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湘北

有人說，運河流過之處，就是泥巴也會變成金子。在不停滋生與繁養出新文體的同時，運河以其兼容并蓄的特性，把那些如金子般閃耀的文學，留在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元雜劇的南下、明清小說的孕育與發展都得益于大運河這一偉大的工程。

關漢卿喜好旅遊，“一心待向煙花路上走”，元滅宋後不久，他就由大都出發南遊，沿途經過揚州、杭州等運河城市。與他一起同行的，還有好友兼雜劇作家——楊顯之與費君祥。

當時的雜劇，在北方已很成熟，南方對它知之甚少，杭州并無雜劇的任何創作與演出。有人将關漢卿的南下視為開“北雜劇中心南移”的先河，實不誇張。明人徐渭就曾說過：“元初，北方雜劇流入南徼，一時靡然向風”。

元雜劇南下，有兩個路線，一是随軍南下，一是順水陸航道逐漸進入江南，關漢卿和友人走的就是第二種路線。在杭州，關漢卿盡情遊曆山水，寫下了著名的散曲《南呂·一枝花·杭州景》。盡管他年事已高，卻仍是興緻勃勃，在水秀山奇之景面前，關漢卿愣是“看了這壁，觑了那壁，縱有丹青下不得筆”。

關漢卿

目前所見的《元刊雜劇三十種》收入關劇四種，其中《單刀會》稱“古杭新刊”，可見關劇在杭州的流行。另一杭州曲家沈和甫，還被尊為“蠻子關漢卿”，關漢卿的影響力不容小觑。

會通河、通惠河開通後，北方大批雜劇作家如過江之鲫，紛紛南下。馬緻遠、尚忠賢、戴善夫等人曾駐足江南地區，出任江浙行省官員，他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南方撰寫并流傳的。鄭光祖、喬吉、秦簡夫等更是定居江浙。

與作家一起南下的，往往還有北方著名的女藝人。經由運河，作家、藝人一路向南，南北戲曲、藝術得以融合。到元代末葉時，中國戲曲中心已經南移，流寓杭州的北方雜劇家“入鄉随俗”，寫作南戲劇本。南方戲曲作家也躍躍欲試，着手将雜劇改為南戲。

到了明清兩代，雜劇已不再流行，随着京杭運河的直線貫通，中國運河在南北漕運和交通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伴随着運河沿線城市的發展，一種新的文體——明清通俗小說應運河而生。

據統計，明清兩代，有80%左右的小說出自運河流域作家之手，其中就包括衆所周知的《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三言》、《二拍》、《聊齋志異》、《儒林外史》和《紅樓夢》。

這些小說的作者要麼生長在運河城市，如《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是淮安山陽（今江蘇淮安）人， 《三言》和《二拍》的編著者馮夢龍（今江蘇蘇州人）與淩濛初（今浙江吳興人）、生于山東淄川縣（今淄博市淄川區）的蒲松齡。

要麼有過在運河城市生活的經曆，如《水浒傳》的作者施耐庵與《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均是在杭州生活期間完成了小說的創作；《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少年時代就先後在南京、揚州和蘇州等地生活過；安徽全椒人吳敬梓在移家南京後，于窮困潦倒中完成了《儒林外史》。他們深受運河文化的熏陶，眼見着運河城市興盛、經濟發展、工商繁榮、市民興起。

很顯然，以往針對官僚、文人或富商的傳統詩文已無法滿足下層市民的需要。為了使販夫走卒們參與到閱讀讨論的行列中，文人們開辟了新的文體——通俗小說，并将運河交通、運河城市經濟與運河市民商業生活都容納進作品中，讓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

馮夢龍

《三國演義》雖重在描寫魏蜀吳三國崛起和滅亡的過程，但它對隋唐以前的運河有所涉及。在那個年代，軍事勝負往往取決于人力物力的強弱及交通地理的優勢，許多戰事，通常沿着運河行進。《西遊記》裡，唐僧他爹陳光蕊攜妻赴江州任前回故鄉省親時，走的就是隋唐運河的路線：乘船從渭水下黃河，由黃河入通濟渠至淮泗轉旱路至海州。

從康熙二年至雍正五年，曹雪芹曾祖、祖父、父親、叔父先後在“江甯織造”任職達六七十年之久，江南運河流域的生活，使得曹雪芹對運河城市蘇州、揚州尤為熟悉。《紅樓夢》中，林黛玉坐船從揚州到京都的賈府，走的就是由淮揚運河向北而行的線路。

《水浒傳》表面上寫北宋運河，但其地理形勢卻是按照明代地理的實際面貌去描述的。有學者考證，《水浒傳》的成書年代當在明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會通河疏浚後。《水浒傳》曾多次描寫宋江攻打梁山泊附近的村鎮、縣城、州、府，如三打祝家莊，打高唐州，打青州、華州等，但這些戰事都未出動水軍動用船隻，唯獨攻打東平府和東昌府時，安排了水軍頭領“領水軍駕船接應”；特别是打東昌府，更是調動了山寨全部水軍。戰事進行中，張清聽探事人回報：“河内又有糧草船，大小約有五百餘隻。”張清轉到南門又“望見河港内糧船不計其數”。

事實上，北宋末年，從梁山泊到東平、東昌府并無河道。黃河的不斷改口、決道，促使了梁山泊的形成。宋熙甯十年（公元1077年）至金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黃河連續決口，梁山泊水勢達到極盛時期，有方圓八百裡之說。

曆史上黃河決溢，水大則決運堤，水落則沙淤運道，無論北決或南決，黃河都會侵犯運河河道。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為了南糧北運，開通了東平至臨清的一條長達250裡的會通河，梁山泊成為會通河重要水源地。由此，京杭運河南北貫通。

如此一來，經由河道，從梁山泊至東平、東昌府才有可能。由此推斷，明代疏浚會通河後，《水浒傳》裡宋江才能安排車仗船隻，水陸并進，攻打東平和東昌府。

明清小說插圖

要說明清小說中，描寫運河流域人事中商賈文化最多的，非“三言二拍”莫屬。明中後期，随着商品運銷量的不斷增大和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運河沿岸城市商品集散地和商人輻辏地的地位日益突出。

馮夢龍的故鄉長洲，緊靠京杭大運河，與蘇州市相鄰，是一個工商業極為發達的地方。科舉上的屢屢失利，使得馮夢龍長期流連在市民生活中，對當地的商人生活十分熟知。《三言》雖是馮夢龍從大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中精選出來的，但它已非簡單改編，而是融合了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價值取向。

在《醒世恒言》中，馮夢龍描寫了一北一南兩個運河城鎮的繁華。北邊的河西務鎮離北京有二百裡之地，為各省出入京都的要道，舟船在此聚泊，如螞蟻一般，車音馬迹，日夜絡繹不絕。南邊蘇州府的盛澤鄉，民風淳樸，以蠶桑為業，市集上，綢絲牙行千百餘家，四方商人來此購買，蜂攢蟻集，挨擠不開，連個空隙的地都沒有。

與馮夢龍善寫運河城市一樣，來自烏程(今浙江湖州) 的淩濛初也喜歡把故事發生地首選在南運河沿岸的城市。在《二拍》的80個故事中，一半以上的故事發生在南運河沿岸城市(主要是杭州、蘇州、常州、鎮江，以及南京、松江府等地)，它們皆屬于運河流域蘇杭經濟圈範圍之内。

淩濛初本人長期生活在蘇州與南京，從其父親起，他家就開始經營出版業。在他的作品中，關于商人的篇幅很重，他将商賈視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第二，把商人的地位又提高了一個檔次。

明代前期，通俗小說的刊刻中心在福建建陽，明中期後，刊刻中心逐漸轉移到了杭州、蘇州和南京等運河城市。便利的交通運輸，繁榮的商品經濟，壯大的市民階級，為書坊業提供了龐大的消費市場。由于運河交通便利，各地的刻書人才，也開始集中到江南運河城市來，一時間，南運河岸邊的城市書坊林立，刻書業朝氣蓬勃，南京成為大量刊行小說、戲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

發達的運河書坊業，不斷推動着明清通俗小說的發展，當時的書商坊主已具有濃厚的商業意識，他們能較好地分析和把握住市民文化消費和通俗小說的流行趨勢，将預見可謀利的書盡快推入市場。

一旦推出新的通俗小說，書商們會利用各種方式加快它傳播速度，拓展傳播範圍，延續傳播時間。馮夢龍的《三言》甫一出版，蘇州、南京兩地的書商就競相傳刻，廣泛印行。短短幾年内，《三言》重印了好幾次，導緻其版本呈現多樣化的特征。

當書商們覺得某類作品可能比較暢銷或者已經開始暢銷時，他們會主動邀請文人創作同類題材。淩濛初所以能夠在馮夢龍的《三言》剛剛推出，就迅速做出反應，推出《初刻拍案驚奇》。據他自己透露，這是當時書商見“《喻世》諸言”在社會上很流行，便主動向他約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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