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前幾章主要從微觀機制方面介紹了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

下篇則從宏觀現象角度分析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以及政府改革方向。

當前經濟上的主要問題，主要包括沿海vs内地、城vs鄉、收入vs債務以及國内vs國外間的失衡；失衡的原因既有馬太效應，也有資源錯配，而這些新的現象，對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項改革應運而生。

• 1981年：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

• 2017年：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1981年我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最主要的矛盾便是生産力不足。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都出了這麼多力，現在中國的工業生産總值為全球第一，占比30%。因此主要矛盾也變了，生産力不足變成了生産力不平衡且不充分，并且，不平衡在前。也就是生産力不平衡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具體失衡在哪裡，下面詳細分析。

• 問題是啥：

我國城市化速度很快，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也很快，所以住房需求和房價上漲很快。但各地漲幅不同，存在地區房價差異。

• 原因是啥：

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中國對建設用地指标實行嚴格管理，每年的新增指标由中央分配到省，再由省分配到地方。但人口大量湧入的大城市，居住用地的供給速度遠趕不上人口增長。

• 政府做了啥：

1. 2003年後的十年間，為了支持西部大開發并限制大城市人口規模，用地指标和土地供給不但沒有向人口大量流入的東部傾斜，反而更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傾斜。土地流向與人口流向背道而馳，地區間房價差距因此越拉越大；
2. 2020年，中央提出要對建設用地指标的跨區域流轉進行改革，探索建立全國性建設用地指标跨區域交易機制，是針對以上問題的改革嘗試。

居民債務主要來自買房，房價越高，按揭就越高，債務負擔也就越重

• 歐美的經驗與教訓：

1. 二戰後西方國家“自有住房”比率開始增長，人們對待房子的态度産生變化，由“一個住的地方”變成了“最重要的資産”，随着房子數量和價格攀升，房産成為國民财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2. 随着房主越來越多，希望房價上漲的人就越來越多，所以西方政府為了讨好選民，不敢輕易讓房價下跌。無房者也想盡快買房，趕上房價上漲的财富快車，政府于是順水推舟，降低了買房的首付門檻和按揭利率；
3.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房價下挫和收入下降，加大居民債務負擔，進而抑制消費，經濟推向衰退。

• 我國情況：

2008年之後的10年，我國房價急速上漲，按揭總量越來越大，居民債務負擔上漲了3倍多

居民債務占GDP比重

根據以上數據看來，我國居民的債務負擔不低，且仍在快速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房價上漲。居民債務的攀升已然影響到了消費。以買車為例：随着居民債務增加，每月還債後的可支配收入減少，所以經濟形勢一旦變差，買車需求就會大減。

• 風險：

1. 房價上漲不僅會增加按揭債務負擔，還會拉大貧富差距，進而刺激低收入人群舉債消費，這一現象被稱為“消費下滲”；
2. 在負債的人當中，低收入人群的債務負擔尤其重，居民債務居高不下，就很難抵禦經濟衰退，尤其是房産價格下跌所引發的經濟衰退。

美國笑話同樣适用我國現狀，20年人均收入為00年的7.5倍，而房價漲幅大約為10倍，一二線城市接近20倍，帶來的後果便是居民的财富組成主要是房産（約七成），負債也主要是房貸（約七成），居民部門負債率約為GDP的55%，與日本同一水平。因此國家要化解居民債務風險，除了遏制房價上漲勢頭以外，根本的解決之道還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勵他們到能提供更多機會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讓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和收入差距成為低收入人群謀求發展的機會，而不是變成人口流動的障礙。

• 人口流動受限：

低收入人群想要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到經濟發達城市打工，這些城市能為低技能工作（如快遞或家政）提供不錯的收入。但目前我國人口流動依然受限，主要原因為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城市化的過程中具有“重土地、輕人”的特點，優點是可以快速推進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缺點是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推高了房價和居民債務負擔，拉大了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

• 人口流動受限易造成收入失衡：

2019年美國各州占全國GDP和人口比重

2019年中國各省份占全國GDP和人口的比重

• 小結：

要想平衡地區間的發展差距，關鍵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規模差距。理想的狀況是達到地區間人均意義上的平衡。而要實現這種均衡，關鍵是讓勞動力自由流動。讓更多人進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邏輯上的好處是清楚的，但在現實中尚有很多争議，主要是擔心人口湧入會造成住房、教育、醫療、治安等資源緊張。所以國家及地區近年來也陸續出台很多以人為本的政策，促進人口流動，2.2中會詳細介紹。

2019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超過了六成，但按戶籍論，2019年的城鎮戶籍人口隻占總人口的44%；換句話說有超過2億人雖然常住城鎮，卻沒有當地戶口，不能完全享受到應有的公共服務（如教育），不利于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真正安家落戶。

• 土地改革：

• 促進人口流動，勢必導緻大城市住房需求增加，大城市土地面積有限，由于國家對建設用地指标的管制，就算有土地也蓋不了房子。故，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動，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減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緩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要讓建設用地指标流轉起來，首先是讓農村集體用地參與流轉。所以需要土地改革。

1. 2008年集體土地入市；
2. 2013年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以及宅基地制度改革；
3. 2017年在租賃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超大和特大城市，開展集體建設用地上建設租賃住房試點；

• 戶籍改革：

1. 土地改革之外，在“人”的城鎮化和戶籍制度等方面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
2. 2013年，首次中央城鎮化會議明确提出“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3. 2014年，兩會後開始改革戶籍制度，逐步取消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差别，并逐步按照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規模來規劃公共服務供給，包括義務教育、就業服務、基本養老、基本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等；
4. 2016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改進用地計劃安排，實施“人地挂鈎”，保障進城落戶人口用地需求；
5. 2019年，發改委提出：“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确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允許租賃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戶口落戶，各地開啟“搶人才大戰”。

經濟發展影響了人的發展，農村和中西部沒錢，那就去東部發達地區掙錢，改革開放以來，外出打工的限制逐漸減少，但戶口和房價依然是橫在打工人前面的兩大難題，我國城市常住人口占比為65%，而城市戶籍人口僅為50%，即大約有兩億人口（均為勞動力人口）是進城工作，再加上由A市去B市參加工作的，可以估算大約一半的勞動力人口均在外地工作，這也造就了春運的奇觀。土地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應運而生。

• 收入差距産生原因：

1. 我國十幾億人在40年間擺脫了貧困，大大縮小了全世界70億人之間的不平等。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打破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收入差距随着市場經濟改革而擴大。
2. 同時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積累财富，資産回報更高，可選擇的投資方式以及應對風險的手段也更多；例如對“80後”和“90後”來說，父母的财富和資源對子女收入的影響占比很大。原因之一是财富差距在其父母一代中就擴大了，财産性收入占收入的比重也擴大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房産，若沒有遺産稅，100萬元傳給下一代也還是100萬元，100平方米的房子傳給下一代也還是100平方米。

• 風險：

當經濟增速放緩、新創造的機會變少之後，年輕人間的競争會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優勢會變得更加重要。如果“拼爹”現象越來越嚴重的話，社會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便會下降，不安定因素會增加。

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會也無法承受過大的差距所帶來的劇烈沖突，因此必須把不平等控制在可容忍的範圍之内，其中影響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有很多：

1. 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增速
2. 人群的相似性
3. 家庭觀念

過去四十年的經濟飛速發展造就了一批先富階層，“階級固化”也成為了熱詞，在階級固化之前，應該先有“階級分化”，衡量階層分化的一個指标是基尼系數（數值越高，收入差距越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基尼系數在不斷上漲。階層失衡會帶來很多問題，在經濟上行期，貧富差距地矛盾容易被掩蓋，而當經濟放緩時，矛盾變回凸現出來。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先富帶動後富”需要政策的幹預。不斷擴大的不平等會讓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必須小心謹慎地對待。

本章所講的宏觀現象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而在這其中政府的作用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感覺這也是本書書名的另一個含義，我國政府不是在經濟發展中置身事外，而是高度參與到經濟建設，是置身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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