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21期，原文标題《最近浮出水面的“美麗公主”》

　　對達·芬奇原作的論證一直是大衆關注的熱門話題。

　　特約撰稿/龔之允

　　2011年11月7日，英國倫敦國家美術館展出的《抱銀貂的女子》

　　20世紀學術界一直在争論《抱銀貂的女子》是否為達·芬奇真迹，因為這幅畫直到1889年才作為達·芬奇的畫作出現于出版物中，又直到現在才塵埃落定，被普遍認為是真迹。

　　21世紀則有兩幅作品浮出水面，被認為是新發現的達·芬奇作品。關于這兩幅作品的情況，《三聯生活周刊》曾刊登文章介紹過。其中一幅是《救世主耶稣》，這幅飽受争議的作品現在榮升為史上最貴的藝術拍品，被阿聯酋的阿布紮比盧浮宮宣布作為鎮館之寶而收藏，但此後卻下落不明；另一幅則是《美麗的公主》三彩羊皮卷手繪肖像，牛津大學的藝術史學者馬丁·肯普在2012年曾出版過專著論證這是真迹。但在2017年，英國有一位赝品高手向媒體宣稱《美麗的公主》是他在1978年根據超市收銀員的樣貌畫出來的。至今未有定論。

　　《美麗的公主》被認證為達·芬奇真迹的消息，其實首先是由英國記者西門·懷特（Simon Hewitt）得到内部消息後，于2009年公開報道，該新聞一下就成了頭版頭條的熱點。

　　《美麗的公主》

　　西門·懷特畢業于牛津大學藝術史系，其導師是著名的文藝複興專家弗朗西斯·哈斯克爾（Francis Haskell）。在追蹤報道的過程中，懷特發現了一些新的線索，因此決定自己開展獨立研究。肯普教授通過文獻檢索發現《美麗的公主》畫中人為比安卡·斯福爾紮，即達·芬奇雇主斯福爾紮公爵的私生女；懷特則輾轉歐洲各地，從故紙堆中找到了更多的信息來佐證。懷特還發現達·芬奇的毛發顔色是姜紅色的，這是一項新的發現。

　　西門·懷特把《美麗的公主》直接命名為《比安卡·斯福爾紮》。這幅作品據考證原是現藏于波蘭華沙的“斯福爾紮”羊皮卷的一頁，在18和19世紀之交被單獨輯出裝裱。“斯福爾紮”羊皮卷是作為紀念斯福爾紮家族史而定制的。達·芬奇作為米蘭宮廷的禦用畫家，與其他藝術家一起參與了此羊皮卷的圖稿設計。根據現在的科學檢測，在畫稿上發現了一個左手指印，有專家認為也許就是達·芬奇本人的指印。

　　三聯生活周刊：在你專注于研究達·芬奇之前，他在你的印象中是怎樣的一位藝術家？

　　西門·懷特：我認為他是空前絕後的全才。但也正因如此，我一開始避開了對他的深入研究。研究他應該從何入手呢？在我的印象中，和大多數人一樣，達·芬奇是一個白胡子、長發飄逸，像“天父”那樣的老人家。我後來研究的達·芬奇圖像主要集中在15世紀90年代，那時的他隻有40多歲。在畫米蘭公爵（即斯福爾紮公爵）私生女的時候，他的頭發長不過披肩，胡子刮得很幹淨，頭發是姜紅色的。這樣的發色在當時的意大利并不多見，因此可以想象達·芬奇祖上來自意大利境外。我把一些研究的線索寫到了我馬上要出版的書裡。

　　三聯生活周刊：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着手研究《比安卡·斯福爾紮》 （《美麗的公主》）的？

　　西門·懷特：2009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在布魯塞爾藝博會上遇到了彼得·希夫曼（Peter Silverman）。我們都在排隊等出租車，當他聽說我是一名記者的時候，便說也許有些有趣的新聞可以找我報道。9個月後他發了一封電郵給我，說有一個重大的新聞，并邀請我去巴黎與他會面。我到了巴黎，在他的寓所中看到了他兩年前從紐約買的一幅少女肖像。這位少女的身份當時無人知曉，也沒人可以确定這是一幅達·芬奇的畫作。幾個月後，經過一些專家的研究，認為這是達·芬奇的作品，希夫曼便請我寫專文來公布這件事。當時這篇文章刊登在倫敦《古玩周報》（Antiques Trade Gazette）上，我是這家報刊駐歐洲的聯絡員。這篇報道一下子成了世界輿論的焦點。我對其進行了許多後續的報道，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中最為重要的報道。我報道了許多專家的觀點，與此同時，我萌生了表達自己觀點的想法。于是我開始進行獨立研究，寫了即将出版的專著《達·芬奇和毀滅之書》

　　最先報道《美麗的公主》為達·芬奇真迹這一消息的英國記者西門·懷特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什麼時候開始确信《比安卡·斯福爾紮》是達·芬奇的真迹？

　　西門·懷特：我第一次在希夫曼家中看到這幅畫的時候，并沒有确信這是達·芬奇的原作，因為當時畫作發黃，幾乎金色的背景讓我感到這是一幅19世紀那紮瑞尼畫派（Nazarenes，在德意志地區繪制基督教題材的浪漫主義流派）的作品。不過兩天後我看到了來自巴黎盧米埃科技公司（Lumière Technology）數碼工作室發來的放大圖片，我改變了想法。畫面的細節讓人感到震撼，特别是眼部的繪畫處理，達·芬奇曾說眼睛是心靈的窗戶。這幅肖像畫，讓我們走進了畫中少女的内心世界：智慧、憂郁，同時充滿希望……《比安卡·斯福爾紮》是青年肖像的典範，充滿了未知的神秘。

　　當然作為一名記者，我個人的看法是不能放入報道中的。但作為一位藝術愛好者，我被迷住了。我覺得這是世界肖像藝術史中處理得最微妙的作品。

　　三聯生活周刊：這幅畫曾多少次作為達·芬奇的真迹參加過展覽？

　　西門·懷特：7次。2010年在瑞典的哥德堡；2014至2015年在意大利烏比諾和蒙紮的公爵府，還有瑞士的盧加諾；2018年夏在北京的山水美術館，然後又到了天津和南京巡回展覽。

　　三聯生活周刊：現存的達·芬奇真迹中哪些可以作為《比安卡·斯福爾紮》鑒定的參照？

　　西門·懷特：可以參考，但沒法做直接的比較，因為這幅畫作實在太特殊了。雖然看上去像一幅油畫作品，但實際上這是一幅彩色素描。（我認為）這是達·芬奇唯一的一幅羊皮卷彩繪，他唯一的彩色側面肖像。

　　盧浮宮收藏的達·芬奇素描稿《伊莎貝拉·艾斯特》（比安卡的繼姨母）應該是最明顯的比較對象，因為都是貴族女性的側面像。不過我覺得英國王室收藏的粉筆素描嬰兒側面像也一樣是重要的參照作品。我認為那幅畫的主人公是比安卡的異母弟，曾作為模特被達·芬奇畫進了英國國家美術館的那幅《岩間聖母》中。

　　不過最有意思的參照作品是《蒙娜麗莎》。英國謝菲爾德哈萊姆大學的心理學系進行了一系列的心理學實驗，發現從正面看比安卡的畫像，她的嘴角下彎，但如果從其他角度看，她的嘴角卻呈上揚的姿态，就好像蒙娜麗莎的神秘微笑一樣。

　　2017年10月24日，達·芬奇畫作《救世主》在倫敦展出（視覺中國供圖）

　　三聯生活周刊：在研究過程中，你和哪些機構或專家進行了合作？

　　西門·懷特：我進行的是獨立研究，因此沒有和别人合作。不過我借鑒了其他專家的研究成果，比如馬丁·肯普（Martin Kemp）、伊莎貝塔·葛甯内拉（Elisabetta Gnignera）、克裡斯蒂安·戈多（Cristian Geddo）和尼古拉斯·特納（Nicholas Turner），特别要感謝盧米埃科技公司的技術專家巴斯卡·科特（Pascal Cotte）。我還多次拜訪了潔甯·馬奇格（Jeanne Marchig），她在1998年通過佳士得拍賣行出售了畫作，她的丈夫曾是畫作的收藏人，并且修複這幅畫。巧的是，她也住在日内瓦，離我家就40公裡遠。

　　我還拜訪了許多博物館和圖書館。最開始在意大利都靈、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的圖書館（Biblioteca Reale，Riccardiana，Fondazione Cini），那裡有着豐富的15世紀手卷藏品。不過對我來說最重要的發現卻是在柏林的版畫素描博物館（Kupferstichkabinett），我意外地發現了一位美國博士的畢業論文，裡面提到了完成于1495年的米蘭的史詩繪本。繪本完成于達·芬奇繪畫《比安卡·斯福爾紮》一年之前。在我的書出版之前，諒解我不能透露過多的細節。

　　關于比安卡·斯福爾紮的信息并不多，有一則1912年的文獻認為她很可能死于謀殺。根據的是1717年路德維克·安東尼奧的著作。這是一本皇皇巨著，有兩大卷，還沒有被數碼化，也沒有其他印刷副本，在日内瓦的大學圖書館裡也沒有收藏。最後我在米蘭的索馬裡圖書館找到了它，并且證實了比安卡·斯福爾紮是被毒殺的。

　　我還拜訪了另外三個地方。首先是位于波蘭東南的文藝複興小鎮紮莫斯科（Zamosc），小鎮是16世紀80年代由意大利的建築家設計的。《比安卡·斯福爾紮》這幅畫本是《斯福爾紮手卷》裡的一頁，手卷被藏于紮莫斯科200年之久。意大利北方的帕維亞加爾都西會修道院（Certosa di Pavia）充滿着斯福爾紮時代米蘭的氣息，就像《達·芬奇密碼》裡說的羅斯林教廳（Rosslyn Chapel）一樣迷人。還有意大利的博比奧（Bobbio）小鎮。比安卡·斯福爾紮曾被稱為博比奧小姐，在圖繪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裡的修道院據說給了著名藝術史家、作家埃柯（Umberto Eco）寫《玫瑰的名字》的靈感。博比奧有着世界上最美妙的橋梁，也許那就是《蒙娜麗莎》背景裡的橋。

　　三聯生活周刊：達·芬奇被看作一位文藝複興人（通才），對人文主義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他和斯福爾紮等貴族贊助人的合作、他的科學研究卻有着冷酷的一面，對此你怎麼看？

　　西門·懷特：我不認為設計武器的人就一定冷酷無情。比如安德烈·沙克哈羅夫（Andrei Sakharov）設計了俄國的核武器，卻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專業化的世界，我們并不期望科學家能稱為藝術家。但是達·芬奇是狹隘專業化的相反面，他對一切事物都充滿好奇。無論設計坦克還是降落傘，我猜他的初衷是豐富他的内心世界，并且施展他發明創造的能力。

　　作為軍事工程師收入是可觀的：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戰争比比皆是，每個王公貴族都想得到最先進的武器。當達·芬奇移居米蘭的時候，他就向盧多維科公爵吹噓自己的軍工設計才能，而當時米蘭正和威尼斯發生軍事沖突。1484年雙方簽署停火協定後，達·芬奇就回歸到其他方向的研究中了：米蘭公爵也同樣需要達·芬奇的裝飾、舞台和慶典特效的設計。

　　1499年盧多維科被法國人打敗，達·芬奇就需要找新的贊助人了。他首先找到的是法國的将軍林尼伯爵（Comete de Ligny），後來又去威尼斯工作了一段時間，設計軍事堡壘。不久他就開始為意大利著名的軍事諸侯切薩瑞·波吉亞（Cesare Borgia，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主角）服務了……達·芬奇是私生子，他沒法繼承遺産，就需要自謀出路，因此他的一些工作看上去并不安逸。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牛津大學的導師是著名的藝術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爾，你和他學了哪些科目？你覺得你學到的方法論是否有助于現在這項研究？

　　西門·懷特：弗朗西斯·哈斯克爾開設了兩門研究生課程，一門是“意大利文藝複興藝術”，還有一門是“印象派前的19世紀法國藝術”。我選的科目是後者，因為我有法國血統，而且我的學士科目是法語與曆史。我當時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學習文藝複興。不過就在我研究《比安卡·斯福爾紮》的時候，這個夢想實現了。

　　哈斯克爾讓我們閱讀了許多巴黎沙龍的藝術評論，波德萊爾和佐拉等人的。牛津大學圖書館有着原版的資料，很多可以追溯到19世紀30年代。這一教學的目的是訓練我們理解批評家是怎麼看待同時代藝術的，而不受曆史沉澱聲望的影響。在假期他鼓勵我們去法國的地方博物館盡可能多地鑒賞畫作。那個年代并沒有互聯網搜圖，我們實地考察看到的畫作很多都不見諸照片和出版物，更不要提被數碼傳播了。這就像是一個偵探工作，這些技能也運用在了《比安卡·斯福爾紮》的研究中。

　　畢業後，我在巴黎成了一位寫藝術新聞的記者，需要閱讀大量的拍賣圖錄，有很多機會看到一些19世紀不知名的藝術家的複制品。我會把這些圖片做成簡報，在哈斯克爾來法國講課的時候拿給他看。我們一直保持着聯系，直到2000年，71歲的他去世了。

　　哈斯克爾的信條是，抱着開放的态度看盡可能多的藝術。他也認為文獻閱讀和對上下文的理解非常重要。這些都對我做藝術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影響。我就是因為這樣而沒有放過一些沒有顯露的線索和圖像，才在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三聯生活周刊：理解達·芬奇最富有挑戰的地方在哪裡？

　　西門·懷特：最困難的是如何評估他所處的政治和藝術語境。達·芬奇被普遍認為是天才，就好像成了一個定理，因此他所處的時代語境很輕易地就被忽視了。但是沒有人是孤立獨處的，無論這個人是多麼的天才。

　　在米蘭，達·芬奇為盧多維科公爵服務了15年，也是比安卡丈夫葛雷阿佐·桑瑟維利諾（Galeazzo Sanseverino）的好友。桑瑟維利諾後來先後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麥克西米連和兩位法國國王服務，在歐洲史上是非常國際化的。但是現在還沒有盧多維科的傳記。

　　在米蘭，達·芬奇還與布拉曼特（Bramante，建築家）、安博洛奇奧·普雷迪斯（Ambrogio de Predis，畫家）和喬凡·比拉格（Giovan Pietro Birago，袖珍畫家）一起合作制作了《斯福爾紮手卷》。可惜的是對于這些人的研究就比較少，要知道他們在米蘭的薪資比達·芬奇多得多。博拉蒙特在羅馬的建築更為人所知，他在米蘭的活動則被忽視了。

　　研究達·芬奇的另一個挑戰則是如何解讀達·芬奇的隐藏信息。達·芬奇喜歡象征符号和謎題。比如他喜歡畫卷曲打結的圖案，這些圖案都有着不同的含義，有些圖像意義需要把畫面倒置以後才能發現。你可以很輕易地把書倒着看，但很難會想到把挂在牆上的畫倒過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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