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解牛》 作者：夏可君 上河卓遠/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5-11

◎嵇心

如果還像中國過去的文士，僅僅把《莊子》當做遭逢困厄時的心靈甘露，顯而易見，在當下遠遠不夠，也将泯滅這一偉大文本的潛能。

一

20世紀社會動蕩不休，它曆經無數變革和革命。世界大戰、種族滅絕等人類浩劫，銘刻在記憶裡，始終如幽靈般糾纏着我們。即便新世紀已降臨，但依舊有理由說，我們仍屬于上世紀災變創傷的後代。

今天，在這個“混雜現代性”社會，我們的問題依舊是，如何應對災變？如何在災變裡成長？去閱讀經典，汲取經典的智慧乳汁，或許會讓人走出迷霧。

經典必然是艾柯所說的“開放的作品”，閱讀永遠無法窮盡其含義。相反，随着閱讀的深入，将不斷揭開新的含蘊。正如卡爾維諾所說經典是“我們越是道聽途說，以為我們懂了，當我們實際讀它們，我們就越是覺得它們獨特、意想不到和新穎。”（《為什麼讀經典》中文版第5頁，黃燦然譯，譯林出版社）。

毫無疑問，《莊子》就是這樣的經典，它産生于一個災變的時代，陪伴啟迪了一代代敏感或堅強的中國文人，已經成為集體無意識埋藏在國人記憶深處。

夏可君試圖把《莊子》置放于當代思想場域裡，與西方思想，尤其是法國的解構哲學對話。他認為莊子哲學将為我們開拓出一條走向未來的通道，用莊子的無用解釋學，去轉化西方思想。莊子哲學和西方思想之間應無窮的轉換，而新的當代思想正是在這個過程裡生成。

《庖丁解牛》是夏可君從《莊子》裡選取的一個切片。他将對《庖丁解牛》進行一次“庖丁解牛”式的解讀和書寫。

二

不論是因“三生萬物”，還是受書法筆法中“一波三折”的啟發，夏可君對“三”似乎有種迷戀。他在世界萬物中常發現三重結構，他對文本的書寫也是三次展開。

夏可君認為，《莊子》是由重言-寓言-卮言書寫結構起來的文本，我們解讀時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也就是對《莊子》進行“三言”式解讀。

重言-寓言-卮言，三者交織穿插在文本中。重言，是對已有的曆史故事（實）的改寫，寓言是借助動物言說，卮言是以奇幻怪異之物言說不可能和難以想象之事，這種述說遠處于日常經驗之外。卮言尤其重要，它“所打開的不僅僅是一個自然和人類的場域，而是一個不可見的、屬于未來、有待發現的、虛空的場域”。（見書第198頁）

為了便于描述，夏可君将世界放在器物、身體、自然三個層面中揭示，但他始終強調世界根本地屬于“器物-身體-自然”的總體。一切事物也是在這個總體框架裡感發互動。他認為，中國文化中這三重物性一開始就緊密關聯，而西方的主客二元對立割裂了事物的整全，也将思想逼迫到絕境。現代性的後果，要求我們重新去面對“器物-身體-自然”三重物性的整合和轉換。

《庖丁解牛》的奇異之處在于，莊子設置了一個哲學對話的場景。庖丁對牛的屠宰，由娴熟的技術走向自然，走向道的遊戲：牛骨架橫生的狹隘空間，變成屠刀嬉戲舞蹈的廣闊天地。血腥屠戮竟然蘊意着養生之道，犧牲也寓意着人文教化。《庖丁解牛》的犧牲獻祭并未走向悲劇式的崇高，相反卻走向自然的虛化和無用。

這裡以《庖丁解牛》的“刀”為例，來重述一下夏可君的現象學解讀及三重書寫。

在器物層面，刀有三個層面：1.它是宰殺動物的工具（器具）；2.刀在宰殺牛的過程裡，帶來舞蹈和音樂（藝術品）；3.刀宰殺完牛後，像貴重物品一樣，将它珍藏起來（禮物）。

在身體層面，刀也有三種面向：1.最開始，庖丁運刀屠牛，講究身體的配合和協調；2.當庖丁技術娴熟到一定程度，身體不再緊張，隻要集中意念調節意念就能使刀靈活自如；3.庖丁的刀，經過不斷錘煉後，他的屠牛過程也是身體的放松和打通，包藏着天理的運行。

在自然層面，刀仍可以打開三種面向：1.庖丁的屠牛，刀和牛合為一體，不再是兩者的對立；2.刀牛合體後，生命和非生命合一，打開一個巨大的運行空間3.屠牛完畢後，刀和牛都歸為自然性的元素而解散。

夏可君認為在《庖丁解牛》中，不僅作為器物的“刀”，作為身體的屠夫“庖丁”，以及作為自然中的動物“牛”分别能展開九個層面。這确實令人大開眼界。

三

閱讀就是在和哲學家的著作建立發展親密的關系，親密到能拌嘴而不分離的程度。夏可君在解讀莊子之前，就已經在和歐陸哲學争吵。他既不會完全舍棄中國的經典，也不會全盤接受西方思潮，他總是在二者間穿插對話。這種對話的口吻，既非完全借助中國聖人，也不過分依賴西方哲人。

他的《庖丁解牛》正是多種思潮視域融合下的産物，在文本的字裡行間打開新場域。新場域裡引經據典之餘，他個人的聲音總是清晰地傳達出來。

判斷一種哲學的價值，在于能否持續啟發他人提取創造新概念。一個真正的哲學家會賦予經典文本新的解讀形式，他會發明新的中心概念來穿透經典文本。夏可君正是在《莊子》中提煉出“餘”的概念。他利用“餘”去重新書寫中西經典，也在經典中打開餘地。照巴特的說法，思想就發生在讀寫之間。

夏可君處處設問，像查崗森嚴的士兵。由此《庖丁解牛》短短數百字的文本，他卻看到無盡的空隙。剝離，拆卸，釋放文本的某些力量，将可思的和不可思的都置于一個德勒茲所謂的“内在性平面”，夏可君對《庖丁解牛》的解讀正是如此。哲學“要在同藝術共鳴并介入藝術的情況下去創造思想”，“在這種方式下，藝術和思想都保持鮮活，且能發現彼此的共鳴。”（轉引自《德勒茲眼中的藝術》中譯本第6頁，重慶大學出版社）夏可君總是借助當代藝術，尤其是利用水墨和書法時推進自己的哲學思索。

他重新讀寫《庖丁解牛》，是為了思索走出現代性困境的途徑。夏可君的期待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系統裡，個體可以尋找到縫隙和餘地，遊戲其間，像庖丁的屠刀一樣遊刃有餘而不受折損。 此外，他認為一方面要帶來改變，甚至汲取革命的能量，但又因為革命帶來血腥和傷害，并且未能持久，就耗盡能量，是20世紀的重大教訓。因此，他從水墨藝術的潛移默化自然生成，結合《庖丁解牛》的逆轉，認為革命要走向“革命的默化”，再到“默化的革命”。既保持改變的活力，又不帶來重大災變。

可是，在這個生命政治的時代，這種思路的有效性依舊懸而未決，難以保證。

談論夏可君是困難的，他的駁雜，他的純粹，他深厚的德法哲學功力，他對中國儒道經典的洞見，他對中國傳統書畫的傾慕，他積極推介當代藝術……談論他的作品，總是令人産生巨大的挫敗感，也許這項工作一開始就勉為其難，因為找到和他的風格匹配的語言是如此困難。

最後，讓我們以這本書的一個無傷大雅的瑕疵來結束吧。作者在引用波德裡亞的《象征交換與死亡的》中譯本時，将譯者車槿山誤作“顧家琛”，而譯林出版社在南京，不在上海（見本書第87頁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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