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入關後第一位皇帝——順治皇帝駕崩。

在其去世之後，年僅八歲的順治皇帝第三子玄烨成功登上皇位，這便是中國封建王朝曆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康熙皇帝。

其實透過曆史我們不難發現，康熙的“上位”是極具偶然性的，因為按照中國古代“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皇位傳承制度，非嫡非長的康熙并非最具“傳統合法性”的皇位繼承人。相比之下，他的兄長，也就是順治皇帝的次子福全更應該登上皇位。

然而，從曆史的發展進程來看，沒有讓福全繼承皇位，無疑是順治皇帝與他的生母孝莊太後所做出的的一個非常正确的決定，因為福全用他一生的表現證明了他隻能成為一代“賢王”，終究無法取得康熙這樣的有着宏圖偉業的一代帝王。

而選擇康熙，沒有選擇福全，也就此成為了大清王朝發展曆史上的一次無比正确且極為“幸運”的決定。

（圖片來源于網絡）

在許多史料中，一提到福全，便會說到在他幼年時期的一個故事。

順治皇帝在詢問福全畢生志向的時候，他隻淡淡的說了一句：

“願為賢王。”

這句話除了體現出福全對于皇位的無欲無求外，也體現出了其寬和平淡的性格特點。單從這一點來說，福全也确實缺少了能夠成為一代帝王的氣魄，這比起康熙來說确實是遜色不少。

不過曆史上福全是否真的說過這樣的話，确實是值得商榷的，畢竟順治皇帝去世時他才隻有九歲，以如此小的年齡就有這樣的“政治覺悟”，實在是讓人難以想象。

所以，這樣的記載似乎更像是為了反襯福全的性格與康熙繼承皇位的“合法性”，真實的情況是否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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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從無論是順治皇帝，還是孝莊太後，福全與後來繼位的康熙皇帝，都不是他們心中真正心儀的接班人。

對于順治皇帝而言，自然是希望由其非常寵愛的董鄂妃所生的皇子來繼承皇位。

順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為順治皇帝生下了皇四子，順治皇帝是興奮異常，不僅祭告天地，接受群臣朝賀，更是舉行了隆重的慶典，當衆頒布“皇第一子”誕生的诏書，可以說順治是将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視作了是自己嫡出的長子。

隻不過天命不假，這位皇子不到百天便去世了，順治皇帝對此是非常傷心，他下令追封其為“和碩榮親王”，還以極其隆重的禮儀治喪，并且為其修建了遠超規制的陵寝，以示恩寵。

在此之後，順治皇帝對于董鄂妃的寵愛是隻增不減，也足可見董鄂妃在其心中的地位，是其他後妃遠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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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孝莊太後，他更希望是的具有科爾沁蒙古血統的順治皇子來繼承皇位。

為此，在孝莊太後的安排下，順治皇帝先後迎娶了兩位出身于科爾沁部落，并且與孝莊太後有着親緣關系的蒙古皇後。不僅如此，順治後宮中，被正式冊封，享有尊号的後妃，無一例外，也皆出自蒙古部落。

孝莊太後這樣做，無疑就是為了讓具有蒙古血統的順治皇子來繼承皇位，這樣不僅可以繼續鞏固滿蒙關系，同時也能進一步提升蒙古諸部，特别是她所在的科爾沁部的地位。

隻不過，由于這一時期順治與孝莊之間緊張而又不和的母子關系，這些蒙古後妃不約而同的遭到了順治皇帝的抵觸，始終誕育皇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福全、康熙以及其他健在的順治皇帝的皇子，無論誰繼位，都不是順治以及孝莊最想要的結果，如此一來，順治的皇位傳承，也就成為了一種頗為“無奈”而又必須做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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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順治皇帝最終選擇康熙來繼承皇位，也是經曆了一番周折的。

由于他的幾個兒子年齡非常的小，他害怕他的兒子們也如同他一樣，經曆多爾衮一般的宗室王公擅權專政，于是他想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堂兄安親王嶽樂。

這個想法孝莊太後極力反對，深得順治皇帝信任與仰仗的外國傳教士湯若望也持有同樣的意見，他認為：

“幼主臨朝固然會影響政局，但帝系轉移也會引發新的危機。”

于是在湯若望的建議下，順治皇帝放棄了讓自己的堂兄嶽樂繼承皇位的想法，轉而要立福全為接班人，而這個時候孝莊卻堅持要立康熙。

在這樣的情況下，順治皇帝又去征求湯若望的意見。這一次，湯若望再次與孝莊的意見一緻，他認為康熙出過天花并且痊愈，進而對于這種疾病有了終身的免疫力。

而順治皇帝自己本身就是因為身染天花而命不久矣，在此之前，他最愛的董鄂妃也是因為得了天花去世，于是順治皇帝就此下定了決心，冊立康熙為自己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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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康熙可以說是“因病得福”，非常“幸運”的登上了皇位，而福全卻是因為沒有“生病”，而最終被順治皇帝所放棄。

隻不過，如此的結果不僅是康熙皇帝的“幸運”，同時也是整個大清王朝莫大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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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烏蘭布通之戰”，将福全性格上的缺陷徹底顯露。

康熙皇帝登基之後，對于他的這位兄長可以說是非常信任與器重，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的時候，福全就被封為裕親王，并奉命參與議政。在此後的平定“三藩之亂”的過程中，他又立下大功，于是福全與其堂兄弟，即禮親王代善之後、康親王傑書，共同成為了康熙最為信賴的皇室宗親而被委以重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決定大清與蒙古準噶爾部落之間命運的“烏蘭布通之戰”打響，福全也就此迎來了人生的一個“由盛而衰”的轉折。

面對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的不斷逼近，康熙皇帝親封福全為撫遠大将軍，統領的三萬大軍，出古北口，并封恭親王常甯安北大将軍，統領的兩萬大軍，出喜峰口，兩路大軍齊頭并進，企圖對噶爾丹形成夾擊之勢。同時，康熙又調盛京與吉林将軍麾下一萬主力部隊，從東向西，協同兩路大軍戰鬥。而康熙皇帝在兩路主力出發後，殿後随行，然而行軍途中，康熙皇帝得了風寒，遂“從諸臣之請”回朝養病，重新任命福全為主帥，提轄一切軍務。

就這樣，福全北上三萬主力部隊與噶爾丹的兩萬精銳在烏蘭布通地區相遇，大戰一觸即發，福全成為了這場戰鬥中清軍的實際指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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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場戰鬥異常殘酷，雙方都為此付出了巨大傷亡，尤其是清軍這面，随軍出征的領侍衛内大臣，同時也是康熙皇帝親大舅的佟國綱壯烈犧牲，身死殉國。最終清軍的慘勝而收場，也順勢完成了對噶爾丹的合圍之勢。

而就在此時，噶爾丹派遣五世達賴喇嘛的弟子濟隆作為使者，前往福全的大營進行求和。明眼人都知道這是緩兵之計，可福全卻不顧衆人的反對，非常“厚道”答應了噶爾丹的請求，下令“暫止不擊”。于是乎，噶爾丹趁着夜色，率領着殘兵敗将逃之夭夭了。

不僅如此，噶爾丹在逃跑的過程中，也遭遇到了清軍的堵截，可他們卻依舊靠着福全“暫止不擊”的命令，堂而皇之的在清軍的眼皮底下離開。待清軍這面緩過神來的時候，噶爾丹又縱火燎原，截斷了清軍追擊的路線。

就這樣，康熙精心設計的全殲噶爾丹的計劃，就此徹底破産，随後康熙不得不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兩度親征，最終将噶爾丹徹底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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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得知福全犯下如此“幼稚”的錯誤，将噶爾丹放虎歸山後，是痛哭不止，可福全畢竟是他的親哥哥，于是在戰後也隻得下令對福全處以罰俸三年的處罰。至于常甯，也因為行軍不利，沒有及時參與到征戰以及後來追剿噶爾丹的過程中，被康熙同樣處以罰俸三年的懲罰。

可以說，福全是一口氣，将他的兩位弟弟都給“坑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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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當時的情況的來看，福全的“厚道”，或許有他的理由。

一方面，經過血戰之後，清軍傷亡慘重，也需要進行休整，同時等待常甯大軍的支援。

另一方面，佟國綱的陣亡已經是滿朝震驚，而此時福全的軍中，宗室親貴、朝中重臣不在少數，例如福全自己就是康熙皇帝的二哥，康熙的皇長子胤褆，康熙的國舅兼老丈人佟國維，還有權臣索額圖，都在福全軍中效力。所以福全此舉更多的還是以“穩”為主，生怕再出什麼意外，而無法向康熙皇帝交代。

然而，這無疑也從側面反映出了福全性格上的緻命缺陷，那就是缺乏當仁不讓的果敢與堅決，遇事優柔寡斷，甚至存有婦人之仁。

也正是因為如此，“烏蘭布通之戰”清軍付出了慘痛代價，并且犧牲掉了大國舅佟國綱，也沒有換取康熙皇帝想要的結果，甚至可以說在勝利的果實即将唾手可得的時候，卻因為福全的“厚道”而徹底葬送，可謂是得不償失。

而這樣一次戰場指揮與決斷上的“重大失誤”，充分證明了福全終究難堪“領導者”的重任，更不要說成為了一代帝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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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鳌拜”、“平三藩”、“收台灣”、“抗擊沙俄侵略”、“親征噶爾丹”，這是我們一直以來對于康熙皇帝曆史功績的總結與評述，而達成這樣的輝煌成績，無不需要的是一代帝王的氣魄胸襟，以及堅決、果敢、頑強等等諸多優秀的意志品質。

試想下，如果是換做福全，他能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下堅強隐忍，出奇制勝而扳倒鳌拜麼？他能在半壁江山盡失，各地叛亂不斷的情況下，依舊沉着冷靜，淡然指揮，最終赢得平定“三藩之亂”的勝利麼？他又能夠本着一戰到底，勢要“斬草除根”的決心去迎戰噶爾丹麼？至少從他在“烏蘭布通之戰”以及其人生中的經曆表現來看，福全很難做到這些。

所以，正如史料中記載的那樣，那句“願為賢王”，倘若真的是福全所說，說明他從小便有着極強的自知之明，而即便是後人評述，這也是對福全一生非常恰當的評價，他可以是一位非常好的帝王輔佐者，但終究無法成為一代合格的帝王。

由此可見，順治去世後，由康熙而不是福全登上皇位，真的是大清王朝的“幸運”，而這無疑是曆史的一種“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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