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間深秋的細雨裡與姨外婆分别的時候,我貼近她的耳朵大聲嚷道:“再過十個月,我會再來看您,來過您102歲的生日。”
大多數老人都習慣用“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時候”來回應關于下一次見面的預約。我的姨外婆不需要那樣的悲觀,更不需要那樣的客套。她輕松地站立在我的面前,用一如既往的微笑看着我。那是充滿智慧又充滿自信的微笑。那是面向“下一個生日”的微笑。她顯然非常清楚自己旺盛的生命力會将她帶向哪裡。
我總是說好奇心就是生命力。這是姨外婆教給我的人生哲學。我每次去看她的時候,她總是要問我很多問題,其中的絕大部分都不是“關于我”的主觀的問題,而是她認為我應該知道标準答案的客觀的問題:比如她94歲那一年在縣城一家書店裡買到的那一套《沈從文文集》是不是權威的選本?比如在她手裡翻轉了三十年的魔方怎麼才能夠對出所有的六面?比如哪裡還能找到更具挑戰性的數獨?……這不像是一個“農村婦女”應該問的問題。這也不像是一個“百歲老人”應該問的問題。
我也總是說幽默感就是生命力。這也是姨外婆教給我的人生哲學。每次去看她的時候,我都會對她在語言上的表現有很高的期待。這不僅因為我一貫喜歡通過語言表達的質量去檢測人的身體狀況,還因為姨外婆的語言總是帶給我巨大的享受,而且是感官和精神上的雙重享受:它總是那麼簡潔,總是那麼優雅,總是那麼精準……而最重要的,它總是那麼幽默。這好像不是屬于一個“農村婦女”的“總是”,這好像也不是屬于一個“百歲老人”的“總是”,而我已經在湖南的農村生活了一個世紀零一年的姨外婆總是用她的語言讓我這個以苛求語言著稱的寫作者頓開茅塞、豁然開朗。在她的面前,我自己的語言也會立刻變得簡潔、優雅、精準和幽默。
這一次走到她身邊的時候,我首先注意到的還是她剛剛放下的魔方。這讓我為她不屈不撓的好奇心而驕傲。因為沒有預約,她開始對我的到來顯得有些詫異。但是她很快就恢複到常态,馬上又開始向我提問。她的第一個問題出乎我的意料:她問像她這樣的一個人為什麼能夠活這麼久?她說她的眉毛不濃,耳朵不大,長的是“一副敗像”,她的長壽完全“不合理”。“閻王爺肯定是出了錯。”她用很有把握的語氣說。
姨外婆的聽力已經很差,而她的視力卻好得出奇,因此我們交流的方式通常是她口頭提問,我寫下回答或者我寫下問題,她口頭回答。我當然沒有能力回答連閻王爺都會出錯的難題。于是,我寫下了自己對這“不合理”的對策。“這個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我這樣寫道,“您應該學會遷就。”
姨外婆笑得前仰後合。但是笑完之後,她變本加厲,說自己的長壽“太不合理”。
我們就用這“口頭加書面”的特殊平台愉快地交流,話題從物質到精神,從天南到海北。在交流即将結束的時候,姨外婆的長子插話說他母親現在除了正常的養老金之外還享受百歲老人的特殊津貼,每個月的錢怎麼用都用不完。
這關于她經濟狀況的爆料讓我忍不住給姨外婆重新劃定成分。“您現在已經變成了‘富婆’。”我這樣寫道。
被戴上這樣一頂時髦帽子的姨外婆又笑得前仰後合。接着,她靠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說:“可惜發财發晚了。”
姨外婆的幽默回答引得我抱着她一起大笑起來。接着,我又大聲嚷着告訴她,以前我隻知道出名要趁早,沒想到發财發晚了也很“可惜”。
十年前,我寫過一篇題為《外婆的〈長恨歌〉》的短文,介紹我有着驚人記憶力的外婆。這篇文章後來被包括《讀者》在内的許多報刊轉載,流傳較廣。那時候,我的外婆已經是93歲高齡,卻仍然能夠一字不漏地背誦出包括《長恨歌》在内的無數古代文學作品。我稱外婆是這個特殊項目上的“中國第一人”(盡管她終身的最高職稱也隻是“家庭婦女”)。在那篇文章裡,我也第一次提到了外婆“長期生活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妹妹。外婆在97歲的時候離世,“中國第一人”的桂冠自然就應該落到她妹妹的頭上。這對姨外婆是當之無愧的榮譽:因為她也能大段大段地背誦出許多的古代文學作品;更因為她正在朝着102歲的生日平靜地走去,還在繼續拔高這“中國第一人”的标準。
三十七年前,我這個北京航空學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的學生利用大學階段的第一個暑假去姨外婆生活的湖南甯鄉鄉村做社會調查。從那時候起,我與姨外婆就開始有了高端的接觸。那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在“摸着石頭過河”。經過整整三十年低人一等的磨難之後,姨外婆重新過上了有尊嚴的生活。對世界的好奇和對人生的幽默就是她的尊嚴的特殊标志。每次我們在預約下一回見面的時候,她都會特别提醒我,以後隻要給她帶精神食糧,不要再給她帶任何僅能飽口福的食品。而大概是七八年前,在第一次向我“炫富”之後,她感歎說如果這些錢早來十年,她就會一個人去“看世界”。她對自己的現狀顯然不滿,說自己現在的生活隻不過是“坐以待‘币’”。她接着馬上注明出處,告訴我這個幽默出自另外一位百歲老人——她喜歡的冰心先生。
下一次見到姨外婆的時候,我想問她一個這樣的問題:當一位94歲的農村婦女走進縣城的一家書店買走那一套在書架上擺放了好幾年卻一直無人問津的《沈從文文集》的時候,她是不是知道自己有可能是創下了一個中國的紀錄?七年前,第一次得知姨外婆創下的這個紀錄,我就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後來,我也多次在自己的文學講座裡提到這個紀錄,許多聽衆也都非常感動。我相信,這充滿鄉情和湘情的紀錄也一定會感動沈從文先生的在天之靈。
這個中國的紀錄令我産生了要以姨外婆為原型寫一部小說的沖動。但是,我有太多的問題,我有太多的問題。我的姨外婆出生于湖湘的名門望族。她的母系家庭尤為顯赫(她的老外公是著名的鄉紳、學者和詩人,還是陳寅恪先生祖父陳寶琛為次子等人聘請的教席以及陳寅恪先生父親陳三立的摯友。最後,他受熱衷洋務的陳寶琛之托,開辦水口山鉛鋅礦,并主持湖南礦務總局,成為湖南礦業的鼻祖)。但是,姨外婆的人生在青春期就開始逆轉:首先是她的正規教育被封建的婚姻中斷,接着她的日常生活被山鄉的巨變颠覆……她一度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都沒有保證。我需要回答的關鍵問題是:這個女兒,這個妻子,這個母親,這個“長期生活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村婦女是憑借什麼力量保住了旺盛的好奇心和幽默感,進而保住了不可思議的生命力?我需要回答的另一個問題是:經過了那麼多生活的磨難,姨外婆除了抱怨自己的長壽“太不合理”之外,為什麼沒有其他的抱怨?(毫無疑問,就像好奇心和幽默感一樣,“沒有抱怨”也是她重要的長壽秘訣。)
我一直覺得作家筆下的人生就像是姨外婆手上的魔方。相應地,寫作就是不斷翻轉魔方的過程,而作品的完成就意味着魔方的六面已經全部對齊,也就意味着作家用合理的叙述完全疏通了現實的亂麻。我希望自己能夠找到關于姨外婆經曆的所有問題的答案,最終将她的人生變成我的作品。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一天,我與母親在長沙街頭散步的時候遇到了姨外婆的一位中學同學。她告訴我們,姨外婆少女時代的綽号是“張五百”,因為她三十年代初期在長沙含光中學讀初中的時候,五門功課都是滿分。現在,姨外婆的年齡也超過一百了。這是哪怕用百分之百的天才加百分之百的汗水都很難取得的單科成績。正因為這樣,我在這篇文章的結尾送給姨外婆一個“張六百”的綽号應該不算“太不合理”吧?
作者:薛憶沩
編輯: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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