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末代君主帝辛史稱商纣王，與夏朝君主桀并稱為桀纣，用以代指暴君，“纣”也在後期被作為暴君的谥号。《呂氏春秋·功名》漢高誘注：“賊仁多累曰纣”。

但是商朝時期并無谥法，那麼商纣王的“纣”是谥号嗎？他的政治舉措是否真的如傳言一般不堪？

一、“纣”的含義

1、“纣”為帝辛的谥号

谥法制度在我國有着非常悠久的曆史，我國古代時期君王死後，時人會根據先君的生平功績為其評定谥号。

如漢武帝劉徹在位期間國家軍事力量強大，開疆辟土抵禦外敵方面均有卓越功績，所以谥号為“武”，唐哀帝李柷為帝時大權旁落，且年幼早逝，谥号為“哀”。漢代蔡邕在《獨斷》卷下記載：“帝谥……殘義損善曰纣”，所以對于“纣”的含義，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這是谥号。

目前沒有确切的證據可以表明商朝時期人民已經開始使用谥号，但是根據後世對谥号的定義以及使用方法的規定，“桀”、“纣”等均帶有一定的評判标準，可以作為谥号使用，考慮到現有客觀事實，再逐漸建立完善制度的基本邏輯。

“纣”可以被認為是谥法出現前的谥号雛形，因為商纣王的種種暴虐無道行徑，“纣”這個字後面成為了暴君的代指，被賦予惡義，所以将其認定為谥号也有一定的道理。

2、“纣”是“受”的的諧音

司馬遷再《史記》中記載：“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纣”，“纣”是天下人對帝辛的一種稱呼，再加上漢代以前的文字記載中，對于帝辛的稱呼有兩種，《尚書》中稱為“受“，《周易》、《禮記》、《論語》等典籍則稱為“纣”，著名學者鄭玄也認為，“纣”本名為“受”，根據這種推論，“纣”可能隻是“受”的誤讀，并非谥号。

我國古代時期講究君權神授，君是天子，權力交接時新帝繼位屬于受天命，因為商王帝乙比較中意兒子辛繼位，所以賜予其“受德”的名字，根據漢代學者鄭玄的研究，當時“纣”與“受”讀音相似，因為後世的誤讀，導緻其被稱為商纣。

《史記》中的檄文中，也有“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的記載，所以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纣”本為誤讀，其本質跟人名一樣，後世之所以用“纣”做谥号中的惡谥，是因為商纣王風評欠佳，後世用以警醒。

3、“纣”字在不同時期擁有不同的含義

“纣”究竟是人名的誤讀，還是實實在在的“谥号”，這個問題我們隻能根據種種證據去判斷，無法完全還原當時的史實，但是無論是那種含義，最終都彙聚為一點，商王帝辛在位期間，賦稅嚴重且改變了好多之前的慣例，例如改變用人政策，嚴格祭祀制度、推行嚴刑峻法等，并且還多次對東夷的各個部落用兵。

這種種舉措引起了内部的不滿，矛盾逐漸突出，且長期用兵導緻了國家實力減弱，各種不利因素綜合作用下，削減了商朝對各封地的統治，也引起了國家以及臣民的不滿，例如帝辛當時的一部分政治舉措，雖然有先進性和發展性，但是侵害了貴族的既得利益，所以最終也變成了一條條罪狀被記錄。

朝代更替之後，周王室為了降低商朝遺民的反抗心理，必然會對前朝王室進行抹黑，這是慣例，通過誇大前朝的惡劣事迹增強新朝統治的合法性，表明新朝替代前朝是順應天意、順應民意之舉，屬于“義”的範疇。綜上所述，個人認為“纣”在商朝時期更傾向于是字音誤讀，後期則逐漸演變為谥号的一種。

在曆史上商纣王有八大罪狀，分别為酗酒、亂用小人、為婦人言用、不按時祭祀、不用貴族、信有命在天、比幹谏而死、剝婦人腹看嬰兒，被認為是昏庸無道的暴君典型，最直觀的證據便是商王朝在帝辛的手裡直接亡國。

1、私德不修但并非一人之過

比幹谏而死、剝婦人腹看嬰兒可以說是商纣王不善用人和處事荒唐的證明，但是盡信書不如無書，纣王的暴行大多來自于《周書》以及《尚書》的記載，而《周書》内将王朝的滅亡歸咎于自身怠慢上天，所以最終被天命誅滅。

雖然在整個商王朝的統治時期，曆代君主迷信天命，有着絕對的神權論，但是根據現代科學去判斷，并沒有所謂天命，得民心者得天下，商朝的滅亡主要是因為其常年征戰、突然改變用官戰略而導緻的内憂外患，以及帝辛不善内政導緻的民衆反抗，與天命并沒有任何關聯。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今在商纣，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等都是對商纣王荒淫無道的描述，雖然商朝的滅亡與末代君主的個人修養和政治素養有一定關聯，但不能排除周王朝統治者為了弱化與商朝遺民之間的矛盾，故意誇大其詞。

畢竟就嗜酒這一行為而言，在當時社會并非什麼大的過錯，畢竟根據出土的商周時期酒器就可以判斷，那個時期嗜酒文化盛行，非一人之故，而是整個社會風氣如此。

顧颉剛先生曾在《古史辨》中言道：“纣王并不是過這種奢侈生活的唯一人物，他僅僅是窮兇極奢的奴隸主統治階層當中的一個”，殘暴是統治階層維護統治、貫徹其意志的一種必然反應。

任何統治都離不開強權高壓，隻是奴隸主社會這種強權的壓迫更加嚴酷，“刑名從商”不是指酷刑出自于商纣王，而是曆代商王時期的刑罰都比較暴虐，所以将所有的弊端都放在商纣王身上有點言過其實。

2、政治方面功過并存

亂用小人的真正含義是使用身份地位不高的人做官，屬于政治變革和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舉措，商纣王在位時提拔了一大批非氏族的官員，史書上留下姓名的有飛廉、惡來、費中等人，重用身份地位不高的人，雖然有一定的弊端，但是也改良了政治生态和階級間的流動。

在帝辛之前，我國的選官制度主要是從世家大族中選任，身份地位普通的人極難得到為官的機會，而商纣王打破了這一政治格局，也促進了階級間的人員流動。

不用貴族而啟用平民，雖然在整個人類國家選官用官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劃時代意義，但是沒有前期的鋪墊貿然使用無從政經驗的人甚至從未接受過教育的人是有着一定的弊端的。

衆所周知我國古代時期不僅做官是世襲，世家大族也壟斷了教育行業，從孔子開始大衆化教育才逐漸開始興起并普及。

在此之前，平民接受教育的概率極低，沒有一定的認知基礎貿然從政，所以必然産生缺乏自主判斷唯帝王之命是從的現象，破壞了政治體系的穩定性。

此外，纣王在位時，嚴格推行周祭制度，固定并縮小祭神靈的範圍、疏遠舊貴族是改革舊俗和反對神權意識的萌芽。固定并縮小祭祀神靈範圍，一方面能節省國家的财政開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所以每次祭祀必然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對國家的發展弊大于利，并且舊貴族由于長期處于統治地位，為官從政多為自身利益考量，且思想僵化陳舊，不利于國家的長期發展，所以纣王這些舉措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軍事方面，郭沫若在其主編的《中國史稿》中認為，帝辛承繼帝乙的戰功并最終平定了夷方，獲得大批俘虜的行為，雖然有着極大的掠奪性，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國家和人民都有着負面影響。

但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将先進的中原文明推廣傳播到了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對後期中國大一統有着一定的實際意義。

政治方面，商纣王有功有過，不能一言以蔽之，單純的說殘暴不仁、荒淫無道不免言過其實。我國古代的朝代更替中，一直存在着後朝貶低前朝的現象，其目的都是為了增加新朝統治的合法性。

雖然描述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必然會做一些渲染誇大前朝的負面事件。帝辛在政治方面的創新以及在軍事方面的功績雖然一定程度上對商朝是不利的，但是就整個曆史的發展進程而言，是有着極大積極作用的。

商纣王的“纣”最開始或許不是谥号，當時還沒有谥法的存在，但是跟後期的谥号制度中“纣”有着必然的聯系。

後世用“纣”作為暴君的谥号，便是有将其比作為商纣王的意思，不僅僅是要對其他君主起到警示作用，更是有利用貶低詞彙去表明不接受暴君統治的一種反抗思想。嚴謹的去考究，商纣王的“纣”并非是谥号，後世的“纣”，則是一種惡谥。

帝辛在為政治方面雖然有一定的不足之處，但如重用身份地位底下的人，對我國選官制度的改變有着一定的積極作用，商纣王或者說商朝的悲劇并非是殘暴統治這麼簡單片面，其滅亡是多種因素累加而導緻的必然結果。

商纣王期開始“重用小人”可以說是我國選官曆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為後期推舉制以及科舉取士的出現埋下了種子，對外的常年征戰也是國家解決對外矛盾的必須舉措。

商纣王曆史風評較低的原因，除了因文明發展而導緻的差異化評價之外，還有來自于周王朝為增加其統治合法性而進行的刻意渲染，不能簡單的歸咎于其個人問題。

參考文獻：

1.《尚書》

2.《周書》

3.《古史辨》

4《中國史稿》

5.對商纣的重新評價

6.商纣亡國原因平議

7.重新認識商纣王的曆史功績

8.淺議商纣王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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