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教授田軒

截至5月23日召開的國常會釋放出6方面33項穩經濟舉措，我國近期纾困刺激政策幹貨出台之密集、力度之大、落實要求之嚴格，都是近年來罕見的。顯然，這一系列超常規操作的背後，是我國經濟正在面對着不能再以“謹慎樂觀”來單純描繪的緊迫局面。

根據國家統計局5月16日發布的數據，在今年一季度主要經濟數據承壓的基礎上，4月份的主要經濟指标進一步凸顯出經濟發展有可能失速的嚴重性和緊迫性。202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産投資環比下降0.8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1.1%，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2.9%。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在延續且有加大趨勢的同時，俄烏沖突、區域格局變動以及多點暴發的疫情衍生出的一系列需要加以關注的新情況、新變化，讓穩經濟的任務更具挑戰。

面對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接下來，在以保就業、保市場主體、保民生這一共識的引領下，如何将決心化為實效，我認為首先得找到中國經濟目前面臨問題的關鍵所在。

客觀上來看，當下我國經濟面臨的“三重壓力”實質上是近年來在經濟結構轉型中積累的一系列問題的體現和結果，而不是當下經濟持續承壓的原因。站在長周期視角來看，今年一季度國内疫情多點散發及海外局勢動蕩對經濟運行造成的沖擊，其影響是短期的、外在的。從本質上看，當前我國在解決複雜性問題上出現的政策作用的遞減，才是當下經濟問題的根源。

自2011年開始，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構性變化，我國經濟就開始告别了過去那種高歌猛進的增長節奏。2020年，我國利用疫情防控優勢抓住了複工複産的時間差，在實現當年經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複蘇的同時，也的确暫時掩蓋了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随着2021年後一系列政策的密集推出所形成的“合成謬誤”，特别是政策執行中存在着一定分解謬誤的問題，使得還未徹底走出疫後恢複期的經濟重新面臨持續加大的“六穩”“六保”壓力。

各項力度空前的工具已完備，接下來最關鍵的就是政策實打實的加速執行。保證政策執行快速起實效的重點在于把握好政策的時效度，劃清政策發力的時間、空間、程度邊界，防止在執行過程中由于人為造成的政策結構性失調。

首先，要形成更大的宏觀政策“合力”。從纾困政策的“組合拳”來看，财、稅、結構等各項政策組合的黏合力度可以再大一些、政策的時間彈性可以再增強一些，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式“作戰”，在保持宏觀政策穩健有效的基礎上，将政策目标專注于激發社會最終需求——微觀政策，精準聚焦激活市場主體（特别是中小微民營企業）的活力；結構政策，發力形成國内統一大市場、暢通國内大循環；開放政策，守住對外開放、國際化不動搖；社會政策，兜緊兜實民生底線。在政策的時間、彈性方面，将短期緊盯需求側，刺激消費；長期深挖供給側，依靠科技創新。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在平抑短期經濟波動的同時，更好解決影響中長期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

同時，在構建宏觀政策更大合力的過程中，要真正貫徹好系統性思維。解決系統性的問題，需要的是系統性的解決方案。當下中國經濟大局面臨的顯然不隻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穩大局，任何一項政策措施的“過”或“不及”，都将導緻政策最終效果出現“合成謬誤”。在政策實施和執行的過程中，關鍵要防止經濟救助政策與其他政策之間的相互掣肘，不能一邊掐脖子、一邊輸氧氣。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厘清短期目标和長期方向的關系、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關系、經濟增長和疫情防控的關系，避免政策措施之間相互沖突和相互抵消，不要讓超常規的經濟纾困刺激政策投入成為其他政策不必要的代償。

當然，比增強政策合力更重要的，其實是從根本上提高政策的實際效力，避免大規模纾困刺激政策的空轉運行。對于重振經濟，最核心的問題是讓經濟系統中的要素順暢流動起來，而流動的前提則是市場主體持續正向的預期。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不僅需要保就業、保民生等各類看得見的纾困幫扶刺激，更需要通過提升政策的持續性、穩定性和關切性，來強化市場主體對于未來發展的整體信心。在這個意義上看，進一步理清政策的邊界，以尊重市場規律為前提，重建正常經濟秩序，消除不确定性，構築起投資者、消費者對于市場前景的正反饋，為杠杆的合理均衡運行重建一個穩固的支點，讓産業快複工、企業敢貸款、百姓願消費，讓我們工作的重心真正回到穩經濟穩增長的發展路徑上來，回到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奮鬥的道路上來。

發展是硬道理，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這是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積累的最為重要的曆史經驗。重振充滿無限活力與生機的發展格局，才是挽救低迷預期、解決企業困難、穩住經濟發展的根本之計。

編輯 陳莉 校對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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