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文篇幅較長，全文約9870字，建議耐心看完，文末有驚喜喲！▼

□作者/雲龍（夏雲）

曆史上，最具代表的世界四大文明，就有我們祖先創造的華夏文明，時至今日，其他三大文明都已消失了，唯有我們華夏文明綿綿不斷。華夏文明作為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幾大文明之一，也是唯一延續不斷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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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全體中華民族的财富，也是我們的精神依托，亦是信仰。為什麼每次面對重大災難我們中華民族都能團結一心、衆志成城？那就是因為我們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在，這是築成我們心理長城的重要基石，隻要有它在，中華民族就會永遠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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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8年前，2014年6月21日，中國政府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希臘，與希臘總理薩拉馬斯共同出席了伊拉克裡翁博物館的重新開館儀式，并親手向博物館贈送了來自中國的禮物——一件三星堆青銅人像面具的複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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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總理以此強調:​中國和希臘，都是具有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

​伊拉克裡翁博物館所在的希臘克裡特島是​地中海文明的發祥地，也是歐洲文明的源頭。

三星堆是中國20世紀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而且就世界青銅文明而言，三星堆無疑是最具魅力的文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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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是能與歐洲克裡特文明媲美的文明，它們都是地球人類最偉大的文化藝術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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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5日，四川省文旅廳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四川文化和旅遊新版宣傳口号為“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其宣傳口号“三九大”其中排在第一個的“三”，就是指中華文明源頭之一的古蜀文明遺址——三星堆，它亦是古老神秘的巴蜀文明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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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仿佛是上蒼給我們開的一個大玩笑——一個在遠古時代突然降臨，千年之後而又忽然消失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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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80年代發現三星堆祭祀坑之後，中國考古學家像發現金礦一般，争先恐後地對三星堆文明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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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有關三星堆的研究達到鼎盛，許多國外學者也加入到三星堆研究的行列。特别是美、英、法、澳、日等國的學者對研究三星堆抱有極大的熱情。

​▲張愛萍将軍

1988年，國務院公布三星堆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張愛萍上将為三星堆遺址題字:“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随後，獨具特色的三星堆博物館在清澈的鴨子河畔拔地而起，成為展示古蜀文明的一個重要窗口和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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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廣漢市，離市區不到十公裡，它的正規地名應該是是廣漢市南興鎮（舊名“中興場”）三星村，一個隻能在市縣地圖上才能找得到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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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裡有三個凸起的大土堆，在平原上顯得格外醒目，它們和臨近的一塊月牙形的較大台地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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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三星伴月”的由來，三星，就是指三星堆；月，就是指月亮灣。

三星堆和月亮灣，以二者為主，則構成了著名的三星堆遺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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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遺址群東西長約3公裡，南北寬約2公裡，由30多個文物出土地點組成。以半月形的月亮灣台地為中心，南隔馬牧河是三星堆遺址，北臨鴨子河有西泉坎遺址，西部橫梁子遺址上有一條西南—東北向的土埂，連接着馬牧河與鴨子河。遺址的東邊有一條南北向的土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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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群實際上是一座古城，這個古城占地3.5平方公裡，是殷商時期南方最大的城池，它是古蜀國的都城。古城呈梯形，其中軸線上，從南向北分布着三星堆、月亮灣、真武宮、西泉坎等四處遺址，它們都是文化堆積豐富的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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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平方公裡的範圍内，是三星堆遺址及其它遺址構成的遺址群，而這些遺址群則構成了三星堆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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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不僅從考古學角度揭示了古蜀國的存在及其發展曆史，而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填補了中華文明演講序列的缺環，更是長江上遊文明的文明中心、中國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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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自古又被稱之為“蜀”。“蜀”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無論是甲骨文還是金文，“蜀”字的形象，都像極了一隻身體卷曲的蠶。

“蜀”字，最早見于殷商時的甲骨文。東漢時期，古文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當中就有過解釋。他說:“蜀，葵中蠶也。從蟲，上月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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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為中國蠶絲業的發祥地之一，是國家一級文物—彩錦護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原産地，是世界蠶絲業發明發生的故國，成都更是南方絲綢之路（蜀身毒道）的始發地。這個想必大家都知道，成都又名“錦城”或“錦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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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6年，張骞出使西域歸來，稱自己在大夏國見到了蜀布與邛竹杖，由此斷定中國西南有一條通往域外的古道。當時，絲綢之路已經溝通着西漢王朝與西域諸國，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國西南的崇山峻嶺中，還有一條南方絲綢之路。這是一條從成都起步，通往印度、阿富汗乃至地中海沿岸的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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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氏，是華夏民族中極為古老的一支，最遲在黃帝時代便已成形。傳說中黃帝的元妃，便是發明蠶桑的嫘祖,其所居地即位于有“蜀”之山，乃西陵氏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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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地理志》雲：“蜀郡有蠶陵縣”。後世認為，西陵、蠶陵，實為一地，以其地當西方也，如同西羌、西夏、西藏等諸多稱呼一樣。據說今天的茂縣，便是“蠶陵”所在，如今當地仍有“蠶叢村”。

蠶叢氏早期活動的區域,主要是今天成都平原西北的山區及四川與甘肅、陝西交界處的岷江和白龍江上遊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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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岷江流域的汶川縣、都江堰市境内,尚有不少以蠶為名的古地名遺存,如蠶崖關、蠶崖石、蠶崖市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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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蠶（春柞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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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北方還在養殖野（柞）蠶

最早人們是用蜀（野蠶）吐出的絲來紡織，《山海經·海外北經》記載:“歐(嘔)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嘔)絲。”可見，從蜀山氏往西，還有大腳人組成的部落，而女子靠着樹(桑樹)跪着收集野桑蠶吐出的絲,與傳說女性嫘祖發明蠶桑是相一緻的。《說文》雲:“蠶提升，不過名稱“蜀”卻保留,任絲蟲也。”又雲:“絲,蠶所吐也。”這裡的“蠶”,指家桑蠶，所謂蠶叢氏，意思是“将蠶集起來飼養的人。”其得名,與上古時期的燧人氏、有巢氏、有陶氏等族的得名方式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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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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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蠶結的蠶繭

​抛棄“蜀”而馴養“蠶”，表明這支古蜀人生産力的提升，不過名稱“蜀”卻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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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之為國，肇于人皇。”長江上遊流域文明中心—古蜀的信仰及古史體系，與黃河流域文明中心的中原相異又互補:中原三皇是“伏羲、女娲（黃帝）、神農”，而巴蜀則是“天皇、地皇、人皇”，漢世圖緯、《三國志》皆雲“三皇乘袛車出谷口，谷口即今之褒斜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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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開明氏帝号是依據青木、赤火、黃土、白金、黑水而來，這又涉及中華文明史上兩個“五帝”系統問題:中原以“黃帝、颛顼、帝喾、堯、舜”為“五人帝”，巴蜀則以“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為“五色帝”。“五色帝”代表了巴蜀人“五行”相生相克的物理觀。“三才皇”代表了巴蜀人由來已久的“天地人”三才一統的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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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這一點，咱們四川（包括原重慶）人是最熟悉不過了，尤其是在川渝（巴蜀）兩地的農村地區，隻要是上了點年級的人都會打長牌（又叫川牌），長條形的紙片上均印有不同的人物畫像，基本以《水浒傳》《三國演義》為藍本。牌的大小就是以“天、地、人、和、中、幺”為序，大家都知道“天九、地八、人七、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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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于巴蜀地區的長牌（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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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蠶叢創建了古蜀國，随後柏灌繼位，魚凫興邦，杜宇積極發展農耕，開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最終使古蜀國成了西南地區的一個富庶之國，并形成了相對獨立而又特色鮮明的經濟文化，這就是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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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蜀國，應該是指四川廣漢三星堆古蜀國，其時代為夏代和商代。需要說明的是，商代時還有山東金鄉有缗氏蜀國。到了商代晚期，成都平原在三星堆古蜀國瓦解後，繼有魚凫氏蜀國（金沙），還有漢水流域的柏灌氏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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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末周初，山東金鄉境内的有缗氏蜀國，因為為虎作伥，幫助商纣王抵禦周武王盟軍，所以沒有好下場，在周武王滅殷之後，也随之被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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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成都平原上杜宇建立起來的蜀國，被開明氏繼承并保留下來，直到秦漢。這就是後來“蜀”成為四川的專屬别名的原因。

三星堆這件文物​因為破損嚴重，專家竟用了27年的時間，才将其修複完成。這件青銅神壇就是當年古蜀國祭壇上的一件重要的器皿，複原後的青銅神壇，不見得與原來的一模一樣，但卻盡可能地複現出了古蜀國人對“天地人”的具體看法。修複好的青銅神壇共分四個部分，他們分别是底下的獸形座，中間的立人座，山形座，以及最上面的盝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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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自古以來被稱為天府之國，是個富庶而又神奇的地方。早在遠古時期，這裡就已經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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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有黃帝與蜀山氏聯姻的記載，可見蜀山氏與黃帝都是當時著名的大部族，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很早就有了文化與經濟方面的交流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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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 5000年前就已經加入中華文明起源大潮之中

在距今5000年前後，川西平原地區水文環境改善，黃河上遊人類文化的南下，促進了川西平原地區的文化發展，遂加入到中華文明起源的大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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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答案，就是來自蜀地先民留下的線索。在四川北部岷江上遊，考古專家們發現了茂縣營盤山遺址和金川劉家寨遺址。它們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從它們的特征來看，跟中國西北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十分相近，可以看作是馬家窯文化的一部分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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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縣營盤山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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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川劉家寨遺址此後，這一文化沿着岷江遷徙，逐漸發展成為成都“本土文化”——寶墩文化。在介于川西山區和成都平原的什邡，曾發現了桂圓橋遺址，該遺址第一期遺存年代介于營盤山文化與寶墩文化之間。這剛好填補了營盤山文化與寶墩文化之間的缺環，印證了寶墩文化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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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5年，成都新津寶墩古城就已初露端倪。這座長1000米、寬600米的古城被發現，當時已是四川乃至中國西南面積最大的新石器時代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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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津寶墩古城實景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段課題的前期調查工作中，寶墩古城的外城的發現，讓大家意識到，這個古城不簡單，它的面積僅次于浙江餘姚良渚古城與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國第三大史前古城——在距今4500年到3700年的時候，成都平原已不是蠻荒之地，而是城邦林立，人口衆多的富饒沃土了。

有專家學者認為寶墩古城極有可能就是帝颛顼的都城。但是有許多人懷疑，真有一個早于夏的朝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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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夏朝之前，的确是有一個名叫​虞朝​的朝代。據民間收藏的古蜀玉石碑刻文字，虞朝人自稱為華朝​，虞朝是他稱。雖然曆史文獻中沒有明确記載這個王朝的史實，但在春秋和漢代都有虞朝的傳說和記載。司馬光還專門寫有《虞帝》一詩，完全持肯定态度。而所謂​虞夏​或​虞舜​的說法，更是史不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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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一詞的由來，其實就與​虞夏​有關。虞為颛顼所創，夏​為大禹所建，實際就是爺爺和孫兒之間關系，虞與禹，二字在古代是可以同音假借的。所以後人著作的史書上常有聯稱為​虞夏​的情況，虞在前，夏在後，這表明了它們的繼承關系。

如果按虞被稱為“華”的語境，将華朝與夏朝二者聯稱，就是“華夏”一詞。“華夏”一名就是這樣來的。“華夏”最早見于《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左傳·定公十年》載孔子語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子視“夏”與“華”為同義詞。華亦即夏，可以相互通用，相互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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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朝的帝王，可以确定有帝颛顼、帝喾、帝摯、帝堯、帝舜五位。司馬遷所寫《史記·五帝本紀》，就是為他們量身定做的。帝堯後來傳位給舜，人稱帝舜，也稱虞舜。舜是虞朝最後一位帝王。帝舜，按帝位排序來說，也是排在夏禹之前的。所以，​虞朝（華朝）才是中國最早的王朝。​司馬遷寫《史記·夏本紀》，将其放在《史記·五帝本紀》之後，應該是有所本的。

而正是寶墩遺址的出現，不僅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的源頭，也将成都的曆史帶到遙遠的新石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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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華文明進程，長江上遊地區以成都平原為代表，如果沒有寶墩，那這一塊就是一個空白。寶墩文化對于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有着關鍵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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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成都平原相繼發現了新津寶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鹽店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古城、郫縣古城、溫江魚凫城八座史前古城，引發學界關注，将其統稱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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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區（原郫縣）古城鎮的古城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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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遺址群入選199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并與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等省内共5處被列為國家“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是我國西南的長江上遊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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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古城年代位于三星堆文化之前，距今約4500年—3700年，相當于中原龍山文化時期。其中因新津寶墩古城遺址最具代表性，故将該文化命名為“寶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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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1986年，位于長江上遊的德陽廣漢，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被考古發現，一個古老神秘的文明橫空出世，轟動世界。縱目闊嘴的青銅面具、高鼻大耳的青銅立人、流光溢彩的黃金面罩，神奇詭谲，如幻如真，前所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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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發現不僅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獨特性、創造性，以及同國内其他古文明的緊密聯系，與世界古文明的交流互鑒，更彰顯了古蜀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為研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發展提供了典型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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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種喪葬禮俗，同時，也是我國古代一些傍水而居、長于舟楫的民族特有的葬俗。我國長江以南的廣袤地區，河道縱橫，便于行舟，舟船是生活在那裡的人們從事生産與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人們生前善于用舟，死後以船安葬乃順理成章之事。但先秦時期使用船棺進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見，惟有巴蜀地區是我國古代實行船棺葬相當集中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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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古蜀的鼈靈因在蜀中治水有功受到蜀中民衆擁戴，在公元前666年前後稱帝，建立了開明王朝。鼈靈死後以船形棺木為葬具，這就是船棺最初的由來，船形棺因此成為四川地區所特有的葬具。成都博物館中的這兩件船形棺是商業街戰國船棺墓葬中發現的規模屬于中型的船棺，一件長4.77米，另一件長4.52米，為楠木制作。這兩件船棺内都發現了陶器、漆木器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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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路史·餘論》中也有記載“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号稱王，治成都”，可知開明王朝時期從第九代蜀王杜尚開始将都城從郫邑遷徙至成都，一直到公元前316年古蜀國被秦國滅，中間又先後有杜悅、杜後和杜蘆四代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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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業街戰國船棺墓葬的大體年代為戰國晚期，這正是第九代蜀王杜尚将都城前往成都的時候，所以商業街戰國船棺墓葬很有可能開明王朝的家族墓葬，甚至有可能是某位蜀王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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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成都金沙遺址驚世而出，被譽為“中國進入21世紀第一項重大考古發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太陽神鳥金飾于2005年成為中國文化遺産标志的核心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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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來，金沙遺址聚落群已陸續發掘133個地點，發掘面積超過20萬平方米。金沙遺址的發現不僅解答了三星堆文明去向之謎，也将成都城市發展曆史向前推進到距今33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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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遺址的發現，極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與外延，對蜀文化起源、發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義。特别是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謎，找到了有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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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遺址複活了一段失落的曆史，再現了古代蜀國的輝煌。并與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遺址、戰國船棺墓葬共同構建了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四個階段，共同證明了成都平原是長江上遊文明起源的中心，是華夏文明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為中華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體”學說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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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成果。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會同教育部、科技部有關負責人以及項目首席專家王巍、趙輝出席發布會，介紹有關情況，并回答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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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會上，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介紹，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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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研究證明，中華文明五千年曆史所言非虛，文明形成過程具有“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征。并以考古資料實證了中華大地5000年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團隊認為，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遊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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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際上，還有比中原文明更早的成熟文明，并且在長江上遊一樣也發現了與馬家窯文化同時期的茂縣營盤山遺址和金川劉家寨遺址文化，甚至還有距今13年以上的稻城皮洛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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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銅神樹與《山海經·海内經》神民之丘建木有着極為相同的特征。《海内經》曰：“神民之丘，有木，名曰建木，百仞無枝，下有九枸。”意思是，在古蜀國的都廣之野（即成都平原）有一種樹木，名叫建木，百丈之高大，其下居住着黃帝妻嫘祖所生的九代親屬，他們的血統關系象征樹根一樣盤根交錯相互交連，堅固不可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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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青銅神樹三丈多高，也分三層九枝，各鑄造一隻生動造型的青銅鳳鳥，鳳鳥是黃帝元妃嫘祖子孫的圖騰。三星堆青銅神樹之九枝明顯寓意為黃帝親屬九族之支系，象征黃帝元妃嫘祖的子孫在中華大地上繁衍滋生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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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經》之九丘，寓意是黃帝元妃嫘祖生青陽和昌意之九族：青陽生喬極，喬極生帝喾，帝喾生摯，摯生陶堯，陶堯生契是為商，生後稷是為周。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和蠶叢，颛顼生虞舜和鲧，鲧生禹是為夏，鲧又生偁，偁生老童，老童生重黎，蜀黎生昆吾，昆吾生陸終是為楚；蠶叢生蜀王是為古之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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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經》雲：“大皞爰過，黃帝所為。”《淮南子·墜形訓》雲：“建木在都廣（成都平原），衆帝所自上下。”郭璞注：“衆帝王、帝堯、昆吾從都廣山以建木為天梯上天還地，故曰上下。”三星堆神樹，以樹為天梯，以廣都之野（成都平原）為背景，鑄造出衆多鳳鳥，寓為衆多帝王從此神樹上天下地，暢通無阻，活動在廣闊的宇宙之間，撒下仙種，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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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青銅立人像和《海内經》三層九枝（九丘）神似。青銅立人證明：其青銅鑄造不僅早于中原青銅冶鍛術近一千年，更為重要的是屬世界之最先。據《炎黃彙典·考古冶銅術的産生》記載，冶銅術一般都經曆了由紅銅發展到青銅的過程，青銅是紅銅與錫、鉛、特殊元素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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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黃銅的發現以陝西臨潼縣姜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黃銅片為最早，距今約有6000年；到1977年在長江上遊甘肅省臨洮縣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發掘出青銅刀，經木炭測定距今約5200年；随後又在甘肅省廣河縣齊家村發現兩件青銅鏡，經測定距今約4000年左右，屬龍山文化（蠶叢時期）；後又在甘肅武威皇娘娘台、永登縣蔣家坪發現青銅刀，在永靖縣魏家坪發現銅飾和大何慶發現銅匕，在青海省黃南縣孕馬台發現青銅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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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青銅器的産生地域與四川的關聯十分密切。冶銅術的産生地域最早在岷山地段。從前面青銅器的分析對照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國冶銅術由紅銅發展到青銅的過程，從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到5200年馬家窯發掘出青銅刀，随後是在甘肅省與臨洮鄰近的廣河縣齊家村發掘出兩件青銅鏡的龍山文化。巧合的是，臨洮和廣河，其方位均在岷山的北麓，同屬《禹貢》梁州之域與巴蜀同囿，在三星堆又發現大量的青銅器，充分說明中國最早青銅治煉術生産地在古蜀岷山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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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青銅造像群給人以豐富的啟示，既有絢麗多彩的文化内涵，更展現出異彩紛呈的藝術特色，可謂是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發展史上最令人歎為觀止的神奇創造。它填補了古代東方文明造型藝術方面的空白，将使美術史家們重新審視和評價輝煌燦爛的中華青銅文明，無論是在人類文明史上都譜寫了新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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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們可以這樣說，三星堆考古發現揭示的古蜀文明，無論是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還是豐富的文化内涵和獨特的造型藝術魅力都早于中原，堪稱世界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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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為神奇的事是，我們中國英文名稱China的來由，就和以三星堆和金沙為代表的古蜀曆史分不開。

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中國的英文稱謂China一詞來源普遍有這麼幾種說法。最流行的說法，認為和“秦”有關。秦始皇統一六國，威名遠揚，所以外人就稱中國為“秦”。“China”中的“Chin”就是“秦”的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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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絲綢之路

另外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認為這個詞出自“瓷器”。中國瓷器四海揚名，英語中幹脆将中國稱為China。北宋真宗以前，中國瓷都景德鎮位于昌江以南，曾經叫作昌南，其發音就和China十分相近，而最早把China這個名字介紹給歐洲的是歐洲的馬可·波羅。

還有人認為China源于“茶葉”，Chi就是“茶””的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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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筆者對于China一詞的來源，則更加認同和支持我國地質學家、史前考古學研究員同時又是科普作家劉興詩所提出來的最新的一種解釋，請往下看——

China這個名詞最早是印度對中國的稱呼，曾經也寫作Cina。最早見于古印度的一些典籍，依次為:《摩呵婆羅多》《風神往事書》《梵卵往事書》《摩奴法典》《魚往事書》《羅摩衍那》等。而這些古籍流行之時都在公元前的幾個世紀，還沒有什麼秦始皇、瓷器、茶葉。因為時間可以說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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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hina這個稱呼最早見于古印度古籍，可見其應該是順着南方絲綢之路流傳出去的。因為由印度進入中國境内，首先到達的是南方的滇國。這是楚将莊蹻率領一支遠征軍川夜郎進入此地後，由于強秦從後面攻滅了楚國，無法返回故土，隻好在這裡建立的一個國家。所以這裡的人不可能自稱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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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和古羅馬稱中國為賽裡絲（Serice或Seres）。據亨利·裕爾《古代中國見聞錄》的記載，一位名叫包尼雅斯的古希臘學者叙述到:“賽裡斯人所用織綢緞之絲，則非來自植物，另有他法制之也。其法如下:其國有蟲，希臘人稱之為賽兒（Ser）。賽裡斯人不稱之為賽兒，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蟲之大，約兩倍于甲蟲。他種性質，皆與樹下結網蜘蛛相似……賽裡斯人冬夏兩季，各建磚舍以畜養之。蟲吐之物，類于細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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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希臘人科斯麻士在《時間基督教諸國風土記》中，更加明确地指出，Tzintza（中國）就是“産絲國”，有海陸兩條路，經過今天的印度和緬甸可以到達。他解釋說，這兩個詞的詞根是ser，是一種可以吐絲的蟲子，也就是蠶 Serice之意和蠶吐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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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ce和Seres的詞根是ser，和漢語“絲”的發音何其相似。今天英語中的silk，也保留着si詞根。賽裡斯就是“絲國”，乃是不真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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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古印度典籍裡，原先把中國叫作Cina，後來又改為China。再到後來China按照原形保留下來，Cina則演變為Sino。而China和Sino在今天的英語中都是表示中國，這是很多學英語的人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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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China傳到了古波斯、古叙利亞，Cina傳到了古阿拉伯、古希臘、古以色列、古羅馬，由于語音不同，和音變的原因，變成了不同的單詞，但是它們有最根本的詞根chi和ci(si)。si和起源于chi的thi隻不過是音變而已，China就是Cina，也就是Se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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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世紀，一位古印度學者考第亞就在著名典籍《政事論》中，清楚地寫出來“Cina産絲與紐帶，賈人常販至印度”。詩人迦梨婆娑在史詩《鸠摩羅出世》中，提到印度皇家旗幟用的都是中國絲綢。由此可見，當時中國絲綢在印度已經非常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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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古印度資料證實，當時的中國絲綢就是通過西南邊境運到印度，所經道路就是曆史上遠比“北方絲路”悠久得多的“南方絲路”。這樣的古印度資料還有很多，而三星堆遺址的大量貝币中，也有一些來自印度洋的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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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種種材料都充分表明，當時這條從古蜀國到印度的商路十分發達。尋找這個産絲的國度，就必須沿着“南方絲路”尋找到頭才切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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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時候，中國還沒有統一，大小邦國林立。當時西方人所說的China，當然不會是現在的中國全境，而是指某一個具體的地區。當時的“絲國”，也就是狹義的China，究竟是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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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描述它說“其四周有山繞之……境内有二大川，幾貫全境”，都發源于附近的山區。

另一個古希臘人馬賽裡奴斯描寫得更加詳細，介紹“Serice國，四周有高山環繞，連續不絕，成天然屏障，Serice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衍，廣大富饒……其中平原，有兩大河貫流之。河流平易，勢不湍急，彎折甚多。Serice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無戰争。性情安靜沉默，不擾鄰國。氣候溫和，空氣清潔，适合衛生。天空不常見雲，無烈風。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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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絕對不是關中長安，也不是中原的任何地方。仔細研究對比，可以發現，這裡簡直就是當時位居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國的最為生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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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字在各種字體中的演變

從古希臘人對Serice的解釋，再聯系甲骨文的圖形作為參考，并有西土早已将China當作“絲國”，應該視為以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等為代表的古蜀國。

而古蜀國，古成都，三星堆和金沙遺址，才是真正狹義的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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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南方絲路起點的古成都，是我華夏神州最早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橋梁和紐帶。

如果要認識China，就要到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和成都金沙，因為成都就（才）是最原汁原味、最古老的Ching（狹義上的）！

★夏雲，2022壬寅虎年六月初二定稿于成都，原創不易，歡迎點贊轉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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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雲龍@華夏國學堂​（本文首發于公衆号@雲中龍海裡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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