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妮可·基德曼在離婚文件上簽了字，離開了湯姆·克魯斯，給這場傳得沸沸揚揚的離婚畫上了句号。她踏出洛杉矶的律師事務所，沐浴在午後的陽光中，振臂歡呼——狗仔拍到了這組讓人哭笑不得的照片，妮可·基德曼穿着檸檬綠休閑褲，半透明的罩衫上綴着粉色的花，滿面驕傲，像是得勝凱旋。照片背後的故事是否真實，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但這些照片确實時不時會在社交網絡上和人們打個照面。克魯斯和基德曼的婚姻走向破裂，其實還是那個老生常談的道理：歸根結底，明星和我們一樣，而且離婚率還會更高些。不過，名人的婚姻比老百姓死得更快，并非全賴盛名的裹挾。美國的“無過錯離婚”最早就是在加州誕生的，和整個明星産業一樣（相比之下，在前蘇聯，1918年前無過錯離婚一直都存在）。

妮可·基德曼重獲自由歡欣鼓舞，在此整整三十年前，離異的好萊塢影星羅納德·裡根還是加州州長，他簽字通過了一項法案，立法簡化了離婚的條件：夫妻二人可以因為“無法治愈的精神問題”（incurable insanity）和“不可調和的分歧”（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而離婚。凱麗·瑪利亞·科爾杜茨基（Kelli María Korducki）在新書《棘手：從分手看驚人的女權主義史》（

人口城市化也讓工人階級男男女女接觸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了。無論是工作場合、通勤路上，還是電影院、冷飲櫃台和遊樂場這些專為榨取年輕人口袋裡零錢的新興娛樂場所，都為男女交往搭建了平台。因為和今天相比，當時的女性購買能力普遍低于男性，因此許多女性會以男人“請客”為條件接受約會，也正是這個原因讓她們有了“慈善女孩”的綽号（雖然她們也束手無策）。科爾杜茨基寫道，“傳統的求偶方式具有儀式感，是建立在家庭細節講究上的一種交換，而約會的基礎則是社會對商品和服務的公共消費。簡而言之，約會能促進經濟增長。”這一點在今天的美國依然能得到驗證——每年光是在線交友行業就能創造200億美元的收入。

如果說戀愛結婚和家族之外的男女交友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那麼離婚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了。直到十九世紀第一波離婚自由化的法令頒布，離婚現象依然十分罕見。從通俗意義上講，離婚這個概念形成還不到一百年，二十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也催生了一種競争型的約會方式，這時的約會已經沒有為婚姻鋪路的義務了。二十世紀早期，飲料、漢堡和歌舞表演的賬單壓力讓約會對象們漸行漸遠，相比起來，在大蕭條後的之後幾年裡，約會本身成了一種通貨。“要保持自己的股值，方法之一就是廣撒網，多約會，”韋格爾在書中寫道，“即便這麼做可能導緻任意一次約會向穩定關系的轉化率降低。”

直到戰後經濟繁榮時期，分手才真正進入我們的視野。突然之間，大多數年輕男女都能夠支付得起出去玩一晚的錢，原本因為約會潮而備受歡迎的電報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生活。按照韋格爾的話說，這就創造了一種“戀愛上的充分就業”。年輕人不再盡可能尋找更多的潛在伴侶（或者說潛在的“被請客機會”），用這些名字填滿自己的約會和舞蹈日程簿，而是開始兩兩配對。“穩定關系創造了分手，”韋格爾認為，“分手之痛的前提條件是，你先得穩定下來。”在我們這個時代，分手這件事澆灌了一堆撈錢的APP，催生了許多電視真人秀，讓許多好萊塢電影風靡一時，甚至滋養了整個音樂圈，然而我們的分手曆史隻有區區60年，說起來還是挺出乎意料的。

科爾杜茨基還指出，在台面上，婚姻和約會的曆史還是局限于白人異性戀的曆史。在美國南北戰争以前，南部的黑奴不論男女都被看作是奴隸主的私有财産，完全被剝奪了合法結婚的權利。盡管男女奴隸之間非正式的結合并不罕見，但這種伴侶關系四成都會因國内奴隸貿易而被強行割裂。在二十世紀之交，代理委員會往往會派出便衣警察來監視年輕男女之間的約會（由于懷疑他們涉嫌嫖娼），但和對同性戀者的監視相比，就相形見绌了——這同一批警員常常會嵌入同性戀約會的秘密空間，并且暴力相向。正如科爾杜茨基說的那樣，“雖然我們都是一個共同曆史的繼承者，但總有些人手中攥着的那截繩子更長、磨損得更厲害。”

盡管如此，在某些對伴侶的選擇始終不被法律認同的群體看來，科爾杜茨基書中的這個話題可能寡淡無味、毫無意義。可以看出，《棘手》的主要受衆依然是和科爾杜茨基相似的那一類人，包括我在内：未婚的異性戀千禧一代女性，居住在城市裡，手上有點兒小錢可以自己支配，也有那麼一點寶貴時間。她在書中提出，在今天，女性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所以在她們選擇伴侶的時候，賭注也就提高了。“責任與女性自主權相伴而行，我們既要選擇一個對的人，又要注意權衡，免得喪失太多個人随心所欲的自由。”如果說現在我們有更多路子、能投入更多時間去尋覓另一半，那麼也就有更多的可能會出岔子。而且想想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吧：“我真想嫁給我最好的朋友啊！”我們的伴侶往往要承擔社會責任，還得照顧情感需求，所以在這個日益破碎的社會，萬一走錯一步，可能得承受比以往更大的代價。

當然了，這種自由很大程度上來講是虛幻的：雖然公開承認金錢和愛情挂鈎會被人貼上低級庸俗的标簽，但經濟對我們愛情生活的影響依然不容小觑。比如說League這樣的約會軟件，就專為迎合“精英”客戶而設計；另一類稍微大衆化一些的軟件則通過對電影、美食、旅行或音樂的共同品味來進行配對，然而這些特質也都把用戶按照各自所在的階級分了類。另一方面，盡管女性現在可以在沒有男伴的情況下到酒吧喝一杯，也能申請離婚，經濟的不穩定依然把她們框在了低質量的親密關系中——當失業率上升的時候，離婚率便會成比例下跌。在我們的經濟體系中，女性的工資往往少于男性，所以有時候女人想要分手，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

對科爾杜茨基來說，起碼她或多或少弄清楚了自己想要什麼。在分手後的幾年中，她已經擺脫了永遠圍着唯一一個伴侶轉的生活。在這本書的結語中，她說，她現在已經搭建起了各種不同的關系，有些親密些，和鄰居、其他市民也有交流。她向未來的另一種可能性邁出了試探性的第一步，把我們放在親密關系中的情感壓力更加均勻地分發到社交網絡的各個支線上。換句話說，要是這樣的未來實現了，那麼這本書的标題也就失去了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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