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銘》是傳世名篇，最早應該都在語文課本上接觸過。但關于它的作者，其實一直是個謎。課本上稱之為劉禹錫所做，是根據《全唐文》，然而自古以來都有很多人提出異議。

唐朝名臣、書法巨匠顔真卿（７０９—７８６）在其《通議大夫守太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書左仆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中最早透露《陋室銘》作者為崔沔。

崔沔，字若沖（一作善沖），祖籍博陵安平。世為著姓，家學深厚。此後，《新唐書》《全 唐文紀事》都承襲顔真卿的說法，說是崔沔寫了一篇《陋室銘》。不過由于具體内容不清楚，誰也不敢肯定此《陋室銘》就是我們後來看到的《陋室銘》。

不過，和《新唐書》看法不一樣，民間一直都流傳着陋室銘是劉禹錫所作的說法。到了宋時，宋人所編的《古文集成》就直接把《陋室銘》放在了劉禹錫名下。。

歐陽修也則據顔真卿文确切指明《陋室銘》的作者為崔沔，卻未提及劉禹錫也曾作過《陋室銘》。

但到了清朝康熙年間吳楚材編印《古文觀止》之後，民間久已流傳的劉禹錫作《陋室銘》說才演為定論。在此之前，劉禹錫作《陋室銘》說不過是自宋初以來民間的傳言而已。

一、今存劉禹錫集諸刻本均不載《陋室銘》。

這是質疑者的很大一個證據，沒有确切證據證明，《陋室銘》就是劉禹錫所寫。如果真是劉禹錫所寫，怎麼可能不選進自己的《劉夢得文集》《劉賓客集》呢？

二、“蓋聞”這樣的俗語，不可能出自劉禹錫之口。

卞孝萱先生提出湖北應山（今廣水市）的唐觀音寺有一塊碑，碑文開頭四句說：“蓋聞山不在高，有僧則名；寺不在大，有神則靈。”卞先生由“蓋聞”二字推斷道，“這樣的話”應當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順口溜”。《陋室銘》晚于唐觀音寺界碑，其開頭四句自然也是抄撮套用村言俗語而來，而這種情況“顯然是一般文士所為”，不可能出自“著名哲學家劉禹錫的手筆”。

三、《陋室銘》的文風與劉禹錫的文風不太一樣。

“鴻儒”、“白丁”幾句是對群衆的鄙夷，瞧不起群衆，這與劉禹錫的思想不符合。劉禹錫作為勤政愛民的好官，怎麼可能“無案牍之勞形"?

四、“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青苔景象，似是南方所有，由此推導出浙省文士僞托的說法。

五、《陋室銘》句式雜亂，不是标準的銘文體格。劉禹錫撰銘，往往四言或七言,句式整齊。如《薛州文宣王新潮碑》銘共40句。而《陋室銘》隻有18句,四言6句、五言5句、三言1句、六言2句,又五言2句、三言1句、四言1句，句式雜亂。

當然，支持《陋室銘》是劉禹錫所作的學者，也提出了很多證據，如劉禹錫的集子中也曾言及“陋室”（有相似的典故），這裡就不詳細介紹了。

其實要改變人們的觀念是很難的，比如說《西遊記》的作者，到現在還沒有确切證據說是吳承恩，隻是因為人們習慣了這個說法（魯迅、胡适提出，影響力太大），也沒有确切證明是另一個人，就這麼說了下來，其實學界看來，作者是吳承恩和不是吳承恩的比例，各占50%。

那麼，教科書直接标上劉禹錫，可能也是為了教學的簡單化，不然要讓小學生、初中生去理解整個考證的脈絡，實在是勞神傷時。但是，也不應該這麼确切的告訴學生，《陋室銘》的作者就是劉禹錫！《西遊記》的作者就是吳承恩！如果有學生想要詳細學習唐宋文學，應該持有一個正本清源的态度，對一些固有的說法保持質疑心。

孰是孰非都暫無定論，隻能等待後續研究者提出更有力的證據。

參考文獻：

《陋室銘》作者問題釋證/孫思旺

千古謎團《陋室銘》——再論《陋室銘》的作者及褒貶紛争相關問題 /王淑梅

再談《陋室銘》及其作者 /段塔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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