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達最為讀者所知的作品是《皮囊》，這部作品已銷售逾四百萬冊。暌違八年，蔡崇達的最新長篇小說《命運》出版。

蔡崇達

《命運》是蔡崇達以家鄉閩南小鎮的風土民情為背景寫作的首部長篇，開篇即有讓人讀來心中一凜的“等待死亡”的場景：

“在我老家，離世真是個技術活。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習俗，老人是不能在自己房子外離開的，也不能在房間裡離開。最正确的離世有且隻有一種：一旦老人确定要離開人間了，就得當即要求子孫們把自己的床搬到廳堂正中間——就在家裡，魂靈才不會走散；閩南家家戶戶都供奉着神明，就在廳堂裡，在神明的注視下離開，魂靈才能升天。

因此，老人們到了一定年紀，就開始參與死亡偵探賽，聚在一起，琢磨着身體的各種征兆，切磋着各種杯弓蛇影的線索，像在百米沖刺的起跑線旁的運動員，豎起耳朵，随時聽命運發出的槍聲。出遠門，甚至離自己家遠點更是萬萬不能的，但凡有點死亡的靈感，便要趕緊跑回家來，躺下反複确定看看：是不是它來了。”

小說的主人公阿太，就是這樣長時間等待死亡的衆多老人之一。她從六七十歲開始準備死亡，卻活到了九十九，《命運》就以阿太一生的故事為主線，串聯起福建閩南沿海小鎮幾代人的人生故事、命運選擇與時代浮沉。

值此書出版，9月15日下午，《命運》的新書首發暨研讨會在北京舉辦。

《命運》書影

超越死亡這場悲喜劇

對于蔡崇達的新作《命運》，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認為，讀者可以在其中找到我們生命裡、我們精神中一個幾乎沒有被充分言說的底部邏輯，“讓我們領悟到支配着、支持着、激勵我們祖先的那些東西，實際還在激勵着、支撐着我們的生命。”

真當我們面對生命中的艱難困苦的時候，支持我們的未必來自書，而是來自一代一代傳下來的特别基本但又特别堅韌頑強的信念，蔡崇達通過《命運》中的主人公阿太就是為了傳達這種信念：“作者是要讓這些無聲的信念、讓這些無聲的信念所植根的長久的澎湃的生命力獲得聲音，能夠有一個言說。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命運》是一個關于中國的、普通的、最基本的生命的一本書。”

《命運》中，最讓人關注的就是那種蓬勃在民間的、和我們一般理解中迥異的人生觀和生命哲學。

阿太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很複雜的，她相信神明，但是她又不被動聽神的安排，她有跟命運抗争的勇氣，阿太十幾歲的時候，神婆就算出她無子無兒送終，神婆說這就是她的命運。阿太卻不高興了，撸起袖子兩手往腰間一插說：“那我要生氣了，我要跟她吵架了”。民間的生命哲學和生存智慧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直面苦難。

“餘華的《活着》是一種很消極的人生觀，是不是一個人能苟且地活着，當然這也表現了餘華對現實的一種批判性态度。但是我感覺蔡崇達是從另外一個視角來觸及這個問題，他從民間發現了積極的人生觀，比如阿太說：‘這世間最容易的活法就是為别人而活，如果那個人也恰巧是為你活着，那日子過起來就跟地瓜一樣甜了。’”賀紹俊說。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陳福民觀察到，《命運》中的阿太體現了一種對死亡的自然的開放的态度，甚至達到了無喜無悲的境界，這種來自海邊的難以把握的生死命運，和中原文化中對于死亡“哭天搶地”的态度完全不一樣。“蔡崇達把命運的非喜劇性的純自然性呈現出來，把死亡的悲劇性、喜劇性都濾化一下，呈現一種超越性。”

作家石一楓說，作家應該追問生活、人物、曆史之上更高的東西。美國作家喬納森·弗蘭岑有一部小說叫《自由》，這是對美國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詞，以“命運”這個詞為題，膽量很大。對于中國人而言，可能某種意義上來說，最重要的詞也許就是命運。

作家、《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李舫則指出，在《命運》的叙述中，蔡崇達通過阿太非常鮮明地展現了一種先進的文明化的女性觀。“阿太一直在尋找自己死亡的時間、尋找自己死亡的鑰匙。中國人是特别忌諱死亡的，人在99歲的時候應該也很老很醜了，但阿太臨死之前生命到終點的光芒，顯示出藏在褶皺裡的生命也是非常美麗的。”

發布儀式

獨特且不可複制的地域文化内涵

賀紹俊也談道，“在讀《命運》的時候，我很大的體會，最突出的一個體會就是，它真正回到了文學的本身。而文學本身是什麼？我覺得文學首先是語言的藝術，我們為什麼要讀文學？我們首先不是去讀思想、不是去讀曆史，我們首先是接觸到語言，我們是在欣賞語言，有一種審美的愉悅，然後我們才會進入到他要表達的意義，他所寫的曆史。”

《命運》在叙述上，是采取自述的方式，是阿太在臨死給她的重孫講自己的一生。故事中包含着兩個第一人稱，一個第一人稱就是重孫，即作者自己，他來自述他跟阿太相處的情景；另外一個第一人稱就是阿太，她講述自己的經曆，是這部小說的重點。“人物在自述期間有時候為了叙述的方便，偷偷變成了一種客觀叙事，但是角色的轉換非常自然。”賀紹俊說。

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認為，“阿太這樣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村女性，我們不太清楚她上過什麼學，在舊社會怎麼過來的，知識儲備是哪裡來的，不知道。但是她說的話做的事都能上升到普遍的人生哲理。”而讀者不在乎她有什麼社會身份，也不去追問她的知識儲備，覺得她應當如此，這是小說非常有趣的部分。這種原創的綿密細緻的叙事風格，涉及對于生和死、神和鬼、靈魂有無等等的探讨，包含着獨特且不可複制的地域文化内涵。

陳福民也談及，命運的文化色彩有極大的差異性，即便是同樣在中原地區，關于生、關于命運的理解、其中潛在的關于神性的理解都是不一樣的。

神也是樸素的

命運作為一個宏大、永恒的題目，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表示，《命運》的寫作中突破了很多小說創作的定法，将時代的變遷讓位給了時間，彰顯了時間和生命的關系。“很多小說總是想展開大曆史，蔡崇達卻給壓縮到了生命的局部、生命的褶皺裡去。”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檸認為《命運》整個叙事展開的時間是心理時間感，在家和家族的空間裡面進行。張檸表示《命運》的寫作并未照搬古典的傳統的曆史叙事，而是重新找到叙事形式背後的根基。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表示，蔡崇達在寫作中把阿太的生命經驗和曆史大背景的關系處理得非常恰當。“阿太在和命運搏鬥的過程中，她那不溫不火、不急不躁的狀态特别動人。”而阿太同命運的抗争與和解，揭示了命運的複雜性不在于它的神秘，而在于它的多元、糾纏、不可鎖解。叢治辰提出，蔡崇達通過這本書不僅重新定義了命運，也重新定義了神明，小說中對于神明無處不在、深入參與日常生活的溫情描寫。

青年評論家李壯表示《命運》這本小說通過寫鬼神之事，來呈現日常生活的溫情。“我就想起來一句話，在鄉下，神也是樸素的，和人生活在一起。我們或許都要找到一位更加穩固的神，我的理解就是善、就是希望、就是生活與人的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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