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吞學會了開車。以前，吳吞是個不開車、講究環保和不殺生的人。不過開車還是方便。現在他開一輛二手日本越野車，轉向、停車都很謙讓，看不出是個新手。

大理坐落在連片的山裡，山叫蒼山。從城市這一邊走到那一邊，還是走不出蒼山。沿着山向下走，是一片閃光的湖。八月的時候，大理天空很高，雲彩從山的一邊滾到另外一邊。有時正行走在山上，忽然眼前一片白茫茫，那就是雲彩正在過山。有時在山下，雲彩帶着雨刷刷往下掉。大理有很多水，飄在天上就是雲，落在地上就是雨，聚成湖泊就叫洱海。

現在吳吞仍然不殺生。他已經48歲了，住在一處鬧市間的小院子裡。院子有五間屋子，四間聯排，一間獨屋。聯排的屋子都有長長的屋檐。下雨時，院子裡種着的冬青、吊蘭、蒼耳等植物就挂滿了水滴。花盆裡，放了一隻陶瓷小魚。

院子裡植物太多，何況大理氣候溫暖，就适合小蟲子生長。晚上，如果蒼蠅太多，吳吞就會把它們捉起來，放在玻璃罐子裡，再到院子裡放飛。結果過了一會兒，蒼蠅又飛回來了。

那這樣做有什麼必要？

這是他移居大理的第二年。

2020 年 8 月，吳吞在 大理的家中。新專輯 剛剛發行，樂隊抵達 大理的第二天，在吳吞 家中以書為鼓、以兩把 琴與一把貝斯進行了 最簡單的書房排練。

23年前的1997年，在烏魯木齊成立的舌頭樂隊，原班成員是主唱吳吞、鍵盤手郭大剛、吉他手朱小龍和李紅軍、鼓手李旦，以及貝斯手吳俊德。後來這支樂隊被稱為中國最好的地下樂隊，樂評人張曉舟用“吉他英雄”來形容吉他手朱小龍，用“中國鼓王”來形容鼓手李旦。

而吳吞，被公認為一個詩人。他所寫的《複制者》後來被痛苦的信仰樂隊翻唱，成了名作。但由于成員變動，這支樂隊幾經聚散。到了2017年，又散了。

樹下擺着待客的桌子。大理的紅棗和茶水很透，一不小心容易吃多。推開門，人還沒迎上來，幾條大狗先雀躍着奔過來。今天來了客人，狗見了人，滿院子雀躍。

都來了。新的貝斯手小飛、吉他手大江、鼓手胡子，還有設計師小阮。院子裡站不下。除了我，每人都有刺青。大江小臂文了一袖的青色，紮了個丸子頭。小飛梳着一頭雷鬼辮子，胳膊上文了骷髅頭，還有“舌頭”兩個字。“舌頭”二字經過了小阮的設計，成了新logo的樣子，看起來像古代村落的圖騰。

院子裡偏居一隅的小屋長久無人住，隻有兩張沙發和一張桌子。胡子拿了本書，敲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加上吳吞，文身的男人都進了小屋。幾條狗跟着鑽進去，溜進去看熱鬧，結果隻聽得見滴滴滴滴的節拍器聲音，然後一個人喊“一二三起”。狗隻好又出來。

院子裡響起來劈了的吉他聲，還有鼓槌打在書本上的哒哒聲。

一整天，吳吞很少說話。他在吉他琴頸上别了根小棍子，這樣會彈出一種劈柴似的聲音。琴弦剛要震動，就被止住。這樣彈下去，音調也變了。使勁刷弦下去，就變成了單調的節奏聲。像有人掐住脖子，想說話，卻被止住，又不停反複的樣子。

這樣的兩把吉他，合奏起來的時候，就像兩個啞巴有節奏地聲嘶力竭。輕一點、重一點，都像對話。鼓槌落在書上發出悶聲，小飛彈了把木貝斯。貝斯聲線與鼓槌捉摸着節奏，雖然隻是彈了個不插電的樣子，還是編織出流動的節奏。

吳吞低聲和着樂器唱起來。這時他誰也沒看。他唱出的歌詞是：“一頭小毛驢，馱着一個嘎老漢，他們已經在路上，走了很久很久……”很久是多久？不知道。

接下來唱的是一隻不會采蜜的小蜜蜂，它總是在發愁自己學不會采蜜。再接下來是一個喜歡偷自己東西的财主：“他不知道除此以外，還能從哪裡得到快樂。”

這時，假如你不小心與他對視，會發現他的眼神很尖銳地飄在很遠的地方。

吉他越來越快，隻剩下節奏，沒有轉調。接下來幾乎隻剩重音。刷弦跟着鼓槌。兩把吉他的重音、貝斯的節奏配合起來，跟着鼓槌沖撞。最後的重音過後，兩隻吉他安靜下來。如果這是一場戲劇演出，此時兩個啞巴就會轟然倒下。

過了一會兒，重新調弦。鼓刷刷在書本上，歌裡出現了沙沙的節奏。兩把吉他又一起合奏起來，不過這次輕松惬意。

幾輪合奏完，吳吞不說話。“可以。”小飛過了一會兒說。“可以了吧？”胡子問吳吞。吳吞點點頭，還是不說話。

窗台上擺着一小叢仙人掌，它一開始閃着太陽的反光。後來窗外越來越暗，雲彩越壓越低。窗台上的植物裡，陶瓷小魚也逐漸暗淡下來。走出屋子，狗看到客人們起身。又圍了上來。

郭大剛說，他聽到這些歌的時候愣了一下，感到自己已經沒什麼事可幹了。“吳吞和大江兩個人兩把吉他，已經把旋律、節奏全都裝滿了。”他贊歎，“聽到的時候覺得這些東西已經非常完整了，聽上去沒我什麼事兒了。”

郭大剛是吳吞的哥哥。兩個人一随父姓，一随母姓，分别生于1970年和1972年。後來，在廣州現場介紹郭大剛時，吳吞說：“這是鍵盤手郭大剛，舌頭樂隊至今留下的唯一老成員。”

吳吞沒把自己算進去。他老這樣。

在我聽來，老成員有兩個意思，一是資曆，二是年紀。大江、小飛（邱威銘）、胡子（邱宇龍），三人都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

鼓手胡子2019年底才正式加入舌頭樂隊。他跟我說，聽說吳吞要去大理的時候吓了一跳，因為“我們都知道去了大理的人都變成什麼樣了”。

他的意思就是，去養狗、住院子、養生，做小買賣。有時候心情好，小買賣就不做了，出門曬太陽去。

胡子大笑着拍桌子，他身高一米八多，體重兩百多斤。拍桌子時，桌子震出了餘波。

“當時一陣害怕。這才剛入隊，結果大哥要去大理了。大哥不會不玩了吧？”結果沒多久，2019年初，吳吞叫他去大理。他聽到了新專輯，開始繼續配鼓。

這張專輯叫《怎麼能夠說我愛你》，是一張獨立制作與出品的唱片。其中全為原聲樂器。樂評人孫孟晉形容這張專輯為“黑暗民謠”。裡面的歌分别寫下了一個愛偷自己東西的财主、一塊肯為愛燃燒的木炭……其中有一首叫作《殺雞待客》。客人到了村子裡，主人要宰雞待客時，雞說話了：“下蛋下得脖子駝，殺我不如殺隻鵝”；鵝又說：“下蛋累得脖子長，殺我不如殺隻羊。”羊說……

這首歌來自《莒縣民間文學集成》，吳吞把它選了出來，重新譜曲演唱。在這首歌裡，家畜們推來阻去，誰也不肯刀落在自己頭上。一層層下去，雞推給鵝，鵝推給羊，羊推給狗，狗推給馬。最後，隻有豬看得開，反正吃千瓢食萬瓢糠，早晚脫不了見閻王。

舌頭的歌詞，都由吳吞來管。選擇這首歌詞的時候，他說總是做一個夢：在夢裡，狗捉到了一隻老鼠，一口咬破了老鼠的腸子，一條水泥路橫跨一條村子……

他沒有繼續說這個夢具體是什麼，我也沒有接着問。但是從歌裡，你能聽得出一個黑暗的村莊的樣子。那裡有凄然怪響的唢呐。奇異的打擊樂，加上齊整的節奏，像古怪山村裡的儀式。

第一天排練完，我們喝酒。吳吞不喝。

48歲了，他已經有點駝背，但對于樣貌來說，他的目光過于敏銳。他的頭發挽成一個小揪子，從帽子後面透出來。在屋裡或者屋外，他都不會摘掉帽子，也一直穿一身水洗過頭的牛仔服。

他關切每個人，吃好了沒有、喝夠了沒有。但他吃飯很克制。一勺米飯，拌點青菜就夠了。

吳吞很少說話。但我注意到，假如一個問題引起了大家的熱議，通常隻要他得出一個結論，話題就基本結束了。

比如說，到了晚上，煙酒正濃的時候，兩桌人争了起來。席間的男人紛紛表示，婚姻還是應該要孩子；但女人們表示，孩子還是不該要。最後，大家共同把目光投向吳吞。吳吞不好意思地笑笑，說，男人還是應該要孩子的。

并沒有什麼道理，就是“應該”。如果有人問為什麼，答案仍然隻有“應該”。他并不強迫其他人改變觀點，但會帶着一絲不好意思地堅持自己的觀點。于是這個話題就同樣結束了。

郭大剛與吳吞的父母原籍湖北。明末清初時兩廣填四川，父親一家就搬遷到了四川的仁壽，從此定居，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兩人的父親寫得一手好毛筆字，在村裡做管理工作。但是在60年代初，四川發生大饑荒。

吳吞與父親嚴肅地讨論過這段家史，得出的結論是“父親是一個求生意識很強的人”，他沒有像普通老百姓一樣，在管制與饑餓中坐以待斃，而是跑到新疆去了。

具體曆程，吳吞沒有細說，隻說：“他跟我講的，我心裡都不敢想。太厲害了。甚至還被人拿槍追打過。”但是最終，他們的父親安全抵達了烏魯木齊，并在那裡遇到了他們的母親，一個出身于天津南開大學教職工家庭的女孩。當時号召每個家庭“隻留一個在身邊”，于是母親就從天津來到了烏魯木齊。

母親到了車站，按說應該前來接車、分配這些知青的單位消失了。礦務局的農六師生産建設兵團的人來了，決定接走他們。但是1966年，查出母親出身有問題。沒有一個人再敢和母親說話，除了父親。在天池腳下的農場裡，兩人相遇相愛。後來，郭大剛與吳吞出生在廠礦醫院裡，住在天山腳下，烏魯木齊市區外二十公裡的農場，每天開門就是博格達峰。天山每一個山坳中，都有沖刷而下的雪水。森林裡住滿了動物鳥獸。山地下的濕地裡，鋪滿了三米高的蘆葦蕩。礦務局在這裡開礦。

母親從天津帶來幾大箱的書，其中有大量的俄蘇文學書。他們的父母成長于冷戰時期，又随着冷戰的逐漸消退而逐漸老去。在吳吞記憶中，他最喜歡的詩人是萊蒙托夫。隻是那些對俄蘇文學的記憶，早已漸漸淡去了。

母親書櫃中的萊蒙托夫，這樣面對戰争：“烽火燃起了，我的朋友們；光榮的旗幟也已在飄揚。它用神聖的号角召喚着，快奔向血的複仇戰場！”那時候英雄主義時刻被宣揚，樹立起的仍然是戰争的偶像。而這些偶像，反映在中國，就是保爾·柯察金、牛虻等形象的流行。在電影、文學中，俄蘇文學中的英雄形象就是為人的标杆與榜樣。這樣的狀态，一直持續到1985年。此時，距離父母相遇已有20多年。郭大剛與吳吞也從孩子變成了年輕人。

與此對應的是俄蘇文學影響的消退，郭大剛在年輕時第一次讀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才翻開第一頁，就停不下來了。“裡面的村子，跟我小時候住的地方一模一樣。”而這本書，寫的是南美村落從時間開始時的家族興衰，戰争，殖民，以及随後的暴風席卷一切。在其中，沒有英雄。

2020年11月，深圳現場的演出中，原蒼蠅樂隊主唱、如今是多媒體藝術家的豐江舟，為舌頭樂隊制作了動畫視覺。兩支樂隊曾于20世紀末相交，這是他們時隔20年的重新相會。現場，《複制者》等老歌都使用豐江舟專門制作的全新背景。

1985年，吳吞記得原本野獸豐盛的家鄉山腳下，不再有走獸、飛禽了。但新的音樂來了。在一篇自述裡，吳吞記述了與郭大剛一起經曆過的流行音樂熱。1986年一天夜裡，吳吞下了晚自習回家，剛躺下，就聽到郭大剛偷偷爬起來出門。吳吞拽住他，說，“你要是不告訴我去哪兒，我就告訴爸媽。”郭大剛隻好帶上他，結果是去朋友家裡聽音樂。那是他們第一次從廣播電台裡，聽到當年的美國鄉村十大金曲頒獎晚會直播。幾個偷聽廣播的孩子把廣播錄了音，人手一盤。

回想起這段時間，吳吞在《怎麼能夠說我愛你》的自述裡寫：“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音樂，我們幾乎全都聽過。現在還有些納悶，聽到的大多數是愛情歌曲，難道他們一直都在談情說愛嗎？比較有沖擊力的比如，‘冷得連隐藏的遺憾，都那麼地明顯……’（張學友的《吻别》）”

慢着。我問郭大剛，為什麼舌頭寫不出流行歌曲的那種情情愛愛？“你們的歌裡，都是社會、人性這種跟流行音樂完全對立的歌詞。”

他随随便便地把責任都歸到新疆的水土、氣候上：“可能是那個地方吧，非常彪悍。我們小時候都是弱肉強食，孩子們打架都會動磚頭，新疆的孩子打架都見血。”

到了1991年，烏魯木齊沒人再戴綠軍帽，直筒褲也變成了喇叭褲。朋友去西安礦業大學讀書，帶回來一盤崔健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是他們聽到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搖滾樂專輯。

1997年，郭大剛27歲，吳吞25歲，舌頭已經進入了創作的爆發階段。幾個人：吳吞、郭大剛、李旦、朱小龍、李紅軍還有吳俊德開始沒日沒夜地排練。

如果你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如果你也曾是廠礦工人、農民，其實很容易分辨出他們音樂當中的工業節奏、工業聲響。在舌頭的這些樂手中，吉他手朱小龍是水泥廠的工人，李旦原本是豫劇團的鼓手。他們一起在新疆長大。從小時候起，玩的遊戲就是戰争：互投石塊，做皮筋槍、火柴槍。邊境上中蘇開戰的消息總是缭繞，學校裡教的也是戰争：備戰備荒防蘇聯。電影裡播放的是南斯拉夫電影《橋》、朝鮮的《看不見的戰線》。孩子們分撥做打仗的遊戲，等他們長大了，他們就把硝煙味帶到了音樂裡。

“燈紅酒綠。”郭大剛對我說，“90年代的烏魯木齊，就是燈紅酒綠。到處都是夜總會，許多樂手都從夜總會裡出身，技術都特别好。”

“1997年到2003年是舌頭爆發的階段。當時的錄音如果能留下來，幾天就能撐滿一張專輯。你說是不是？”郭大剛轉頭問吳吞。吳吞點了點頭。

1997年，吳吞每天晚上在夜總會裡度日如年，想着去北京見識見識真正的搖滾樂。結果幾個人一商量，就真的去了。但舌頭到了北京，終于到了搖滾樂的首都後，并沒有演出機會。幾個人就悶頭排練。1997年，每天七小時、十小時地排練。當時，迷笛學校就是搖滾樂的大本營。在專業樂手的注視下，這群從新疆來的人像是瘋了。

“就是一種本能。”郭大剛跟我說，“我們的音樂合奏起來非常兇，但都不是刻意去找的。每個人都有創作的沖動，當時正好到了一個往外噴發的階段，自然而然就出來了。”1997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03年，每天都在排練、即興、噴發。隻要有一個人有新動機出來，其他人就會跟上。隻不過這些都沒有錄音。

這些噴發的結果，還包括《小雞出殼》《傳子》等一批流傳了二十年的作品。時至2020年，當這些歌的前奏在現場響起，都會引起全體的歡呼。今天，舌頭的許多音樂仍然難以尋找。一些錄音流落在私人收藏中，而出版過的唱片早已絕版，現在隻有盜版CD偶爾可以一見。但奇怪的是，每次舌頭的現場，你以為這些歌曲隻有在地下流行，或者已成曆史。但所有人都會跟着唱。2014年，舌頭樂隊錄了一首歌。從此以後成為每場的壓軸曲目。2020年開啟“假如明天消失”巡演後，有一首歌，每場都會引發大合唱。

這首歌叫《媽媽，一起飛吧》。在這首歌裡，吳吞寫道：“……我們所有的人加起來，也沒有一片樹葉年輕；不毛之地已高樓林立，流放之地已燈紅酒綠。”

當時人們剛接觸搖滾樂，livehouse還是個新鮮詞。等到第一次演出時，台下也都是專業樂迷、樂手。結果所有人都驚呆了。從此之後，“有一支新疆樂隊特别狠”的傳說不胫而走。這個沖動的時期并沒有延續太久。2003年後，随着吉他手朱小龍的離隊，樂隊陷入了低谷。2013年，小龍回來，又離開。期間，吉他手李紅軍、第一任鼓手李旦、第二任鼓手文烽相繼由于不同原因離開。每次人員變動，都會大傷元氣。

吳吞在北京現場演出中。

在現場，有時他狀如猛獸，

有時沉醉失神入迷，

還有時像詩人吟唱。

談起對他們影響最大的音樂人，吳吞承認：“那就是崔健。”“但崔健沒有那麼躁動吧？”我問。吳吞點點頭，說：“主要是精神上的影響。”

崔健非常喜歡舌頭。2016年，他把舌頭樂隊帶到了電視節目《中國之星》上。在節目開始時，他就在電視上，在舞台中央，喝了一口酒。喝完才繼續說：“我平時不是一個酒膩子，這是為了讓我放松，為了讓我更自然一點。希望大家原諒我，讓我說出一些由衷想說的話。”

他想說的是：“這是來自新疆的一個死磕的搖滾樂隊，它的名字叫舌頭。所有搖滾樂迷都會知道這個樂隊……當美女愛過帥哥之後，也許會愛上野獸。不，猛獸。所以你們是幸運的。”接下來，舌頭演出了《媽媽，一起飛吧》。

舌頭的音樂是由豐滿的律動組成。每個人都在其中掌管着一部分創造。每個人加起來，形成了整體的織體。樂評人張曉舟形容舌頭的音樂是“靈魂出竅”。但從合奏的結果來看，不是舌頭樂隊哪一個人靈魂出竅，而是整體出竅。每個音樂人在加入舌頭後，都要經過集訓一般的重新學習。

“2000年左右演出的時候，達到了一種狀态，完全出神。在那種狀态下，彈錯的也是對的。”郭大剛說這些的時候，會給人一種羞澀的感覺。不知道是因為這種狀态難以傳達，還是怕因為對方無法體驗，而感到不好意思。

正規的音樂訓練不是這樣。2008年，後來的新鼓手胡子以西南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四川音樂學院，專修爵士鼓專業；2012年，考入美國洛杉矶音樂學院。結果進了舌頭，他發現：“我以前學過的東西都不管用了，怎麼打都老是錯一拍。”而此前，他所加入的金屬樂隊，都以節拍齊整、快速推進為美。

那些前任，包括朱小龍的吉他、李旦的鼓，都已經給舌頭的音樂立下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節拍套着節拍，如主歌4拍，但到了間奏時會變成11拍。因此，假如按照流行音樂的套路，必定會錯亂一拍。胡子花了很久來适應這種體系和律動。舌頭的音樂異常警醒。它不會讓人全部沉醉。突然的變速、變拍，會讓樂手與樂迷全體突然警醒，但是脫離不開。

吳吞醒了。他從黑暗的後台起身，從沙發上起身，穿過小門來到台上。當天排練的曲目是《五味瓶》。其中這樣寫：“一個财主，愛偷自己的東西。他把東西從一間屋子，搬進另一間屋子。人們都說，他的神經，出了點問題……”此時，他的聲音中有細至不可察覺的高頻在輕微抖動。

節奏與律動，聲音與旋律已經編排好了。隻有吳吞的聲音在抖。當吳吞歌唱時，他更像在做戲劇表演。他會在話語中加入諷刺、戲谑。細微的表情經過樂曲的襯托，很容易引起聽衆的神經顫抖。但這一切都淹沒在節奏裡。

就算新歌取消了吉他噪音，全以木吉他等原聲樂器作為節奏，《殺雞待客》中的黑暗律動仍然讓觀衆靈魂出竅。郭大剛說：“現在人工智能好像讓人無所不能了？但我經常有窒息的感覺，一直覺得戰争從來沒有離去過。”

從崔健推薦起又過了1年，2017年，吳俊德因身體原因離隊。至此，1997年組成的原班人馬，經過20年，終于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以吳吞、郭大剛、大江、邱宇龍、邱威銘組合成的新舌頭。

2020年的專輯《怎麼能夠說我愛你》中使用了大量非常規的實驗，比如非洲樂器、吉他非标準調弦……這張專輯的錄音非常豐滿，但因為異常實驗，所以一開始沒人知道會做出什麼來。

在樂隊成員到齊後，吳吞會召集大家錄上一整天。但是第二天，他可能會告訴大家：“錄得非常好，但是不用了。”隻能重新再錄。

大理還是懶散。更何況設備、調音一起出問題。等到正式排練，已經是三天之後了。每個人的聲音都加入了大量的加工、潤色。等我到了livehouse，線纜已經像盤踞的群蛇一樣，連接到每個人的樂器。樂器再通過神經中樞，傳導出音色與聲量。

正式排練場地在三塔倒影公園旁。這個公園以小湖倒映出的景色著名。排練舞台是全尺寸場地，以正式演出的标準安排。

小飛狀态非常穩定，啪啪地打着貝斯弦。胡子也是，重音異常飽滿。大江插上吉他。吳吞還沒到時，三個人已經在舞台上完整地過了一遍《複制者》。郭大剛在旁邊聽着，線纜從他面前的鍵盤延伸而出，像電子章魚的腿一樣交錯蔓延。但他又是光頭、留着短短胡須，像個道士或者武林高手。這就讓他的形象尤其特别，好像90年代美國漫畫中的仿生道士。小飛與胡子互相填補重音的空隙，大江用吉他托底。郭大剛在鍵盤後面煽風點火。一輪齊奏完，郭大剛說：“聽起來你們三個人已經不需要我們這些老家夥了。三個人就已經密不透風了。”小夥子們知道是誇獎，一起高興起來。

吳吞在後台，躺在沙發上休息。黑暗的後台裡，他默不作聲。如果不是些微的一點光線，你也注意不到他。

隻有在唱出《甘南的屋檐下》時，你才能聽出吳吞的改變。這首歌的歌詞來自當代藏族詩人剛傑·索木東。他是這樣寫的（以下有删節）：

甘南的屋檐下

已經不能寫下

草地青稞

牛羊和牧人

甚至不能寫下大風

寫下一陣虛構的馬蹄聲

甚至不能寫下，人近中年的孤獨

甘南的屋檐下

已經不能繼續寫下

村莊燈火

黃昏和歌謠

隻能安靜地等待

一場大雪

隻能等待一輪蒼白的月亮

繼續揭開

無盡的黑夜

從1997年舌頭在北京首演以來，到出版這張專輯已經過去了23年。吳吞的聲音從戲劇性中脫出，在這一次，終于與日常言談無異。不需要用力，每個詞都自然流淌而出。

樂隊成員在大理排練中。如今樂隊成員中，隻有吳吞與郭大剛仍為舌頭初創成員。新生代成員已經支撐起舌頭大半。圖中人物依次為：郭大剛，鼓手邱宇龍，貝斯手邱威銘。

郭大剛說他從來都不了解吳吞。“我和他是親兄弟，還長了他兩歲，但其實我并不了解他。”

從他的角度看，他也無法理解，吳吞為什麼會寫出《複制者》《媽媽》那樣的歌詞。

“你看吳吞總是在說，沒有什麼東西是他的。因為《複制者》的歌詞，裡面寫複制一個馬克思，複制一個恩格斯，寫的就是現實。現實社會裡，教育體制就是把人一個個複制出來。你問他歌詞是怎麼寫的，他肯定跟你說，這就是現實和事實。現實和事實并不是他發明創造的，文字也不是，那他說這些其實與他都沒有關系，也是對的。”

他看着天台圍欄外的工廠。這是“假如明天消失”巡演倒數第二站，在一個小時後，豐江舟與舌頭的新組合，就要再次上台。此前，他們已經毫無停歇地演出了二十多場，足迹遍及全國。

但總有什麼啟示是一緻的吧？我問他。吳吞在譜新專輯中的《殺雞待客》時，說自己總是夢見一條狗咬死了一隻老鼠。

那你會夢見什麼？我們站在深圳華僑城的天台上，看着太陽一點點落下去。一朵小小的雲彩爬上了郭大剛的帽子。在他面前，是一座座工廠般的樓宇。

以下是郭大剛的自述：

雖然我是吳吞的親哥，但是我覺得，我了解他的程度，遠遠比不上他了解我的程度。小的時候，大概是小學，或者初中？我也不記得了。有一次他掰着他的手掌，跟我說，你看我的手掌，我是個天生的唱才。

天生唱歌。吳吞說“我是天生唱歌的”。這句話我記憶非常深刻，他隻跟我說過一次，就僅僅這一次。

小時候我和他在一起，那時我們沒有娛樂，隻能看單位的露天電影。電影大概一個星期放兩次，有時候一個星期放一次。當時看了一些電影以後，他就能夠去表演電影裡面的角色。我們住平房嘛。同一個院子的大人看完電影，經常會讓小孩過來說“你演”，讓你表演一下。

我在表演角色的時候，會經常磕巴，特緊張。說得很磕巴。但是他表演得特别好。演電影中小孩的角色，演得跟演員一樣。

我們小時候是伴着戰争的經曆長大，對我們來說，戰争一直是在我們的意識裡面。就算扮演的小孩，也是戰争片裡的小孩。比如《潘東子》《雞毛信》……

我是家裡的老大。老大比較吃虧，不管小孩出什麼事，都找老大的毛病，挨打最多的都是我。他就是個旁觀者，他基本上都在看，他有時候會護着我。

他覺得我老挨打，這個事不對。他就去說，爸媽你這樣不對，你不能這樣打他。但是他說也沒用，他說了就把他也打出來，就是這樣。小時候我挨的比較多。

他的世界，他是不輕易告訴我的。比如說上學的時候，所謂的早戀，其實就是青春懵懂期的這些事情，基本上他是不跟我說的。

我是大大咧咧的，女孩子來信什麼的，我就撂在桌面上。我跟爸媽的對峙，他基本上都在旁邊。他是個旁觀者。

從小我就會做一個夢：我在極其狹小的通道裡，僅僅能容納一個人的通道裡，奮力地往外爬。有時是礦坑，有時是防空工事，或者地下通道，還有的時候是樓房中的通道。

在夢裡，我會感到窒息，感覺自己出不來的那種絕望。那種在通道裡的感覺。

這個夢從小時候就有。我後來分析這個夢，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夢？可能是因為我對我從我媽的身體裡出來的過程，記憶太深了，以至于多年來記憶去不了。因為是從産道裡出來的，我想夢肯定跟這個有關系。

從産道裡出來就是奮力往外爬，有時候會看到一點光亮，有時候沒有了，你會拼盡全力。

2008年我老婆生孩子，我是看着她生的。我覺得這個夢肯定是跟我自己出生的經曆有關系。後來，看到我老婆生孩子的過程以後，好像謎題解開了一樣，我就不再做這個夢了。

還有一段時間，我頻繁地做夢。從2008年到2017年，這個夢在9年裡反複出現。一年至少得有個一兩次。

在這個夢裡，看到的都是廢墟，是沒有人。我夢到自己在天上飛，看着整個城市空間，或者是一個小鎮村莊，或者看到了青島那樣，半埋在土裡的佛像、殘破的廟宇。

在夢裡，我飛得很自由。我知道自己有家人、有孩子、有吳吞。但是他們都不在。隻有我在天上飛。

夢裡我也問自己，問自己是不是感到孤獨。但我想，實際上這就是這個世界的本質，就是這樣的。孤獨就是你的本質。你來的時候就是這樣，你走的時候也一樣。

應該是什麼時候？2004、2005年以後。我發現吳吞對我來說真的特别陌生。為什麼我不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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