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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錫進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倪峰：加速的百年變局與中美關系

作者：倪峰

來源：《國際論壇》2022年第2期；國際論壇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國際論壇》2022年第2期推出“名家筆談”欄目，邀請了 6 位著名學者——秦亞青、金燦榮、倪峰、馮仲平、孫壯志、吳志成讨論全球治理新形勢下大國的競争與合作。今日推送第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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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的百年變局與中美關系

倪 峰

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9 ～ 2020 年歲末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世紀大疫情加速了變局的進程，百年大變局和世紀大疫情相互疊加，國際秩序深刻調整，世界形勢劇烈動蕩，呈現以下突出的特點：

一是業已放緩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繼續受阻，嚴重制約全球經濟增長的内生動力。經濟全球化是各國參與其中的複雜互動過程，它受到了經濟規律和政治影響的複合作用，近年來世界經濟和政治總體趨于保守，經濟全球化動力減弱，西方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泛濫。随着新冠疫情的暴發和持續發酵，本就在弱化的全球聯系遭遇了因防疫需要而大大加強的物理隔離，各國更加強調供應鍊韌性，市場分割、投資受限、技術受阻成為新常态。疫情蔓延并反複異變，導緻全球需求供給錯配，持續時間長于預期。在積壓需求強勁釋放反彈的同時，供給滞後依然無法跟上，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高，加之全球供應鍊受阻，導緻全球通脹壓力上升。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在 2020 年《世界經濟展望》秋季報告中對滞脹發出了迄今最嚴厲的警告，指出全球經濟複蘇已經失去動力，分化越來越大，同時通脹風險上升，一些國家甚至出現滞脹風險。這可能對世界經濟持續發展構成嚴峻挑戰。總之，在全球疫情得到普遍控制之前， 全球化進程很難恢複到既有水平。

二是全球治理赤字高企，當今的全球治理體系不能回應各國訴求，無法整合國際資源，嚴重跟不上時代發展要求。新冠疫情加劇了南北差距，發展水平和政策支持的巨大差異導緻南北之間出現了“疫苗鴻溝”。發達經濟體超過 60% 的人口已經完成疫苗接種，一些人正在接種加強針，但是，低收入國家仍有約 90% 的人口沒有接種疫苗。衛生危機和經濟危機正演變成一場影響深遠的發展危機。大多數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無法 長期維持嚴格的防控措施，因為大量民衆本身處于最低生活水平的邊緣。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制度能力薄弱，管理能力低下且财政資源缺乏，加之他們又無法持續獲得國際上的支持，疫情帶來的“創傷”将損害其長期發展前景，加劇不平等問題，使過去十餘 年的減貧成果毀于一旦。世界銀行悲觀預測，由于新冠大流行加上地區沖突和氣候變化， 如不采取快速、重大和實質性的政策措施，到 2030 年全球貧困率可能在 7% 左右，全球消除貧困的目标将無法實現。而既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是美西方主導建立的，主要服務于西方的利益。在新興力量的崛起和西方各國在疫情中遭遇重挫的情況下，西方各國更加抱團取暖，将各種機制視為維護其狹隘利益的工具。例如，在美西方政治保守化的背景下，國際事務中長期活躍的西方七國集團成為了其維持霸權、排斥和打壓其他國家的工具。美西方越“團結”，全世界就越分裂，全球治理體系就越低效。

三是各國為應對疫情而采取的措施，造成了經濟社會資源嚴重透支。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相比，新冠疫情造成的影響更為嚴重。以美國為例，金融危機造成的主要是經濟損失和社會問題，但新冠疫情造成了數量巨大的人員患病及死亡損失。從2020 年年初至今，美國已經經曆了至少 5 輪疫情，累計确診人數超過 5000 萬，累計死亡人數超過 80 萬，此數字已超過了其自建國以來曆次戰争造成的死亡人數。而為控制疫情采取的各種措施，不僅造成經濟社會資源的嚴重透支，也造成了資源配置方式的巨大改變。可以預期，美國解決國内問題的壓力與日俱增，參與國際事務的意願大幅下降。拜登政府從阿富汗倉促撤軍，可能隻是拉開了美國進一步戰略收縮的序幕。

四是美全面打壓中俄等戰略競争對手，要求盟友、夥伴及中間力量選邊站隊，嚴重沖擊國際社會正常交往。由于國内政治經濟原因，美國不斷實行戰略收縮，但是為了維持其霸權威望，也為了顯示其戰略決心，美國正進一步聚焦“重點威脅”，對中俄進行全面打壓。從阿富汗撤軍後，美國繼續全方位戰略轉移，推動北約東擴、提升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美英澳三國成立三邊安全夥伴關系（AUKUS），不斷向台海方向投入戰略資源，專注于從海洋方向限制中國的影響，美國對盟友、夥伴乃至中間力量施壓，這将對國際形勢走勢産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大變局的本質是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應當看到，中美關系與百年大變局的聯系緊密，很大程度上，中美關系是牽動百年大變局走向的核心因素之一。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自 1972 年尼克松訪華以來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在基本定位上，美國視中國為首要戰略競争對手、所謂“修正主義國家”，判定自尼克松以來曆屆美國政府奉行的以接觸為主的對華政策“失敗了”。在經貿領域，美國對華發起了史上空前規模的貿易戰，進行科技封鎖，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醞釀“中美金融戰”，力推中美經濟脫鈎，搞所謂産業鍊、供應鍊重組。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不斷觸碰中國的底線。支持島内“”勢力，推動美台關系官方化，對台軍售常态化、維護台灣所謂“外交空間”。在南海問題上，加大軍事、外交、政治和戰略部署，強化“自由航行行動”，使得南海問題不斷“軍事化”“國際化”和“顯性化”。在政治上，美國攻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内政策，試圖将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産黨割裂開來，直接威脅中國的政治安全；利用涉港、涉疆、涉藏問題插手中國内部事務；大肆污蔑、炒作所謂中國對美國的“政治滲透”，阻止兩國正常的人文交流，并在疫情上“甩鍋”中國。在地緣戰略上，以“印太戰略”為抓手，強化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合作并聯合其他國家，試圖平衡中國海上力量的快速增長，阻礙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實施。在組織上，美國推出了所謂“全政府全社會”的概念，試圖要改變過去曾經出現的“政出多頭”的亂象，統一步調，動員所有資源與中國進行戰略競争，尤其強調使用國家力量中的所有工具，包括外交、經濟、情報、法律和軍事因素，重構對華戰略競争組織方式，與中國進行全面競争。在特朗普政府的肆意操弄下，中美關系呈現斷崖式下跌，面臨自 1972 年以來最嚴峻的局面。

經曆了 2020 年跌宕起伏、驚心動魄、争議不斷的大選，美國政府實現政黨輪替，民主黨人拜登取代共和黨人特朗普成為美國第 46 任總統。作為典型的建制派政客，拜登在一些對華政策的方式方法與反建制的特朗普相比有所區别，強調用傳統的外交手段處理國家間争端。拜登上台以來，其行事方式沒有特朗普政府那麼狂野，兩國政府間正常的交往正在逐步恢複，人文交流也出現解封的迹象，不排斥在一些重要全球性挑戰和地區熱點問題上與中國合作，但是，通過其上台近一年的表現來看，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基調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是連續性大于變化。

一是對華認知更具嚴峻性。此前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定位是“首要戰略競争對手”，拜登本人強調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嚴峻競争對手”，宣揚與中國展開“極端競争”，并鼓動其歐洲盟友與美國一道對華進行“長期性、戰略性競争”。拜登政府高級官員頻頻使用“威脅”這一表述界定中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強調，中國是美軍面臨的“步調威脅”，意即中國的軍力發展步調影響到美國為保持自己優勢而必須采取的軍力發展步調。2020 年 4 月初，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布《2021 年度威脅評估》報告，将中國尋求獲得“全球性力量”列為美國面臨的頭号威脅。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裡斯托弗·雷誣稱，中國對美國的創新、經濟安全和民主理念構成最為嚴重的威脅。

二是對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國。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原則是利益導向，不對其夥伴和中國做明顯區分，對包括中國、歐盟在内的許多國家展開貿易戰。而拜登政府公布《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稱“中國是唯一可能将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相結合，以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提出持續挑戰的競争對手”，因此更加聚焦中國。拜登政府上台後，試圖重建被特朗普破壞了的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基于其主導的國際機構、軍事聯盟、經濟合作及人文交流機制，美國在不同領域同時發力，營造出一種“美國回來了”的表象。美國強化與盟友合作，而盟友也心領神會予以回應。但是，不同于以往換屆後的政治作秀，美國此次調整有明确的指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針對中國。與此同時，為了重點應對戰略競争對手，拜登政府冒着巨大争議和威望損傷的風險從耗費了巨量資源的阿富汗撤出。

由此同時，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有一些新的突出特點。

一是更加重視科技競争。中美人口規模和發展階段的差異決定了美國無法阻止中國在經濟總量上的趕超，為此，拜登政府更多地将對華戰略競争聚焦于科技領域，試圖以技術叠代的質量優勢抵消中國的數量優勢，延緩中國的趕超節奏，提前布局減弱中國經濟總量趕超後的實際影響。2021 年 6 月 8 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所謂“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争法案”。該法案融合了美國所有涉華事務，是針對特定國家的一攬子法案，其中關鍵的内容就是在延續特朗普政府技術脫鈎斷供的同時，着力通過擴大财力投入打造美國在關鍵技術和科學研究領域的競争優勢。

二是更加強調意識形态手段。在美國國内政治亂局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傾向于以“由内而外”的方式看待中國問題，更加重視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意識形态“威脅”，在處理中美關系方面加大渲染所謂“民主對抗專制”（democracy vs autocracy）的論調。拜登稱，中國認為“美國民主赢不了 21 世紀”，美國現在要做的，就是證明民主是有效的，能夠産生實實在在的成果。為此，美國大搞對華意識形态施壓，顯著提升人權和民主價值觀議題在對華政策中的重要性，在涉疆、涉港等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抹黑，舉辦所謂“民主峰會”，“外交抵制”冬奧會，企圖通過強化所謂自由民主的“道義權威”赢得對華競争優勢。此外，拜登政府還大肆炒作“技術威權主義”，将意識形态因素進一步嵌入經濟、技術、安全等領域的對華競争。

三是對華戰略競争更具體系化特征。首先是更加重視以立法規範助推對華競争。拜登政府全面繼承前任的對華競争戰略框架，但相對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加注重以立法展開對華戰略競争。拜登就任後不久，行政當局與國會密切配合，試圖以一部全面的、系統的法案統領對華戰略競争，使對華戰略競争各領域的政策有法可依，促進對華政策法制化、制度化。其次，拜登政府上台後更加重視盟友體系的“倍增器”作用。美國強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在推進“印太戰略”中的支柱作用，推動北約、歐盟加大對印太事務的介入，組建 AUKUS，推動所謂“價值觀同盟”，搞所謂“T12”防止核心技術從“第三方”轉移至中國，以所謂“重返更好世界倡議”（B3W）對沖“一帶一路”倡議等。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連續大于變化的基本現實再次表明，中美關系走入了一個戰略競争的新時代。競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不僅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美國霸權的護持，而且涉及西方和非西方關系的根本轉變和整個世界力量體系的重構；競争在時間上具有長期性，它可能将伴随百年變局與百年複興的全過程；競争在範圍上具有全面性，涉及經濟、技術、意識形态、地緣政治以及全球治理等諸多領域；競争在影響上具有全局性，其結局将決定百年變局的最終走勢。如果特朗普對華政策是疾風驟雨式的，這可能僅是中美戰略競争中的“風暴序曲”。從拜登政府的這些做法看，感覺是“序曲”後的“正劇”上演，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美将處于矛盾多發的戰略相持階段，兩國力量對比的“錯肩期”可能才是兩國關系最危險的時刻。對此，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衆号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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