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科學教育讓學生不僅善于講道理，而且願意講道理；不僅把講道理看做是一件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且是一件不僅尊重别人、而且尊重自己的事情。經過好的科學教育的人們，會以講道理為榮，以不講道理為恥。

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童世駿

我是教育工作者，也做點哲學研究；讓我談科學觀，我想從教育和哲學的角度來談談。在我看來，科學的最重要意義之一是它的教育意義；科學的教育意義的核心，是讓人學會講道理。

教育是教人“做事”和“做人”，而科學與“做事”和“做人”都有關系。

科學教人“做事”，因為科學的認識成果（如“所有物質a都有屬性x”），會告訴我們怎麼去做一些事情（如“如果要有屬性x，就去使用物質a”）；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假說-演繹法”），會告訴我們怎麼解決問題（如面對一個理論問題或實踐問題，嘗試提出一個答案或方案，并進行邏輯論證、經驗檢驗和同伴争辯）。科學這種教人“做事”的功能，是科學的“工具價值”；科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以被用作實現某個目的的工具。當然，許多人認為，我之所以要學習物理學的知識，其實并不是要去做工程師或操作員，而隻是為了通過物理學考試，而通過考試又是為了升學或謀職。科學知識的這種功能，大概也能算作是科學在某種特定社會情境中的工具價值，盡管這種意義上的“工具價值”，很容易被科學以外的别的東西所取代。

但科學也教人“做人”。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從心智不那麼成熟而變得心智比較成熟；在現代社會，是否接受過科學教育，是衡量一個人心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準。從這個意義上說，具有科學知識是“成熟人格”的内在要素；科學不僅有工具價值，而且有内在價值。具體來說，科學不僅使人從“無知”到“有知”，而且使人從“不講道理”到“講道理”。一個人是否有知識、尤其是否講道理，不僅決定了一個人能做什麼樣的事情（比方說會不會開車），而且決定了一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比如開車是不是守規則）。“做事”和“做人”當然是不可分開的；但如果一定要分的話，教人“做人”恐怕要比教人“做事”更加重要。

“講道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會講理，二是願講理。孩子的“不講理”往往是不會講理；成人的“不講理”，也可能是不會講理，更可能是不願講理。因此，我們在教育過程中，有必要向學生呈現科學家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科學家共同體從發現舊理論之漏洞到接受新理論為正統的整個過程。這樣的過程不僅要讓學生有了解（學習科學原理和科學曆史），而且要讓學生有體會（參與科學思考和科研實驗）。通過這樣的過程，學生不僅學習科學知識，而且學習科學方法；不僅知道科學方法是什麼，而且知道科學方法怎麼用。尤其重要的是，通過科學教育讓學生把講道理不僅看做是正常而非别扭的事情，而且看做是一件不僅尊重别人、而且尊重自己的事情。經過好的科學教育的人們，會以講道理為樂、以講道理為榮。說一個人“有教養”，很大程度上就是說這個人是以講道理為榮，以不講道理為恥的。

科學研究中的“講道理”與日常生活中的“講道理”，當然有很大不同。科學研究中的“講道理”往往是在讨論班、實驗室和書刊論壇上進行，往往是用術語、數字以及更多的人工語言進行的，往往是與參與者們的吃穿住行、喜怒哀樂沒有直接關系的。但就其實質而論，科學說理和日常說理并無根本區别。去年我在參加一次有關科學外交的讨論會時講了兩個故事，這兩個故事或許可以用來說明我上面這個觀點。

我講的第一個故事來自我小學時的語文課本，說的是兩個将軍去買盾牌，一個将軍說這個盾牌是金的，另一個将軍說是銀的，但那個賣盾牌的工匠卻說，你們兩個都錯了，這個盾牌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銀的。這個叫做“金銀盾”的故事是連小學二年級學生也聽得懂的生活哲理，但在專業的科學領域也很容易找到類似例子：如商品的兩重性（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行星運動的兩重性（自轉和公轉），基本粒子的兩重性（波和粒子），等等。

我講的第二個故事是科學史上的佳話。1915年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時，根據這個理論做了一個經驗預測，這個預測在4年後由一位叫愛丁堡的科學家通過一次天文觀察而得到了确認。愛因斯坦是德國人，愛丁堡是英國人，但英國和德國是那時剛結束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交戰國。即使世界大戰也沒有妨礙交戰國科學家之間的合作，這個事實生動地說明“科學無國界”；而“科學無國界”這個科學史上的道理，與“有理走遍天下”這個日常生活中的道理，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科學中的“講道理”和生活中的“講道理”不僅是相通的，而且是互補的。科學研究事實問題，而不研究價值問題。科學家研究原子能是怎麼回事，但不研究是應該用原子能來發電，還是應該用它來殺人。但對于正常的普通人來說，“殺人”當然是最不講道理的事情。然而，科學說理和日常說理并不是截然分開的：比方說，要知道多大程度的核輻射對人的影響是可以被接受的，普通人就必須請教科學家才行。

英國作家查爾斯·蘭姆寫過一則寓言，題為“論烤豬”，我想借用那個寓言來進一步做說明。我們通常用烤箱烹制烤豬肉，但萬一豬棚失火，也可能在火災現場找到香噴噴的烤豬肉。哪怕豬棚失火現場的烤豬肉比烤箱烹制的烤豬肉更好吃，日常生活的“講道理”也非常明确地告訴我們，隻有烤箱烹制的烤豬肉才适合日常食用。“隻有烤箱烹制的烤豬肉才适合日常食用”是一個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實判斷，就此而言它不屬于科學範疇。然而，雖然“哪種烤豬肉更适合日常食用”這個問題本身不是科學問題，科學卻可以通過對烤箱烹制烤豬肉的成本與豬棚失火造成烤豬肉的成本做精确計算和比較，也就是通過“科學說理”，讓那個基于“日常說理”或健全常識而做出的價值判斷（“隻有烤箱烹制的烤豬肉才适合日常食用”），得到更加紮實的論證、更加清晰的說明。

（作者童世駿，系上海紐約大學校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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