：就我粗通的醫道，大黃乃虎狼之藥，我看你給那些重症病人用量之大，這個中道理可否告知一二？

　　吳：重症用險藥，铤而走險方有生機。

　　孫：若有差錯，該如何？

　　吳：這世上什麼藥都有，就是沒有後悔藥，當斷則斷，錯過一線生機，就生死兩隔了。

　　孫：說的好，用藥如同用兵，需有膽有識。

　　吳又可敢用大黃是為了去邪氣。

　　孫傳庭殺人則是正人心。

　　天下糜爛，百姓從賊，皆因饑餓；百姓饑餓，皆因無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是什麼，人心就是糧食，就是源源不斷的兵源；這就是為什麼他李自成可以輸個十回八回，而我孫傳庭連一回都輸不起。

　　吳又可并非不理解孫傳庭的良苦用心，隻是他知道自己治得了瘟疫卻治不了這個積重難返的國家，既然大明朝在劫難逃，何須苟延殘喘。

　　孫：又可兄，容我私問一句，你覺得大明朝氣數已盡了嗎？

　　吳：《黃帝内經》有雲：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曆朝曆代都是始興終衰，其中道理，又可以為：皆是重馭世之術，輕經世之道。我朝積弊已久，非一味猛藥可以痊愈。

　　孫傳庭何嘗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為臣着别無選擇，隻有報效國家，馬革裹屍，哪怕這個王朝氣數已盡。

　　他隻能無奈的感慨：亂世難為，我能信你，誰又能信我呢？

　　結語 《大明劫》這部電影讓我們看到，依舊還有堅定有情懷的電影人在努力記錄和反思我們的曆史，這是為這部電影的工作者所驕傲的地方。

　　去年《流浪地球》上映的時候，筆者說過：回首過去，我們明白今天建立在昨天；遠眺未來，我們才能将步伐邁得堅實。

　　謝曉東對采訪他的記者說過一句話： “SARS的嚴重程度遠遠比不上明末的瘟疫，如果現在再來一場那樣的瘟疫，我們會不會比大明強呢？”。

　　《瘟疫論》書中所記經方“達原飲”用于治療非典收到了奇效

　　居安思危，将賦予我們戰勝災難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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