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兩則新聞似乎在網上又引起了人們對學曆和能力哪個更重要的讨論：故宮今年在招募新員工時，規定報名者需要有名牌大學碩士以上的學曆，最終報名的4萬人隻有1.7萬人參加了考試；華為招聘的8位2019屆博士生年薪最低89.6萬元，最高201萬元。

近些年，“學曆更重要，還是能力更重要”的争論經常出現。自高校擴招以來，嚴峻的就業形勢逐年加劇，一些名企偏好名校畢業生、看重學曆，導緻名校和非名校之間的話語沖突徹底撕裂，也進一步促使公衆追問“學曆和能力哪一個更重要”。

整體來看，現有的争論大多都是将學曆和能力簡單對立，但實際上兩者的關系要複雜得多。

從概念和内涵的角度出發，學曆和能力誰更重要是難以衡量的。學曆的含義在我們的思維意識中很清楚：是專科還是本科，是碩士還是博士，是名校還是非名校。然而，談到能力，往往都是空洞的、模糊的、概括性的話語，很難給它下一個具體、清晰的定義，它既包括學習能力、生活能力，也包括工作需要的各種能力（領導、組織、溝通、交往的能力、技術和本領等），還可以指一個人的綜合素質。

目前來看，學校教育和企業崗位對學生的能力要求并不一樣，學校教育在本科階段對學生的考核偏重理論知識的掌握；在研究生階段偏重理論思考、科研創新、論文寫作能力；而企業對員工的要求又超出了學校教育的範圍，導緻校企之間存在一定的斷裂，沒法無縫對接。

學曆和能力之所以矛盾對立，根本原因在于招聘階段企業對非名校畢業生的“歧視”。

工作崗位的資源是稀缺的，真正适合的、優秀的人才并非遍地都是。因此，企業在選擇員工時是要付出代價的，包括時間和經濟成本。

在高等教育入學率越來越高、畢業生越來越多、個人求職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很難依靠面試這一簡單的環節鎖定合适的人選，因此就需要設定一定的選擇标準。設定标準的目的本就是要區别對待，為了高效率地獲得人才，企業隻能縮小範圍，從整個群體考慮，将對象聚焦在名校，畢竟，優秀群體出現優秀個人的概率更大。

從一些名企招聘的具體崗位來看，對應屆生開出百萬元年薪的工作崗位，一般都是自然科學範圍内高精尖、科技前沿的工作，這類人才當然需要從研究型大學、研究生的層次考慮。不得不承認，非名校也會有科研能力強的學生，但是，重點高校的資源條件、科研實力是普通院校無法相比的，名企青睐名校，不過是為了達成崗位與個人的高效匹配，節約成本。

從經濟學的角度思考，企業的這種“歧視”代表着一種經濟性、工具化的過濾程序。企業不是慈善機構，有自由選擇的權力，既然法律沒有任何規定，僅從道德上去苛求企業别“隻看學曆不看能力”，并無現實意義。

一般而言，我們對現象的認識、歸納和總結都是不完整的，而是基于一定的規律，有選擇性地為自己的論點作出“證成性”辯護。比如，有些文章通過總結一些大企業的總裁和經理人的畢業學校和學曆，以得出學曆的重要性，殊不知，這種小樣本統計的前提就已圈定在名企和高管階層；還有很多學曆不高也能通過個人努力和勤奮而發家緻富的案例，在中小微企業、草根創業領域中出現得更多。

換言之，學曆和能力哪個更重要，受到個人、企業、崗位、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現實社會的複雜性總是超出我們的概括能力，人們對規律的概括和總結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遇到與自己不在一個層面上的讨論，人們總能找出一些漏洞或反例。

現實是，不同人才所具有的學曆和能力，既可以結合，也可以彼此割裂，并不隻是“學曆低能力高”“學曆高能力低”這兩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情況，還有“學曆低能力低”“學曆高能力高”“學曆一般能力一般”等，在大學畢業生“過盛”的時代，最後一種類型的人恐怕占據人才市場更大的部分。

吊詭的是，盡管有些話語的争論最終會落到“能力更重要”上，但在具體的實踐中，人們的行為已經作出了相反的選擇。每年高考期間，我們對父母送考、全社會為高考打開便利通道早已習以為常，還有“考研熱”逐年升溫，已經就業的人也會辭職加入考研大軍……凡此種種，恰似說明這是個“學曆更重要”的社會。

歸根結底，學曆是顯性的，能力是隐性的。有些能力需要在工作中通過時間來自我發現和曆練；有些能力則是天生的，根本沒有辦法彌補。但是，通過主觀努力、刻苦學習來提高學曆則是可以實現的。必要時，學曆甚至可以掩蓋某些能力的欠缺。錢鐘書先生曾在《圍城》一書中打過的比方或許有些誇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自己沒有文憑，好像精神上赤條條的，沒有包裹。”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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