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見證了歲月是一把殺豬刀?剛梳理過伊文思的電影人生,卻蓦然記起,幾年以前,我曾經去法國拜谒過這位“紀錄電影之父”的墓地,而我卻淡忘了,直到我發現了在伊文思墓地的留影那是2013年夏天,我與友人結伴去巴黎蒙帕納斯墓地遊曆,偶然間看到伊文思的墓就在那裡,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這部電影見證了歲月是一把殺豬刀?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剛梳理過伊文思的電影人生,卻蓦然記起,幾年以前,我曾經去法國拜谒過這位“紀錄電影之父”的墓地,而我卻淡忘了,直到我發現了在伊文思墓地的留影。那是2013年夏天,我與友人結伴去巴黎蒙帕納斯墓地遊曆,偶然間看到伊文思的墓就在那裡。
衆所周知,上世紀20年代,巴黎蒙帕納斯地區曾經雲集了大批藝術家和文人,他們當中有像莫迪利阿尼、夏加爾、賈科梅蒂等這樣傑出的藝術家。在這裡,還長眠着一批傳世不朽的文人,諸如:波德萊爾、西蒙娜·波伏娃與薩特、杜拉斯、貝克特等等。然而,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竟然會與伊文思在此不期而遇。也許冥冥之中,這墓地的奇遇是某種“托付”。
因為當時,《伊文思與紀錄電影》一書的出版進程因為種種原因停滞不前推進困難,甚至有可能會放棄。這本書的内容,不僅有各國紀錄片學者對伊文思電影的研究成果,還有伊文思本人論述紀錄電影的文獻,更有伊文思與中國合作的當事人的見證,他們首度披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一手資料。正因為如此,其編輯和翻譯的複雜性,是前所未有的。誠然,伊文思夫人慷慨地允許收入伊文思本人的論述,為該書最終得以出版奠定了基礎。
但是,當伊文思夫人獲悉我們同時還準備出版伊文思的傳記,并且已經買下荷蘭曆史學者漢斯·舒茨的傳記版權時,她絲毫不掩飾自己的不滿和郁悶,并極力推薦伊文思生前出版的一本訪談錄。而傳記作者漢斯·舒茨,作為記者在伊文思晚年采訪他時,曾獲得他的首肯,伊文思坦承漢斯·舒茨道出了他的心聲,由此也激發了這位荷蘭學者去探究政治與藝術關系的渴望。從曆史的角度去研究伊文思的電影人生,我想是多數關注伊文思電影的人贊同的。況且,我選擇的這本書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本伊文思傳。
事實上,1995年這本長達500多頁的傳記《危險地活着:伊文思傳》問世以後,已經獲得了伊文思歐洲基金會的認可。傳記作者曾經閱讀了兩千多封信件,浏覽過一萬五千到兩萬份文件,還有其他大量的相關資料。這當中,一些國家政府部門開放的檔案對作者幫助很大,至于對相關當事人的訪談,作者認為将訪談作為史料來源是不可靠的,他表示:“因為所有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在對采訪對象最有利的情況下,受訪者經常會被有意地誤導。”因此,傳記作者需對各種來源的信息加以比較,以免誤入歧途,造成不必要的錯誤。
在伊文思夫人與傳記作者之間,存在着基于何種曆史觀的分歧。雖然,瑪瑟琳為配合作者做了大量訪談,但在還未成書之前,她堅信該書将會具有某種“破壞性”,最終收回了她所提供資料的使用權。這些,傳記的作者均如實在書中做了陳述。如今,這本書的中文版幾經周折終于問世了,這時卻從巴黎傳來瑪瑟琳去世的消息。這難道又是某種巧合?
作為對伊文思電影的關注者,我有幸在其夫人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期間認識了她。我發現,她十分關注這個國家的未來,這裡不僅有與她共事過的工作搭檔,還有她與伊文思留下的未竟理想,踏着過去的足迹,她似乎在尋找着什麼。她将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她喜歡與不同背景的年輕人暢所欲言。
在瑪瑟琳生命的最後歲月,她拍攝了一部重訪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電影,還出版了幾部關于集中營生活回憶的著作,這些為她赢得了不少榮譽。也許,她還想再為中國做點什麼,但年齡和精力所限,她最終未能如願。像伊文思一樣,她帶着太多期許和遺憾走了。
他們來過,然後走了,來而複去,來而複去,留下影像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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