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如圭臬” 是漢語成語。亦有雲“奉若圭臬”“奉為圭臬”。

含義很明确——尊崇某種思想、觀點、言論等等，信奉其為典範、準則。

清錢大昕《六書音韻表序》雲：“此書出，将使海内說經之家奉為圭臬。”

“圭臬”，實為不同之“二物”。

“圭”是什麼？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躳圭，皆七寸。子執榖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從重土。”

這是說，公侯伯子男五等貴族所持之“圭”不同，但都由君王賜封。圭字，為二土相重。

《周禮.春官.典瑞》說得更詳細，計有大圭、鎮圭、桓圭、信圭、躳圭、榖璧、蒲璧、四圭、裸圭等等。君王腰間系“大圭”，手持“鎮（瑱）圭”；諸侯按“不同級别”各持己“圭”。

總之，“瑞玉”為質、“上圓下方”之“圭”，是朝觐、祭祀所用的重要“禮器”。

清武億《授堂文鈔.古玉圭圖說》，“有圖有真相”，可供參考。

“臬”為何物？

《說文》雲：“臬，射準旳也。”

“準（zhǔn）”，《說文》裡，是以“土”為部首的另一個異體字，現在已經打不出來了，發音和字義均與“準”同。“旳（dì）”，是“的”的本字，原義為“光明”。“射準旳也”，是說“保證射中靶心之規則”。

《周禮.考工記.匠人》中，“臬”作“槷”。賈逵《注》雲，槷（臬），法度也。

照此說，“臬”是“規則”“法度”而不是“實物”。但由“旳”演化而成之“的”字，有“靶心”“标的”“目的”等含義，或為“實物”。“槷”字，由“弋”字演化而來，确與弓矢有關，限于篇幅，不詳贅述。

“圭”“臬”實為“二物”，又何來“圭臬”一詞，怎就“奉如圭臬”呢？

實際上，“圭臬”合并為遠古和上古先民“觀象授時”的儀器，即為“圭表”。

就是說，前述《說文》等之“圭臬”含義，早已不是本義，而是衍生的引申義。

換言之，“圭臬”的真實曆史，要遠比周代早得多。

“圭”和“臬”，确實為“二物”。

“臬”，是“立杆側影”之“杆”，亦稱“表”。最早叫“髀”，然後稱作“槷”或“祖槷”，異體字為“臬”。

“槷”或“臬”，其還有一個包含古老傳統且具政.治含義的名字，叫“中”。

《論語.堯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這個“中”，講的就是古代君王主持“立杆側影”的活動及壟斷權力。

陶寺遺址出土祖槷校直器和土圭

“圭”，則指“土圭”。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雲：“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鄭玄《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

可知，“土圭”即“度圭”。

最早，“土圭”或曰“度圭”之“圭”，與“表杆”之“槷（臬）”，是分離的“兩物”。

中國的先民，何時開始通過“立杆側影”來“觀象授時”？

從目前的考古成果看，至少在距今6500年前的古人，已經成熟掌握了“北鬥建時”和“圭表測影”兩種“觀象授時”的方法——将白晝對陽光的測量與夜間對鬥星的觀察完美結合在了一起。

此可參見濮陽市博物館、濮陽市文物工作隊的1988、1989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

記錄先秦天文和數學成果的《周髀算經》雲：“周髀，長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

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M45号墓中，用蚌殼擺有北鬥圖形，以表示“北鬥建時”，亦用人的“髀骨”表示以“圭表”測量日影。髀“長八尺”，恰好是人的身高，這與《史記.夏本紀》所雲大禹以身為度治水的記載相吻合。甲骨文中，“昃”字，也是“太陽照射人影”的象形。

先民最早對日影的觀測，是通過人自身的影子來實現的，這一點絲毫不必懷疑。這一時期，“圭表”以人的大腿骨命名，稱之為“髀”。

陶寺遺址出土“槷表”複原圖

古代先民何時制造出了真正的“圭表”，而不再“以身測影”？

距今絕對年代4300-3900年的陶寺遺址中，出土了兩支“槷（臬）表”，其中一支配有“垂直校準儀器”和獨立的“土圭”。

這一年代，屬于夏或先夏時期。負責陶寺遺址發掘工作的社科院山西工作隊隊長何努研究員考證，陶寺極可能是史籍記載的“堯都”。

《尚書.堯典》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雲雲。詳細記錄了先民“觀象授時”的過程與方法，恰與上述考古發現相印證。

有意思的是，許慎《說文》講，圭“從重土”，為兩個土字疊加。在陶寺發現的“土圭”，恰好是兩件。二圭當各為“陰陽”，“側日影”時，應該“接續相重”，從而體現“揆度日影”以效“陰陽”之古哲學觀念。“圭”字，即是這種“操作方法”和哲學觀念的會意。

《周髀算經》說，表“長八尺”，意即“槷（臬）長八尺”。“圭”有多長？

《周禮.考工記.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緻日，以土地。”鄭玄《注》：“緻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

前面說到了，“土圭”即“度圭”。“以土地”，就是用以丈量大地。“夏日至”是“夏至之日”。“冬日至”則是“冬至之日”。“景”，是“影”之本字，含義是“日影”。

可知，“土圭”的長度，是一尺五寸，這是由“夏至之日”的陽光照射于八尺之“槷（臬）”而形成的一尺五寸的“日影”決定的。

這是“圭”“臬（槷）”分離情況下的“尺寸”。

至遲在漢代，已經于皇家觀象台上常設了固定的、一體化的“圭臬”。

記述西漢都城“模樣”的《三輔黃圖》雲：“長安靈台有銅表高八尺，圭長一丈三尺，廣寸二分，題雲太初四年造。”

“太初四年”，是武帝的年号。“靈台”，是皇家所設“天文觀象台”。

“圭長一丈三尺”，即前面所說“冬至之日”的“日影”長度。這是“以長納短”的辦法——“日影”最長不過“一丈三尺”，最短的“一尺五寸”，在銅圭上做出标識即可。

東周青銅“槷表”座

“圭”“臬”配合，不僅可測出“二至”——“夏至”“冬至”的“影長”及時間，也可以測出“二十四節氣”其他二十二個“節氣”的“影長”和時間。

《周髀算經》，記錄了從“冬至”依次到“寒露”的“影長”，其反映的，大約是先秦很可能是周代以前的觀測數據。司馬彪的《續漢書.律曆志》則記錄了東漢熹平三年（174年）的“二十四節氣”實測“影長”。這應該是當時劉洪、蔡邕等的觀測成果。

東漢青銅圭表

關于圭長“一尺五寸”，也有别的說法。

《周髀算經》雲：“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裡，句一尺五寸；正北千裡，句一尺七寸。”趙爽《注》：“晷，影也。”

戰國竹簡《保訓》說，帝舜曾于陶寺不遠處的曆丘側日影，後來商祖上甲微又于嵩山側日影。“影長”一尺六寸，很可能是帝舜時期的長度，而一尺五寸則為上甲微至周代的日影長度。

周代，傳說于河南登封的“陽城”進行。現在的登封告成鎮仍保存有周公測影遺址。漢代又在陽城進行過實測，得“影長”為1.48寸或1.58寸，考慮到“寸”的變化，與“一尺五寸”之說，誤差其實很小。

登封古觀象台

“圭”後來何以成為“禮器”，“圭臬”又如何成為“法度”？

這應該與農業革命發生後，誰掌握觀察天時、制定曆法的技術和權力有關。

中國在距今1萬年前後，由狩獵采集社會向農耕社會轉變。

農耕，最重要的莫過于天時。因此，誰在“觀象授時”方面取得突破，誰就掌握了發展農耕的主動權。

部族和部族之間必然會有競争。

何努先生有文章專門結合陶寺考古，探讨了《堯典》記載的帝堯傳位于舜的過程。

他認為，“立表測影”“觀象授時”曾經是“堯”這個部族掌握的“專利”，然而，不遠處叫作“舜”的部族，經過二三百年的“研究”，終于也“開發研究”出了“立表測影”“觀象授時”的技術，很可能超越了“堯”族，在曆丘求得了 “地中”的位置就是明證，因此，“堯”族便不得不将統治權交予了“舜”族。

“堯”族和“舜”族，是一種競争關系。這大約就是《竹書紀年》記載的“堯舜有争”的本來面目。

進一步說，在族群内部，誰掌握了掌握觀察天時、制定曆法的技術，誰就獲得并鞏固了在族群中的領導地位。簡言之，說能觀測天地，确認時令，誰就可以作為“天”的代表，稱為“天子”。

這就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王權天授”、人祖在天與“觀象授時”的巧妙結合。

前面說到的《論語.堯曰》的那段話，就是這個意思。

《周髀算經》說：“知地者智，知天者聖”，也是講的這個意思。

《禮記.禮運》曰：“古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這是說，因此聖人制作法則，必定以天地為萬物根本，以陰陽為啟動開端，以四時為操控的把柄，以日和星為運作的綱紀，以月為區分的度量，以鬼神為協助的徒屬，以五行為運行的主幹，以禮義為操作的器具，以人情為耕作的田地，以四靈為禽畜的首領。

能夠彰顯“聖人”地位和權利的，能夠賜封與各級之臣屬蘊含上述“要義”的，便是“玉圭”這樣的“禮器”。

自然，“奉如圭臬”的說法，一定會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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