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正在掀起一場經濟盛宴與政治博弈。

2021年，碳達峰與碳中和迅速走紅。碳達峰，就是在某個時間點，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長達到峰值，之後逐步回落。碳中和，就是排出的二氧化碳或溫室氣體被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形式抵消。

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概念在1997年被提出，然後迅速上升為國際環保政策目标。2016年，全球178個締約方共同簽署了《巴黎協定》，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攝氏度以内，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倒推回來，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時間點在2050年，碳達峰的時間則要更早。

目前，美國、歐盟、日本、巴西都承諾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标。北歐五國表示争取比世界其他國家更快實現碳中和，其中芬蘭2035年，冰島2040年，瑞典2045年。全球有50多個國家已經實現了碳達峰，其排放總量占全球排放的36%。歐盟在上個世紀90年代實現了碳達峰，峰值是45億噸；美國是在2007年，峰值是59億噸。中國承諾在2030年前碳達峰，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低碳，正在成為全球集體行動的目标。不過，有人指出國際環保議題背後的種種政治“圖謀”。比較流行的觀點有，“溫室效應”是世紀騙局，低碳目标是“肉食者謀之”，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打壓，将來可能上升為貿易制裁的一種手段。

如今，國際環保議題，不再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理想訴求，也大大超出了科學讨論的範疇，其中包含着複雜的全球化政治博弈與經濟利益鬥争。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理解國際環保問題。

本文邏輯

一、低碳科學

二、低碳政治

三、低碳經濟

環保，首先應該是一個科學議題。

不過，環保主義的僞科學讓很多人談“碳”色變，使得環保意識“宗教化”。人們容易将碳排放理解為負面的，視二氧化碳為一種威脅和災難。

德裔英國生物化學家漢斯·阿道夫·克雷布斯在1937年提出檸檬酸循環（又稱三羧酸循環）。他揭示了所有的生命體的能量代謝，都是将食物中的糖、蛋白質、脂肪三大營養要素最終轉化為能量和二氧化碳。檸檬酸循環給很多人造成誤解，認為二氧化碳是最終的一無是處的“排洩物”。

實際上，碳是萬物生長的能量之源，碳排放和碳吸收是一個能量代謝及循環過程。比如，我們喜歡的大樹，白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到了晚上則通過呼吸作用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原料，碳氧循環是生物賴以生存的必要過程。

通常認為，檸檬酸循環是不可逆的。但近期，德國明斯特大學的Ivan A. Berg研究團隊和慕尼黑工業大學的Wolfgang Eisenreich團隊合作在Nature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High CO2 levels drive the TCA cycle backwards towards autotrophy》）。該論文發現了一種逆向檸檬酸循環現象。實驗數據表明，在二氧化碳充足的情況下，細菌以二氧化碳為碳源。具體過程是，檸檬酸合酶推動反應生成更多乙酰輔酶A，乙酰輔酶A再通過二氧化碳的作用形成丙酮酸，丙酮酸進一步轉變為糖、脂和氨基酸。當然，該研究僅供參考。（《nature颠覆性成果｜二氧化碳是能量代謝終産物和萬物生長能量之源》，春曉，bioart）

上述并非鼓勵碳排放，而是倡導一種理性科學的環保理念。二氧化碳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我們需要尊重自然界的生物循環規律。

在自然界中，任何動物都會排放溫室氣體。比如，一頭奶牛每天釋放300-500升的甲烷，其中90-95%是通過打嗝和口腔排放來，剩下的以糞便和放屁的形式釋放。一個成人每天排放的二氧化碳大概是2.5-5千克，需要500-1000棵樹與之“碳中和”。這就是氧碳平衡——森林碳彙。

如果動物規模膨脹，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載量，碳排放則過量。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前，動物規模無法持續膨脹，任何動物包括人在内都會陷入“馬爾薩斯抑制”。為什麼？動物和早期人類獵取自然資源的手段是粗放的，而資源是有限的，動物大量繁殖容易陷入饑荒，亦或者是因食物、領地争奪而相互厮殺。自然界中的動物數量都會保持一定的平衡，頂級獵食者需要龐大的栖息地，為了降低競争壓力，它們可能會殺死雄性幼崽。人類也是如此，在工業時代之前，在糧食不足時，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會殘忍殺嬰，其中多數是女嬰。所以，在14世紀之前，全球人口增長極為緩慢，饑荒、瘟疫、殺嬰和戰争反複抑制人口增長。

進入工業時代後，人口迅速膨脹。世界人口在1804年突破10億，1927年20億，1960年迅速越過30億，1974年就到40億，再過13年的1987年達到50億，1999年突破60億，如今在75億左右。

現在主流的觀點是，工業時代以來，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工業化機器大生産，打破了過去的氧碳平衡，導緻二氧化碳增加，引發溫室效應。

人口數量大規模增長，采集燃料、獵取食物以及擴張生存地，大大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首先，石化燃料被認為是溫室效應的主要制造者。數據顯示，近30年來，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燃燒每年釋放超過百億噸二氧化碳，遠遠超過10餘億噸森林碳彙總量。

其次，農業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二大部門。食物量的增加促使畜牧業擴張，如今全世界飼養的牛多達11億多頭，每年甲烷排放量占所有甲烷氣體的20%。光牛羊就制造了全球5%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曾經發過一則報告，指出畜牧業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14.5%，畜牧業每年所排放的甲烷量相等于1.44億噸石油。而全球14億輛汽車所産生的碳排放量也隻占全球的11.9%，基本上是一頭牛抵一輛車。奶牛的碳排放量更加驚人，英國Upfield團隊的負責人莎莉·史密斯在國際期刊《生命周期評估》發布一則報告宣稱：每生産250克奶酪，奶牛産生的碳排放，相當于汽車開5公裡。

最後，生存地擴張也增加了排碳量。大規模砍伐原始森林用于改造農田，建造畜牧場，建設工廠和城市。據統計，森林砍伐所造成的排放目前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20%。滿足一家四口的一年的肉食總量，需要燃燒260加侖的原油，以及産生2.5噸的二氧化碳。

早在1938年，英國氣象學家卡林達對二氧化碳數據進行分析指出，當時的二氧化碳濃度比20世紀初上升了6%，并預測了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引發了世人的關注。2007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研究小組（IPCP）發布了一份氣候報告。該報告指出，過去50年來的氣候變化現象，有90%的可能是由人類活動導緻的。

現在的主流觀點是，人類活動尤其是工業化生産，是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巴黎協議》的全球平均氣溫目标的比較對象正是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内。

看具體數據，19世紀這100年間，全球地表氣溫上升了0.2-0.69攝氏度；20世紀這100年間，上升了0.53攝氏度。但是，二戰以後，全球變暖的趨勢明顯加速，90年代的全球平均氣溫創下曆史最高紀錄，也是自1659年開始紀錄氣象以來北半球最暖的10年。從1975年到1995年，能源生産就增長了50%。90年代初，美國累積排放量達到近1700億噸，歐盟達到近1200億噸，前蘇聯達到近1100億噸。當時，歐盟碳排放量達到峰值，美國則接近峰值。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計從1990年到2100年全球氣溫将升高1.4-5.8攝氏度。2006年公布的氣候變化經濟學報告預測，如果我們僅以2006年的生活方式，到2100年全球氣溫将有50%的可能會上升4攝氏度。

但是，也有一些科學家認為，主流觀點過度誇大了溫室效應。如果把時間距離拉長，地球的溫度百年升高0.3-0.6攝氏度屬于正常氣候變化。即便最近50年全球氣溫上升速度加快，也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溫室氣體。因為地球氣溫變化的原因是複雜的，太陽活動比人類活動對地球變暖的影響要大得多。

其實，反對者真正反對的并非溫室效應的科學主義，而是其背後的政治利益。

如今，環保這個科學議題，已經政治化了。

在美國，氣候問題逐漸成為兩黨政治較量的主要内容。民主黨的克林頓簽署《京都議定書》，而共和黨的小布什則退出了協議。民主黨的奧巴馬（拜登擔任副總統）簽署了《巴黎協定》，而共和黨的特朗普又退出了該協定。如今，民主黨的拜登上台後第一時間讓美國重返《巴黎協定》。

可以看出，美國有相當一部分人支持環保議題，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反對。通常，美國民主黨人、左翼勢力支持，共和黨人、右翼勢力反對。低碳不能說是全球共識，至少美國内部存在巨大分歧。

如今，碳中和、碳達峰再次流行，主要原因是民主黨人拜登上台。四年後，如果共和黨人奪回白宮，那麼國際環保合作又将冷卻。可見，低碳運動的背後是政治在主導。

拜登登台後第一時間宣布重返《巴黎協定》，提出2035年美國無碳發電，2050年實現碳中和。為什麼？環保主義是民主黨的意識形态和政治主張，也是拜登綠色新政的主題。拜登的支持者中，第一票倉不少是左翼勢力，包括進步派、環保主義者、女權主義者以及理想主義者，第二票倉則是科技企業、跨國公司和華爾街巨頭。拜登的綠色新政，既可以堵上進步派的嘴，還可以塞滿華爾街的口袋。

拜登的“綠色新政”，其實來自上面的進步派代表科爾特斯的綠色新政。她是一位極端環保主義者，認為氣候變化是“美國面臨的最大國家安全威脅，也是全球工業化文明面臨的最大威脅”。2019年2月科爾特斯與民主黨參議員馬基聯合發布“綠色新政”決議案，主張發展電動汽車與高鐵，建設全美智能電網，發展節能建築，目标是美國在2031年前實現100%綠色能源。綠色新政可以滿足第一票倉的政治訴求，鞏固其政權的合法性。

同時，“拜登綠色新政”涉及高達2萬億美元的經濟利益，可以大大滿足第二票倉，尤其是科技企業的利益訴求。像特斯拉及矽谷企業可以在綠色新政中享受到實際的經濟利益。要知道，拜登之前承諾投資制造的資金隻有7000億美元。

低碳運動其實是一場低碳政治，背後則是一場低碳盛宴。在國際舞台上，國際環保主義充斥着各種政治鬥争與經濟博弈。

這裡有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政治博弈。比較流行的觀點是，發達國家通過低碳指标來打擊發展中國家，遏制後者的工業化。比如，2020年巴西大火引發歐洲人的不滿。歐洲譴責巴西放任亞馬遜雨林火災蔓延，巴西總統則認為這是巴西主權，他國無權指手畫腳。歐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鮮空氣，巴西政府考慮的是當地農民的生計，默許火燒雨林開墾農田。未來發達國家可能以低碳為由建立新的貿易打擊手段，構築新的貿易壁壘。這是發達國家的“肉食者謀之”。

如今，國際環保議題還是全球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之間的利益鬥争。其實，國際環保議題上的國家沖突正在削弱，而超越國别的利益沖突正在凸顯。為什麼？自蘇聯垮台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新興國家與歐美世界加入融合，在全世界範圍内形成一股超級國家主義的建制派勢力。這股勢力控制着全球化秩序的規則，也将國際環保政治化。

在國際上，支持環保主義的勢力，不完全以國别劃分——美國有人反對，有人支持。《巴黎協定》的締約方多達178個締約方，幾乎涵蓋了全球大多數國家。不管是美國還是新興國家，隻要是跨國公司、新能源勢力都支持低碳行動，而知情的本土制造企業、工人及中産都反對。支持者可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反對者往往是利益受害者。

比如，拜登停止了對頁岩氣技術的補貼，但加大對電池技術的補貼。在新興國家，新能源補貼的規模也非常龐大，跨國公司亦享受不少福利。不過，整體來說，碳排放目标給新興國家增加了财政負擔。比如，巴西為了保護熱帶雨林限制農民開墾，這對當地農民生計造成負擔。這該怎麼辦？每年歐洲國家對巴西提供不少保護熱帶雨林的補貼，比如德國3500萬歐元，挪威1700萬歐元。熱帶雨林着火時，七國集團表示願意籌措2000萬歐元幫助亞馬遜滅火。巴西總統對此嗤之以鼻，并稱西方援助是“帝國主義侵犯主權，另有所圖”。言下之意是補貼太少了。

《巴黎協定》最初構想，富裕國家承諾向“綠色氣候基金”捐款，到2020年每年拿出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排放。但是，到2019年為止，捐助國僅投入了103億美元。為什麼？

我們看，這種全球低碳補貼，誰受損？誰得利？這筆捐款來自富裕國家，準确說是富裕國家的納稅人——本土企業及中産，他們是直接的損失者。而在新興國家投資的跨國公司、新能源勢力以及本土政治勢力獲得了好處。這些補貼有多少是落到了新興國家的農民、工人以及小企業手上？換言之，美國建制派用本土企業及納稅人的錢扶持了投資新興國家的跨國公司，然後出口商品打擊本土企業及工人。這就是全球建制派的“肉食者謀之”。

這事後來被特朗普拆穿了。特朗普，獲得了美國本土企業、工人及城市中産階級勢力的支持，在擔任總統的最後期間退出了《巴黎協定》。

國際環保主義背後的政治鬥争是複雜的。全球建制派勢力的反對也有其幾分道理，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高污染意味着給他人帶來負外部性，理應承擔應有的代價。環保主義者的主張有其正當性。

但是，全球建制派勢力對待反對者的手段是不正當的。過去幾十年，跨國公司将工廠遷移到新興國家，他們在那裡享受了“污染紅利”，然後出口廉價商品打擊本土企業，本土工人隻能就地失業。在城市，建制派率先占據最佳地段，然後劃定所謂的生态紅線，控制土地供給，維持高房價，排擠外來人口，建設富人的森林城市和花園世界。這相當于嫌棄乞丐辣眼睛，然後剝奪乞丐的行乞權。

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曾指出，既得利益者為了鞏固利益往往會使用手中的規則制定權，建立一種低效而穩定的制度，如宵禁制度。極端環保政策，是一種極具欺騙性的抑制性制度。

“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怒斥美國議員無視氣候危機，稱“用納稅人的錢來資助化石燃料是一種恥辱”。該少女在聯合國演講後，全球140萬青少年也加入聲援她的環保運動。然而，利用孩子們單純的靈魂圖謀政治利益，才是真正的恥辱。

我們該樹立一種怎樣的環保意識呢？科學主義，還是低碳政治？

低碳，應該是一種經濟行為。

氣候經濟學家諾德豪斯将氣候問題納入經濟分析。他在2010年使用RICE對哥本哈根協議的結果進行預測，發現即使各國完全按照各自承諾的方式推行碳減排，也不足以達到将全球平均氣溫的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内的既定目标。我們需要尊重自然規律，跳出政治鬥争，關注個體經濟行為。

怎麼理解？

人活在世界上受時間有限、資源不足和欲望無窮三大約束，因此每一種行為定然存在代價。追求低碳，同樣也要付出代價。人人都有過上青山綠水的美好心願，但這個心願不能被利用。在農村生活開門見青山，但其代價可能是遠離城市的工作機會。在城市生活想要獲得青山綠水的代價，可能是購買依山傍海的豪宅。我們要讓孩子們知道追求低碳生活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不能盲目拒絕一切石化燃料，推崇極端環保主義。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解決環保問題就是如何控制負外部性。經濟學家絕對不是拒絕低碳，而是主張以代價來抑制負外部性，從而實現真正的“碳中和”。比如，人到景區旅遊遭遇内急不能随地排放，工廠生産不能随意排放污水，給他人造成負外部性。如今，全球環境問題嚴峻的根本原因是，過去及現在的污染者沒有為其排放付出應有的代價。

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發布的《斯特恩報告》預測：“考慮到突然大規模氣候變化的風險，溫度上升5-6度将造成相當于全球GDP5%-10%的損失，而欠發達國家遭受的損失成本将會超過其GDP的10%，而預計在今後200年内，排放綜合影響和總風險的成本将相當于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如何解決負外部性？

首先，經濟學不主張直接幹預企業的排放數量和價格，主張讓每一個人為排放承擔應有的代價。

在第一部分中，我們講到了溫室效應的科學難題：到底人類活動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地球溫度？這是很難測量的。怎麼辦？我們隻需要讓每個人、每個企業為自己的碳排放付出代價即可。比如，央行不可能知道哪家企業何時需要多少貨币，隻有讓商業銀行為每一筆貸款以及貸款者承擔應有的代價，貨币資源才能有效配置。

回到低碳議題，我們不能對每家企業、對每個人的排洩量進行限制。但是，隻要讓每個人、每個企業的每一筆排放支付應有的費用，即可實現“碳中和”。人的智力或許是自然界中的大BUG，它打破了自然界長期以來的氧碳平衡，但也可能修複這種平衡。怎麼理解？

比如，農耕時代需要毀掉10畝森林造田才能養活一個人，但如今隻需要半畝地。現代農耕技術提高了資源使用效率，降低了單位碳排放。即便加上農藥化肥的間接碳排放，現代農業每噸糧食的碳排放也比農耕時代更低。

溫室效應的第二大科學難題是，要準确測量人類不同活動的真實排放量是有難度的。即便測量精準，我們也無法将某些活動、某些産業直接“剔除”。比如，養奶牛的排放量甚至超過養車，跑步的排放量比步行高，但是不能因此反對喝牛奶和跑步。

如果不能直接幹預數量和價格，我們還能用哪些手段解決負外部性問題？

在經濟學史上，最早系統讨論外部性問題的是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庇古時代（1877-1959），歐洲大城市如倫敦、曼切斯特、法蘭克福市中心工廠遍布、烏煙瘴氣、污染嚴重，甚至找不到一條幹淨的河流。庇古在他的《福利經濟學》中假設了這麼一個例子：火車經過時噴出的火花可能會對周圍的樹木或農作物造成損害，而其所有者并沒有因為損害而受到補償。這就是外部性問題。

庇古繼承了馬歇爾邊際思想，他提出，當私人邊際成本等于社會邊際成本時，經濟效率是最優的，也就是帕累托最優。但是，上述外部性的存在說明私人邊際成本小于社會邊際成本。簡單來說就是，火車排放燒毀了農民的莊家，火車公司沒有承擔應有的代價，農民沒有獲得應有的補償。這相當于火車占了農民的便宜。

庇古的做法是對環境污染者課以補償性的稅收，增加其私人邊際成本，以使與社會邊際成本相當。這樣的環境稅後來被稱為“庇古稅”。

1990年芬蘭最早征收碳稅，對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設計定額稅率來征收。在美國，37個州中大約3400個地方社區對家庭垃圾征稅，征稅依據是家庭垃圾丢棄量，結果垃圾丢棄量明顯降低，回收率明顯提高。

後來，科斯、布坎南、波斯納等經濟學家都讨論過這個著名案例。1959年，科斯在《法與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晦澀難懂的論文，對庇古的外部性分析提出了挑戰。科斯的主張是讓自由市場解決問題，隻要明确産權，自由交易可以解決問題，而不需要政府幹涉。後來，科斯将這一主張寫成了著名的《社會成本問題》。

比如，火車經過時噴出的火花燒毀了農作物，隻要明确農作物的産權，農民就會與火車公司協商，如果交易費用低，二者可以達成交易。可能是農民将土地出租給火車公司用于“排污”。更重要的是，火車公司考慮到租金太高而改進内燃機技術，解決了火花噴灑的問題。

經濟學家布坎南認為，科斯的市場之手過于理想化，庇古的政府之手可能過度幹預，他主張用公共制度來約束。科斯方法的前提是交易費用為零或很低。如果農民數量龐大，由于信息不對稱和搭便車問題，交易費用奇高，衆多農民與火車公司協商的可能性小。另外，還有一些資源屬于公共資源，無法明确具體的個人産權。

比如，工廠排放污染空氣。空氣是“無主”資産，當地居民很難與工廠協商。如果政府禁止工廠排污，這類工廠可能要全部關門大吉，市場将缺貨。這涉及到過度幹預。如果對工廠征收一定的排污稅，政府用這筆稅收造林及補貼當地居民，從而達到“碳中和”。同時，稅收是排放的代價，這筆代價驅動工廠改進技術，降低排放量，甚至趨于零排放。但是，庇古稅的前提是公共選擇來約束征稅以及稅收的轉移支付。

綜合上述，自由市場的調節和公共選擇約束下的“庇古稅”是解決外部性的兩大手段。

以碳排放交易為例。在碳排放交易市場中，二氧化碳（環境污染）作為一種私人商品進行交易，企業為二氧化碳排放支付應有的成本。企業多排放多購買，多支付排放成本。當然，企業也可以投資，特斯拉在2020年靠“賣碳”獲得15.8億美元的營收。2008年歐盟啟動碳排放交易體系，2013年美國啟動碳交易市場，中國北上廣深等一些城市也有碳排放交易市場。碳排放交易市場試圖通過價格機制，促使社會邊際成本與私人邊際成本相等，以求帕累托最優。這就是自由市場的調節作用。

這個市場存在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人為設定排放總額度——隻有總量限額才有這個市場。按照《京都議定書》的要求，各國對碳排放總量進行限額。這算是全球化的公共選擇。

我的理解是，碳排放市場相當于将全球“庇古稅”市場化。各國政府确定排放額度，相當于打包收取排放稅，然後由市場自由交易排放權。但是這個市場需要避免重複征稅和交易費用高企。在發展中國家，監管成本和尋租成本可能讓碳排放市場前景堪憂。

總之，執着于宏觀總量容陷入科學難題和政治鬥争，關注微觀代價與收益才能讓問題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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