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著名的邊塞詩人?《飲馬長城窟行》是樂府古題，《樂府解題》這樣形容：“古詞，傷良人遊蕩不歸”自漢至唐，衆多詩人在創作中賦予這首樂府古題新的内涵，在一衆詩作中，論視角，大緻可選擇方案包括：思婦、征夫、将軍，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盛唐著名的邊塞詩人?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盛唐著名的邊塞詩人

《飲馬長城窟行》是樂府古題，《樂府解題》這樣形容：“古詞，傷良人遊蕩不歸。”自漢至唐，衆多詩人在創作中賦予這首樂府古題新的内涵，在一衆詩作中，論視角，大緻可選擇方案包括：思婦、征夫、将軍。

要兼說創作思路類型，則古辭是第一種，同類有齊梁之後衍生出的一系列《青青河畔草》，大部分模拟古辭前半，專寫思婦閨情。曹丕是第二種，陳叔寶同屬此類，本意寫征伐，卻從中衍生出以蕭綱為代表、遊子主題的《泛舟橫大江》，也是比較純粹的宮體詩套路。陸機是第三種，側重叙事主人公的獨白，沈約、虞世南的創作受其影響。北周的王褒是第四種，寫出邊塞詩的意境和氣魄，唐太宗李世民的寫法和他最近。隋炀帝楊廣的詩作在寫作思路上就傾向對上位者的表揚及上位者的自我表揚。三國陳琳的寫法，形式特立獨行，個中的深沉情懷，要到唐朝王翰以後才真正激起回音。

古辭很委婉，“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隻有思婦的視角和聲音，沒有正面出現“長城”和征夫的形象，隻有征夫的家書來回應叙事女主人公，“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陳琳的作品對古辭作了很大的改造，“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視角換成了征夫，家書有了往返——“報書往邊地”回應“作書與内舍”，一來一去的夫婦通信，占據了超出一半的篇幅。到了西晉傅玄，又采用了和古辭幾乎一模一樣的結構，但相比古辭，把征夫的家書取消掉了，從女性視角出發，“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如參與商。”給讀者的感覺更加絕望。是什麼原因促使作者産生這樣迥異于古辭的審美趣味，可以再議，但自傅玄以後，六朝隋唐的《飲馬長城窟行》，包括衍生的《青青河畔草》和《泛舟橫大江》們，詩人們徹底放棄了夫婦通信這一場景設計。

八句且相對完整的《飲馬長城窟行》，以其精悍短小、信息凝練，别具特色。《樂府詩集》所收的四首，其中一首來自親征在即、沒有勝算把握的曹丕，另有一首來自從來沒上過戰場的陳叔寶，都努力營構豪壯氣象。曹丕寫的是南征東吳，“浮舟橫大江，讨彼犯荊虜”，但這場戰事以曹魏失敗告終；陳叔寶寫的是“月色含城暗，秋聲雜塞長”，這個偏安江淮、日子過得糊裡糊塗的君主，也許根本分不清何處是關塞。但這兩首詩的鏡頭感都很好。曹丕的“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陳叔寶的“征馬入他鄉，山花此夜光；離群嘶向影，因風屢動香”，若拍成電影，都是帥氣的場面戲：一個是戰争類型片中的宏大場景，一個是匹馬獨行，很有快意恩仇的俠氣。《樂府》收錄的另一位作者張正見，很切題地寫了“長城”，而且寫活一個到了長城的南方人，“群驚還怯飲，地險更宜行”，全詩出現頻率最高的定語就是“寒”。按照史書記載，張正見本人不曾真正到過長城，他也不是地道的南方人，實際上他的祖父任職北魏，父親由魏入梁，他算是那個時代“南下幹部”的子女。但這不妨礙寫作的想象力，“傷冰斂凍足，畏冷急寒聲。無因度吳阪，方複入羌城。”廖廖數字集中突出了寒冷效果，語詞之間對江南的留戀情不自禁溢于言表。《樂府》收錄的最後一位作者是北周僧人尚法師，寫活一匹潇灑俊爽的長城征馬，“别有長松氣，自解逐将軍”，流露着不同于世俗的俠氣。

有趣的是，真正的南方人陸機，卻成功塑造了頂着嚴寒、決然出長城的軍人，他筆下的主角并不是前人常寫的征夫，而是将軍。在“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将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等詩句提示下，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他通過詩歌中的叙事，營構了一白的戲劇。“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開頭四句，“山”和“馬”、“陰山”交替重複出現，有歌唱感，識别度也高。頭兩句場景原型應該來自《詩經·周南·卷耳》中的“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卷耳》原詩，倒是很像《飲馬長城窟行》古辭那種情緒的濫觞，是婦女懷念征夫、遙想他在外行役時的語氣。但在這首《飲馬長城窟行》中，“山高馬不前”之後，接下來便是詢問戰友、了解敵情，随即加緊行軍，一邊感慨戰事艱險，一邊時刻不忘備戰的征程，連收束都定在對戰勝的期待和信心。這種寫法像是一首地道的戰歌，後來的沈約、虞世南以古題《飲馬長城窟行》描寫軍人的時候，都選擇了類似的劇情結構。要論最有名也最精彩的衍生，則恐怕該數王維《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将成熟的結構稍加變化，詩人集中精神力量，描繪歸雁胡天、長河落日、大漠孤煙。從王維的這首名作裡，我們也看到盛唐詩和六朝文學不可或分的内在聯系。

不僅有王維對陸機的遙遠呼應，甚至，李世民的創作，也可以看作有意無意回答前朝王褒提出的問題。王褒《飲馬長城窟行》勾勒的是長城駐軍，在“羽林猶角牴，将軍尚雅歌”的日常中，備着“臨戎常拔劍，蒙險屢提戈”的厮殺。無論梁朝還是北周的軍隊都面臨着戰事綿延、而休戰遙遙無期的困局，所以王褒的詩作結束在“秋風鳴馬首，薄暮欲如何”。到了李世民，他采用的詩歌結構跟王褒幾乎完全一緻，但作為一個屢戰屢勝的統治者，他有充分的理由把詩作的氛圍處理得不那麼緊張。王褒的“塵飛連陣聚”，到他這裡就成了“胡塵清玉塞”；王褒憂思忡忡的“薄暮欲如何”，李世民替換成豪邁的遠景：“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雲台凱歌入。”“絕漠幹戈戢，車徒振原隰。都尉反龍堆，将軍旋馬邑。”這是初唐人在終結亂世那一刻的自信和豪情，對西晉陸機“振旅勞歸士，受爵藁街傳”的願望，也算作了一個回應。

至此，唐詩裡真正意義上征夫的視角也回來了。以王翰為代表的唐代邊塞詩人們，在《飲馬長城窟行》這個樂府古題下，重新發現了沉寂多時的普通人——他們不再是修築長城的民夫，變成了士兵。國家強盛時，他們渴望建功立業；國家衰弱時，詩歌的感慨就側重普通人的艱難。這首樂府古題成為一個龐大的容器，對長城的歌唱就像一面鏡子，照出整個時期人們内心的起伏波瀾。長城的文學形象，與它有關的種種聯想，也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印刻在整個民族的文化血脈中。

（作者為南京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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