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7日11時03分，八名中國登山隊隊員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此行的目的是時隔45年為珠峰重新測量高度。登山是一項既鍛煉身體又考驗意志的運動。在古代，人們出于不同的目的登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 政治驅動 封禅頌德

在中華文明萌芽時期，人們對山嶽懷有複雜的情感。一方面山嶽給人們提供栖身之所和果腹食物，另一方面山嶽瘴毒猛獸橫行，山洪落石肆虐，人們對山嶽存在着既感激又敬畏的情感。《禮記·祭法》認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表達了人們對山嶽的崇拜之情。

崇拜山嶽的最好方式是祭祀。《韓非子》中記載：“黃帝合神鬼于泰山之上。”這一行動顯然曆史悠久。随着時代的進步，人們對山嶽的認識日益加深。商朝的甲骨蔔辭中就有向山神占蔔的内容。進入春秋戰國，諸侯舉辦的登山祭祀，達成消弭災禍、确立儲君，相互結盟等目的，明顯帶有政治意義。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他親臨泰山封禅，意在歌功頌德，彰顯權威。以後，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五位皇帝先後在泰山封神。女皇武則天獨樹一幟，親封嵩山。皇帝登上山嶽，搞一場政治直播秀，無疑是為了鞏固統治。

• 情懷維系 登高勵志

在文化精英眼中，關注的是山嶽的人文價值。山嶽是國家的象征。《孟子》有雲：“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通過登泰山達到超越自我的境界。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漢末枭雄曹操北征烏桓凱旋，途經河北昌黎碣石山，留下了“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的千古名篇。

魏晉時期，政壇暗戰，戰争頻仍，許多士人隻得将報國壯志轉變成寄情山水。以陶淵明為首的隐居派，用“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的态度，表達對“桃花源”的渴望。以王羲之為代表的遊山派，借會稽山陰的蘭亭舉辦的“禊事”，留下了著名的《蘭亭集序》。以謝靈運為主的抒情派，寫下了“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的詩句，抒發深厚的山嶽情結。

登山還促進了文學的發展。“詩仙”李白喜好遊曆名山。他遍遊岷山、紫雲山、戴天山、大匡山、峨眉山等，成就了《蜀道難》《登廬山五老峰》《登峨眉山》等詩文佳作。北宋文豪蘇轼遊覽廬山，寫下了《題西林壁》，成為千古傳唱的名詩佳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著有《小石城山記》，開創了山水遊記的先河。在文人的參與下，登山有了清新高雅的文學氣質。

• 宗教修行 普渡衆生

古代宗教曆來有“山中修行”的傳統。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神仙思想和靈山崇拜。《漢書》指出: “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當時在五嶽修行的道士有1000多人。時至南北朝，民間入山求道的人日益增多。《南雍州記》稱：“武當山……學道者常百數，相繼不絕。若有于此山學者，心有隆替，辄為百獸所驅逐。”

随着佛教普及，中國繼承了印度鑿山造窟的傳統以及“行腳遊學”的理念。十六國前秦時期，人們深入山嶽，鑿窟立佛，其中尤以莫高窟最為重要。它曆經千年，建立了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成為千年以來的佛教藝術聖地。

事實上，山嶽見證了佛僧對“行腳遊學”的堅持。三國時期，僧人朱士行西行于阗，抄錄了《大品般若經》。晉代佛僧法顯跋涉萬裡，翻越蔥嶺，到達印度，取經求法。而唐朝西行取經的玄奘更負盛名。貞觀三年(公元 629 年) ，他從長安出發，途中時常陷入“山路崎岖，蹊徑危險，既絕人裡，又少水草”的境地。許多高山“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彌谷”。貞觀十九年( 645 年)，玄奘回到長安，為中國的佛教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宗教的盛行，進一步拉近了山嶽和精神之間的距離。

• 登高探險 興趣盎然

明清以後，登山的意義發生了改變。随着登山活動的推廣，出現了專業的登山器具和從業人員。胡三省給《資治通鑒》作注時，特别注明了“釘鞵”：“ 以皮為之，外施油蠟，底著鐵釘。”釘鞵的功能和現在的登山靴類似。明人謝肇浙在《遊黃山記》中曾記述“募開道者，得二樵夫”，還準備了“輿人”和“糗糒”(糧食)、“铛”(鍋)和“襆被”(鋪蓋) 等物品。

除了裝備的改善，成熟的登山技巧已廣為人知。明朝探險家徐霞客愛好登山，先後到過泰山、雁蕩山、黃山、武夷山、廬山等名山大川。他還發明了攀冰的方法：“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後人紛紛沿用這一方法，效果甚好。清朝學者曾唯在《廣雁蕩山志》中列舉了“遊山十八法”，實用性很強。登山活動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這項運動更具娛樂性。

• 民俗演化 約定俗成

在民間，登山還是一項大衆喜聞樂見的民俗。農曆九月九日，二九相重，寓意長久。據西漢經學家劉歆的《西京雜記》透露，漢高祖劉邦在位期間，宮中流行九月九“佩茱萸，食蓮餌，飲菊花酒”的習俗，并且“三月上已，九月重陽，仕女遊戲，就此拔楔登高”。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在《與鐘繇書》也曾直言：“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從而佐證了漢魏時期重陽登高已蔚然成風。

西晉馮翊太守孫楚在《茱萸賦》中坦言：“有茱萸之嘉木……曆漢女而始育……療生民之疹疾。”将登高和養生保健相聯系，使重陽民俗更接地氣。唐朝詩人王維的名篇：“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足以證明重陽登高在民間的重要性。民俗元素的加入，保證了登山運動的旺盛生命力。

作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自1921年有攀登記載以來，成功登頂珠峰的人數已超過4800人。對它的高度各國衆說紛纭，莫衷一是。中國登山隊此次登頂“測高”，代表着國家測繪技術發展水平的綜合體現，測量結果有助于結束國際上對珠峰高度不一緻的混亂局面，對地球動力學、闆塊運動等領域發出強有力的“中國聲音”。

文：計白當黑

參考資料：《中國古代登山活動的曆史發展研究》 姚路嘉、袁宏、馬騰

文字由曆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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