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上世紀90年代，第一批香港電視導演“北上”内地，已經過去了近30年。30年間，他們從内地片場的“客人”、兩地影視文化的交流使者，融入為内地影視的參與者、見證者、推動者。但相較香港電影導演名聲在外，香港電視導演似乎總是低調地藏在作品背後。觀衆或許隻知道《仙劍奇俠傳》《花千骨》《三生三世十裡桃花》《長歌行》，卻對它們的創造者十分陌生。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蔣家駿、梁國冠、馬華幹、戚其義、鐘澍佳、朱銳斌（按首字母順序排序）六位知名香港電視導演，聊聊他們漂泊、紮根、懷抱内地的“北上之路”。

鐘澍佳在《擇天記》片場指導鹿晗和古力娜紮。

為機遇“提前回歸”

“我是提早回歸的。”朱銳斌表示。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随改革開放後内地市場經濟日益開放，較低的人工成本、廣闊的實景空間、影視供不應求的時代背景，促成内地掀起一陣合拍劇風潮，吸引一衆香港影視人才來内地發展。

上世紀90年代，朱銳斌仍是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的一名副導演，主要工作是劇務、場記、執行、發通告、選演員、做預算等。在香港人才濟濟的那些年，他甚至沒有機會親自執導一部電視作品。1996年，他決定離開TVB，“我想的還是比較長遠一點。”那時他看過一些内地劇作，其水平正在快速超越香港。時值香港知名導演潘文傑初到内地，在深圳成立了新公司，在他的邀請下，朱銳斌決定抱着學習的心态來内地看一看。

大多數在90年代“提前回歸”的香港導演，幾乎都曾受限于香港電視業日趨縮小的創作空間，期望在内地闖出一片天。蔣家駿在1995年轉戰内地。他猶記當年來到天津拍攝年代劇《千秋家國夢》，那時天津的城市建設相對古樸，但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傳統建築，可以拍攝很多展現年代感的實景。“那時候我們特别向往來内地拍戲，能夠在畫面上呈現多一點給予觀衆。”

蔣家駿參與執導的《千秋家國夢》。

1999年來到内地的梁國冠，已經算是第二批“北上”的香港導演了。此前他就職于香港亞洲電視。時任亞洲電視監制的冼志偉向梁國冠提出，有沒有興趣到内地一起發展。他需要一批優秀導演共同合作。“我考慮了很長時間。”自1990年進入香港電視業，梁國冠還差幾個月就工作滿十年了，“畢竟以前都在香港幹活，從沒有離開家，我也沒學過普通話，聽都聽不懂。”但冼志偉告訴他，内地市場很大，收入也會比較高，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趁年輕“賭”一把。

梁國冠認同冼志偉的想法。在他看來，香港電視業就像一個工廠，流水作業，一年拍的戲量很大，類型也很豐富，但實際上就是棚景與實景交替的固定模式，很難再有挑戰。碰巧同一年，梁國冠曾為電視劇《海瑞鬥嚴嵩》來江蘇無錫取景。“看到那個地方我都‘傻’了。原來内地古裝劇的場地建設那麼好！地方那麼大，條件非常不錯。原來外面的世界挺大的，隻是我一直沒接觸。”沒多久，梁國冠便答應了冼志偉“北上”的提議。

梁國冠參與創作的《海瑞鬥嚴嵩》。

起初，鐘澍佳一直在拍電影。2002年曾志偉主演的内地電視劇《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在北京拍攝，“他問我要不要過來幫忙拍這個電視劇，于是我就被介紹到北京了。結果因為《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沒有那麼快開機，我就先拍了另一部内地劇《奔騰向海洋》，這是我拍内地劇的開始。”

即便時隔25年，蔣家駿依然清晰地記得，在他決定紮根内地，并從香港飛往《千秋家國夢》片場的那天，恰好是1997年7月1日。機組給每一位從香港飛往内地的乘客贈送了紀念品，上面寫着“歡迎回歸”。

習慣多個導演聯合執導

許多香港電視導演初到内地，不懂普通話，沒有人脈，那時也沒有所謂的“大數據”。他們就像是滿懷一腔抱負的“新人”。而内地對香港電視導演也幾乎一無所知，“我跟他們說我在香港拍過什麼，他們其實不曉得，沒有所謂能打動他們的作品。”梁國冠坦言。

與内地一度流行“總導演中心制”不同，在香港，“聯合導演”是更為常見的模式：一名監制，搭配四到六個導演加上多個助理編導共同合作。監制抓題材、創意和大方向，導演負責生産，各個部門拼湊成專業流水線，短時間就可以完成一部作品。在梁國冠看來，高效率、商業化是香港導演的優勢，“對于資方而言，如果你能3個月完成，絕對比一年省錢。内地看中的其實也是這種從香港帶過來的制作模式。”

朱銳斌來内地拍的第一部戲叫《絕地蒼狼》，共20集，他隻負責其中幾集。蔣家駿執導的《千秋家國夢》合作導演為香港導演盧倫常、姜明海。李國立、林玉芬、梁勝權、吳錦源等導演曾合作拍攝《仙劍奇俠傳》等作品。

《仙劍奇俠傳》是在香港導演習慣的聯合執導方式下拍攝完成的。

梁國冠剛來内地時，也是靠着第一批開疆拓土的前輩。前輩接到一部戲，會根據劇作類型，邀請不同的香港導演合作。梁國冠的第一部戲就是冼志偉接下的《濟公傳奇》。“香港同行更了解我們擅長什麼，也知道我們的短闆。在大家的帶領下，我就慢慢适應了（内地）。都是這樣走下來的。”梁國冠說。

直到如今，絕大多數香港導演都在内地積累了可以擔任“總導演”的資曆和名氣，但仍有不少人選擇和熟悉的夥伴聯合執導。“我們會一起共同創作，共同改劇本。兩三個導演坐在一起，這句台詞應該怎麼說？這麼改大家同不同意？合作了很多年，彼此了解，彼此尊重，我們可以多交流，合作起來能拍的題材也會特别多元化。”馬華幹說。

他以去年殺青的電視劇《安樂傳》為例，該劇是他與香港導演成子瑜、蘇飛聯合執導。其中一開場安樂（迪麗熱巴飾）與韓烨（龔俊飾）兩個人相遇的階段，交給一個導演去拍；中間在大理寺查案的階段，交給另一個導演去拍。“我們不會把一整個階段的戲拆得很碎讓三個導演拍。一天兩個組開工，三個導演的時間安排也相對靈活，可以有休息時間專注思考自己的故事線和思路。”馬華幹說。

馬華幹執導的《安樂傳》。

鐘澍佳表示：“我現在帶的導演徒弟都是内地人，他們很勤奮、機敏，這麼多年學到了不少香港制作經驗上的快和準，同時在内地大市場環境和資源的支持下成長也非常快。我們從小都是前輩帶出來的，現在成為前輩的我們更要去提攜後輩。”

驚訝于拍劇“人山人海”的聲勢

朱銳斌拍攝《絕地蒼狼》時曾前往甯夏銀川取景，他驚訝于内地會深究每一件道具和場景細節。例如《絕地蒼狼》中的房屋，都是道具團隊在現場一點點用犁翻的地基并建造起來的，“那個時候我就感覺，哇！真的是這樣子做出來的。”

朱銳斌拍攝《絕地蒼狼》劇照。

香港導演“北上”後，往往都會被内地的“實景拍攝”所震驚。香港受限于地域面積，電視劇場景較為“固定”，例如，時裝戲多選擇電視台附近的街道，或大家熟悉的那幾條街；古裝戲可選擇的山林景緻也十分雷同。而内地在古裝場景的選擇上便豐富許多，有崇山峻嶺、高原平地，也有一望無際的沙漠，碧波萬頃的湖泊……“内地的大好山河，很多景是我們在香港無法想象能拍到的。”蔣家駿說。

在都市題材中，北京、四川、上海等各具特色的不同地域，也賦予時裝劇截然不同的氣質與表達。鐘澍佳來到内地後，首先感覺到眼界的開闊。“因為香港很小、很擁擠。我們經常在香港拍攝的時候是拍不到全景的。但是我第一次來北京的時候，看到這麼寬的馬路，這麼巨型的建築物，就覺得自己整個視覺觀感都不一樣了。其實對導演在畫面設計、場面調度上都會有很大影響。”

不止于場景，在拍攝手法上，自千禧年起内地在技術的進步、細節的要求上，也逐步趕超香港。蔣家駿回憶，香港電視和内地電視都分棚景跟外景，但香港的棚景基本是三個機器切割，“等于内地的情景劇拍攝手法”；外景才是單機位拍攝。但内地自上世紀90年代末基本開始普及單機位，後來是雙機位，直到如今發展到三機、四機位，“内地不會在現場有場景切割，相對來說更像拍電影的手法。”蔣家駿說。

但香港導演提到内地與香港最多的“不同”，還是在于工作模式。據悉，當年香港電視業人力資源不足，片場沒有劇務、場記、道具等細分團隊，隻有助理編導擔任劇組的“螺絲釘”，串起這些最基礎的工作。但來到内地片場，有成百上千名工作人員，劇務、道具、美術、服裝等細分部門，大家各司其職；遇上拍大場面，也從不擔心群衆演員不足。“人山人海”，幾乎是每個香港導演來内地後的共同感受。“香港不會看到一個組裡有這麼多工作人員，而且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拼命。”朱銳斌形容，在内地拍電視劇就好像在香港拍電影，甚至有時比電影規模還要龐大。

工作人員衆多，工作模式迥異，令香港導演必須持續摸索、适應與内地劇組融合的新工作方式。蔣家駿最需适應的是劇組集中管理制度。在香港，拍攝地與住所之間距離較近，導演們往往收工後就直接回家了。但内地通常要求主創人員住在劇組附近的酒店。“其實集中在一起，從開機、進組到殺青，這個制度對于創作拍攝來說還是比較好的。因為這段時間大家可以集中、完全地為了這個戲的創作在一起，随時開會，有什麼就馬上解決。香港可能大家回家了，就都忙别的事情去了。”

梁國冠則學習着内地的社交方式——怎麼能調動上百位來自五湖四海的人的積極性，讓他們按照導演的想法完成任務？在梁國冠看來，一般内地的導演都很威嚴，偶爾會用“罵”的。他也曾嘗試過，但效果不好，“可能因為普通話不好。”後來，梁國冠就和大家交朋友；但也不能關系太熟，太熟就會容易偷懶了。在内地片場，梁國冠學會了買奶茶，學着恩威并施，“就為了工作順利，各種摸索。”

導演梁國冠

“港普”總有“囧事”發生

在衆多“不同”之中，普通話是香港導演的共同挑戰——聽不懂、不會說，是他們來内地前的普通話水平。

“剛到内地的時候和大家溝通還是有些不順暢。多說、多聽就好了。”戚其義表示。朱銳斌也說，自己的普通話“完全是來到内地才學的”。他在片場隻用“港普”講戲。懂粵語的内地副導演必須一直坐在朱銳斌旁邊，一旦朱銳斌不會說了，他就用餘光瞥下副導演，偷偷給個小手勢，示意他來翻譯。

導演朱銳斌

香港導演也時常因“語言不通”在片場發生“囧事”。馬華幹曾多次在片場用“港普”向美術、道具團隊要求調整細節，例如這裡的顔色要重一點，那裡的道具要怎麼擺。但起初很少有人能第一時間理解。“有時我說話語氣重一點，他們聽不太懂，就以為我在生氣。實際上我沒有很生氣。”

導演馬華幹

朱銳斌在現場講戲時，有時語速非常快，“講完就完了，以為人家會明白，但其實很多（普通話）都講錯了。”有時演員抹不開面子，應和着“聽明白了！”但當朱銳斌轉過頭，卻看到副導演和演員竊竊私語。“我說：‘喂！拍戲了，還在聊天？’然後副導演就告訴我，他們不是聊天，是演員在問我剛才說了什麼。拍到今天，他們都還在笑我的普通話（笑）。”

朱銳斌也總是難以分辨内地的片場用語。例如，演員在對戲時，架在前面、防止反光的白色闆子，内地管它叫“反光闆”，香港則叫作“白片”，“這個多講一講就能知道。但内地各個地方的地域台詞真的太難了。”朱銳斌坦言，他拍過一部時裝戲，劇中有四川口音、東北口音。直到在内地生活了很多年後，他才基本分辨出這些口音的歸屬。

“但長期這樣也不行。”梁國冠坦言，當他決定在内地長期發展後，他首先思考的便是解決語言交流問題，“我天天找副導演幫我翻譯、做手勢；跟演員溝通不行就直接演一次給他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為了更好地學習普通話，2000年梁國冠前往北京，就拿了一個背包，找個賓館，硬着頭皮住下了。那段時間，他每天在餐廳都用“港普”和服務員聊天；打出租車和司機也一路“瞎聊”：“最開始沒人聽懂我說的，說得我臉都紅了，但也沒辦法，就這樣子慢慢學。其實用兩三年的時間（就熟練了），有語境會學得比較快。”

——生活在内地——

從滬漂、橫漂到北漂，各地美食“啥都能吃”

鐘澍佳：我在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年，我的太太和孩子們也都在北京，我感覺自己就是個老北京了。除了拍戲的時候，我都在北京，這裡是我的第二個家。因為我去年回到TVB管理整個制作業務（定制劇/同步劇/合拍劇），我們全家也将搬去香港，而我也想将這二十年在内地學到的經驗和創作視野帶回TVB，輸送更多TVB的後輩來内地學習。

戚其義：在内地我學會了點外賣，或者shopping（購物）不用出門。即使出門，一部手機就夠了！

戚其義（右二）

蔣家駿：2008年之前我長期住在上海。上海跟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當時上海已經有24小時便利店。而且上海城區比較小，活動範圍都集中在浦西那一塊。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比較簡單。2003年我在上海跟一些香港朋友開了一間茶餐廳，有自己吃飯的地方，又有生活，就很有歸屬感。後來因為整個内地影視圈都比較集中在北京，那段時間我們拍完戲之後，回到上海，放下行李又要飛到北京去做後期，沒幾天又開始拍下部戲，其實在上海待的時間不是特别長，幹脆就搬到了北京。

蔣家駿給林雨申說戲。

朱銳斌：以前我們都是在内地漂泊。有一段時間我住在深圳，然後大部分人都搬到北京，我就去北京談戲；後來在上海拍戲，就搬到上海了。最近在橫店開工比較多，現在就住在橫店。哪裡開工哪裡就是家喽。最開始我是内地、香港兩邊跑。我老婆曾經問我，有沒有算過今年有多少天在家。我說我不知道。然後她就很确定地跟我講，26天，一個月都不夠。

在内地我最大的變化就是飲食。有一次去新疆拍戲，對方問我吃不吃“狼”。我說我不吃的！但原來他們說的是馕。還有去四川拍戲，每天都是麻辣火鍋。吃完以後我就知道，我準備去拉肚子了（笑）。但現在我的腸胃已經很适應各個地方的食物了。人家問我吃什麼，我說我啥都能吃。反而回到香港，有些時候腸胃不舒服，醫生說我“水土不服”（笑）。

梁國冠：我在北京定居了十幾年，但基本上每年撐死了住兩三個月。因為這20年拍了很多作品，基本上都在劇組度過了。在北京最大的感受就是地方太大，一天隻能辦一件事。香港是緊湊型社會，一天跑遍整個香港都沒問題，所以剛開始是不适應的。但是随着科技發展，2003年左右我在内地買了第一部智能手機。有了手機基本“全國通行”，什麼都可以了！手機就是我的錢包，能點外賣、移動支付……我現在回香港，跟他們說，600塊錢四年前提出來，（現在）還在兜裡沒用過。他們都不相信。

最近幾年已不住北京，目前視頻網站都走大數據；開會可以通過視頻，要面談坐高鐵也快。主要因為南方人還是怕冷、怕幹燥，沒辦法，就轉住上海了。

馬華幹：在内地，哪裡拍戲我就去哪裡。1996年到2000年，大部分時間在北京拍古裝戲，在北影廠、懷柔這些地方。2000年以後，古裝戲大部分去了橫店，我就去橫店拍古裝戲，沒有固定的地方。但是最近10年我都在北京跟香港。九幾年北京跟現在的北京是兩個世界。那個時候北京對我來說已經是很現代的城市，但是總覺得當地人為什麼說話很“沖”，比如打個出租車，司機說話聲音特别大。剛開始每天都想吃廣東菜，但後來對這裡生活習慣了，越來越覺得北京火鍋挺好吃的，北京烤鴨我也喜歡。

新京報記者 張赫

編輯 佟娜

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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