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陳獨秀先生，很多人幾乎立刻會對其投以敬意，因為他作為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不光和李大钊先生一起創立了我黨，并稱“南陳北李”，而且還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促進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爆發。自然應該是主角。

可是，在《覺醒年代》中，有另一個身份些許尴尬的人，那就是胡适先生，胡适身為學者曾擔任北大的校長，是學界大佬不假，可是和陳獨秀并肩成為正劇的主角卻讓人很是不解，一來是因為他的思想歸屬和我黨有少許出入，二來是因為後來他去了台灣。可是，為何這樣的他，還能在《覺醒年代》這樣的國家提倡的正劇中，和陳獨秀先生并肩，成為兩大主角之一呢？

這就得從陳獨秀先生的慧眼識珠開始了。當年，陳獨秀先生受蔡元培先生之邀，在北大擔任文科學長，同時還在1915年的9月份，創辦了《新青年》雜志，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他在發刊詞中寫了敬告青年，提倡科學與民主，為的是沖破壁壘，開拓新路。同時，他也想要吸引青年才俊，積極地給新青年雜志投稿。

而胡适就是在此時橫空出世的。當時的他正在美國讀博，師從大名鼎鼎的實用主義教育學家杜威先生，遠在海外的胡适，看到《新青年》的發刊詞，大受鼓舞，很快就寫了中國文學史上大明鼎鼎的《文學改良刍議》。在其中，他從“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的文化進化論角度，創造性地提出文言文作為一種文學工具，已經喪失了活力，而當時的中國文學想要适應社會發展，必須進行語體改革，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

并且，他還從“八事”，也就是從八個方面着手，對當時的文學進行改良。第一，須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這八事從八個角度批評了舊文壇的複古主義和形式主義流弊，還粗略地從文學内容與形式的關系，文學的時代性與社會性，以及語言的變革等重要問題，初步的說明了新文學的要求和推行白話文的立場。

胡适的這篇文章寄到陳獨秀的手裡，立刻被他刊登到了《新青年》上。而胡适也用這一篇文章奠定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因為，他文章的發表可謂是恰逢其時，當時正值文言文和白話文之争的時刻，而胡适的文章雖然措辭并不激烈，但是内容卻發人深省，可謂是對文學革命的發難之作，具有卓越的貢獻。

還有就是，胡适創作了我國的第一部新詩集。所謂新詩，就是相比于中國古代的舊體詩而言的，比如傳統的五言詩，七言詩，長歌體等。新詩，用大白話說就是用白話文寫的詩，而胡适就是和這個敢為天下先的第一人，他在1920年創作了《嘗試集》，比如著名的《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如果僅從這部詩集的文學性上來說，大概很多人會驚奇，這樣的詩自己也能寫上一寫，也就是說它沒什麼文學價值。但是，評價《嘗試集》的地位，不能僅僅從文學性這一方面來看，它牛就牛在他是第一部現代白話詩集，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所以，從文學史的意義上看，它實在是進入現代文學不可不談的一部“經典”。

一篇《文學改良刍議》，一部《嘗試集》，在當時那個提倡新文化，打倒舊文化的時代，文學革命主要涉及的觀點、形式、内容、措施，《文學改良刍議》都涉及了，它的進步意義實在是不言而喻。另外，新文化運動主要涉及的層面有：詩歌，小說，戲劇，而《嘗試集》作為第一部新詩集，在詩歌方面的影響非常深遠。

更重要的是，胡适先生在當時不光寫新詩，寫文章，他還辦雜志，培養新文化運動的接班人和主力，可謂是身體力行，導師型的人物。而這也是胡适為何能和陳獨秀先生并肩，成為《覺醒年代》兩大主角之一的原因，因為，新文化運動中他貢獻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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