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平時所學的英文其實是新教徒的語言,談論的西方熱門人物也大多屬于新教日耳曼人的國家,出國留學及移民的熱門地點也都是新教國家,比如美英澳加德荷瑞乃至北歐等,當然德國是一半新教一半天主教,但不影響新教系發揮主導作用,美國屬于更嚴格的新教國家,也就是所謂的清教徒國家,和澳洲這類新教國家有所不同。
我們很多人一向認為諸如法意西葡希乃至整個拉美這些天主教國家的人比較散漫,生活水平也沒有新教國家高,比如意大利北部日耳曼倫巴第的人均約為南部拉丁人的2倍,看似拉丁人不如日耳曼人聰明,日耳曼人擁有人種優勢,他們的文化和“性格”更好,那麼新教國家又屬于那種“性格”呢?
新教國家裡比較典型的是德國和英國,都有着嚴謹的思維,勤勞的品質,适合做那些看得見的工作,比如管好一個地方、做出一個能提高工作效率的機器(汽車、飛機)等等,這在蒸汽機時代和電氣時代體現得淋漓盡緻,各類發明創造大多來源于新教系國家,那些虛無缥缈的藝術類工作對于他們來說就不太擅長,基本把持在拉丁系國家手裡,比如法意希的各類文學、雕塑和奢侈品等。
但是墨西哥建築工人或者東歐老農遠比新教徒還要擁有勤勞的品質,為何就沒有取得巨大的成功?實際上,新教徒們一開始也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按部就班地耕種與生活,非常稀疏平常,甚至遠不如東方人那麼聰明和有成就,能夠激發并擴大這種品質的内在原因才是他們的核心性格;今天那些所謂的嚴謹和勤勞也僅僅是新教國家的表面。
曆史的分水點就在500多年前,新教徒徹底脫離羅馬教廷,與天主教徒割席而坐,他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脫,激發了巨大的動力,為新教徒們創造出了今天難以想象的地位;
一百多年前法國人丹納對此早有研究,丹納是法國著名的曆史文化學派奠基者,幾乎踏遍歐洲所有國家,精通拉丁系和日耳曼系的近十種語言,有着牛津大學和巴黎美院執教的經曆,這麼一位緻力于研究日耳曼與拉丁文化的哲學家,由他來總結新教日耳曼人國家的核心“性格”是最為合适不過了;
“日耳曼人長期接受教廷的管理,生活在濕冷地帶、崎岖森林、驚濤海岸,傾向于酒食,喜歡戰鬥流血,不像拉丁人住在平和可愛的地區,執着于生活、雄辯、氣質和鑒賞,如今日耳曼人實現了自由,意味着實現了自我主宰,個體的自由讓他們的社會可以更穩健地運行,同時對資本主義的包容,人與人和諧的關系,這些都是自由的紅利,從而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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