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裘錫圭先生從純文字學的角度談簡化字，運用衆多的實證字例，從文字的源與流出發，深入淺出地來分析簡化字的利與弊，使讀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裘錫圭，1935年6月生于上海。1960年複旦大學曆史系“甲骨學與商代史”研究生結業。1960年至2004年任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83年任教授，1984年任博士研究生導師。2000年被芝加哥大學授予人文學科名譽博士學位。2005年起任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漢字學、古漢字學和中國古典文獻學（先秦、秦漢部分）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也從事先秦、秦漢史的研究。曾參加過望山楚墓竹簡、曾侯乙墓文字數據、郭店楚墓竹簡、銀雀山漢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尹灣漢墓簡牍的整理考釋工作。

近幾年來，漢字簡化的功過，成了不少人的話題。這個問題隻有在多方面的、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比較科學的結論。我們沒有在這篇短文中全面讨論這個問題的奢望，隻想從純文字學的角度淺談一下簡化的利弊。

從漢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看，有很多簡體顯然優于繁體。例如繁體“衆”早已成為字形講不出道理的記号字，簡體“衆”則是很好理解的會意字。繁體“塵”是造得不很成功的會意字（籀文本從三“鹿”，大概表示衆鹿疾奔塵土飛揚的意思），簡體“塵”也是很好理解的會意字。繁體“滅”是聲旁已經起不了表音作用的形聲字（因為充當聲旁的字早已不獨立使用，一般人不認識），簡體“滅”則是造得相當成功的會意字。繁體“竈”的結構難以說清（《說文》以為是省聲字），簡體“竈”是一個會意字，字形的表意作用雖不很理想，但還是可以理解的（竈是砌造時需要用“土”的、燒“火”煮物的一種設備）。繁體“叢”的結構也難以說清，簡體“叢”的“從”旁卻有很好的表音作用。繁體“郵”是不大好理解的會意字（《說文》：“郵，境上行書舍。從邑、垂。垂，邊也。”“垂”是邊陲之“垂”的初文），簡體“郵”的“由”旁也有很好的表音作用（但“由”的古音與“郵”不同部）。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

有些字的繁簡體都是形聲字，而簡體聲旁的表音作用明顯優于繁體，如膚、幫、護、趕、運等。有些簡體的聲旁從古音系統看雖不如繁體合理，但對今人而言則比較适用，如遞、樁、膠、猶、驚補、艦、擔、膽、尺、醞等。這類簡體也應該看作比繁體優越。

還有很多字的繁簡體，從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看難分高下。下面也舉些例子。

有些字的繁簡體都是字形講不出道理的記号字（至少一般人不能理解這些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如“長”和“長”、“爲”和“為”、“貝”和“貝”、“單”和“單”、“婁”和“婁”、“對”和“對”等等。

在都是形聲字的繁簡體裡，有些形旁相同的繁簡體，它們的聲旁的表音作用沒有明顯的優劣（講表音作用根據今音）。如“糧”和“糧”、“園”和“園”、“犧”和“犧”、“極”和“極”、“礬”和“礬”等，是繁簡體聲旁的讀音都跟字音相同的例子。如“認”和“認”、“遠”和“遠”、“腫”和“腫”、“選”和“選”、“釀”和“釀”、“擾”和“擾”等，是繁簡體聲旁的讀音都跟字音不完全相同的例子。不過認識上舉“犧”、“極”、“礬”、“選”諸字的聲旁的人，要比認識它們的繁體的聲旁的人多得多。從這一點上看，也可以認為這些簡體的聲旁的表音作用優于繁體。有的聲旁相同的繁簡體，它們的形旁的表意作用沒有明顯的優劣，如從“思”的“慮”和從“心”的“慮”（在較古的篆文裡，“慮”其實是從“心”“

”聲的字，不過《說文》中的“慮”字已從“思”）。有的繁簡體的形旁和聲旁都不同，但是表意和表音作用都沒有明顯的優劣，如從“音”“鄉”聲的“響”和從“口”“向”聲的“響”。

有時，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還算不錯的形聲字，簡化成了字形的表意作用還算不錯的會意字，如“陽”簡化成了“陽”。它們的優劣也很難評定。

依據偏旁類推原則産生的簡化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跟繁體一般也分不出高下。

判斷文字的優劣不但要看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對拼音文字來說，隻看字形的表音作用），而且還要看字形是否既簡單又不會彼此混淆。所以在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上跟繁體難分高下的簡體，隻要字形不會跟别的字相混，就可以認為比繁體優越。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簡體，是通過破壞或削弱繁體的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達到簡化的目的的。

有些簡體同時破壞了形聲結構的繁體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如從“艸”“闌”聲的“蘭”字的簡體“蘭”，從“旨”“尚”聲的“嘗”字簡體“嘗”，從“頁”“豆”聲的“頭”字簡體“頭”，從“鳥”“凡”聲的“鳳”字的簡體“鳳”，從“示”“齊”省聲的“齋”字的簡體“齋”（不過後兩例繁體聲旁的表音作用已不明顯）。

有些簡體完全破壞或削弱了形聲結構的繁體的聲旁的表音作用。前一種情況的例子如“顧”（顧）、“爺”（爺）、“際”（際）、“層”（層）、“導”（導）、“鄧”（鄧）、“标”（標）、“雞”（雞）、“觸”（觸）等字，後一種情況的例子如“燈”（燈）、“鄰”（鄰）、“澱”（澱）、“燦”（燦）、“噸”（噋）、“嶺”（嶺）、“礎”（礎）、“擁”（擁）、“價”（價）、“襖”（襖）等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從“盧”聲的幾個形聲字的簡體。從“盧”聲的十多個比較常用的形聲字，除去“驢”（驢）字都跟“盧”同音。漢字形聲字聲旁的讀音跟字音大都不能密合。從“盧”聲的字是很難得的一組表音作用很健全的形聲字。可是其中的“蘆”、“廬”、“爐”、“驢”四個字，由于是在全面采用偏旁類推的簡化方法之前推行的“約定俗成”的簡化字，卻把聲旁改成了聲母跟字音有明顯區别“戶”字。這是很可惜的。

有些繁體的字形的表意作用，受到了破壞或削弱。例如：從“手”從“帚”的會意字“掃”簡化成了“掃”。從“食”“羊”聲的“養”簡化成了“養”。“買”“賣”二字繁體所從的“貝”、“産”字從繁體所從的“生”，在簡體裡都看不到了。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

在古文字演變為隸書的過程裡，為了書寫的方便，破壞或削弱了很多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這是合理的，因為古文字實在太難寫了。在楷書早已成熟的時代還這樣做，是否很有必要，就需要認真考慮了。

由于簡化，漢字體系裡增加了一些基本結構單位（即有些學者所說的部件），如“頭”、“樂”、“專”等。偏旁的簡化，如“金”旁簡化為“钅”、“言”旁簡化為“讠”等，也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至少應該認為增加了基本結構單位的變形）。特别如“柬”旁的簡化。在“柬”和“闌”“楝”等字中的“柬”旁并未簡化的情況下，把“揀”“煉”“練”這幾個字的“柬”旁簡化為“

”，是不夠妥當的。何況這個簡化的形體還十分容易跟“東”相混呢。為了減少一些字的筆畫，而去增加原來已經十分龐大的漢字體系基本結構單位的數量，恐怕不能認為是一件合算的事。

“同音代替”的簡化方法最為人所诟病。但是平心而論，有很多同音代替的例子還是合理的。如以“才”代“纔”、以“冬”代“鼕”、以“出”代“齣”、以“闆”代“闆”等，有什麼不好呢？台灣省并未實行漢字簡化，但是台灣人通常都寫“台灣”而不寫“臺灣”。這充分說明合理的同音代替是大家所願意接受的。但為了照顧文字表音表意的明确性，使用這種方法的時候的确應該十分謹慎。

所謂“同音代替”的“同音”，實際上包括“音近”。因此使用這種方法有時會造成一字多音的現象。例如：讀上聲的“鬥”由于代替了“鬥”，增加了去聲一音。讀陽平的“别”由于代替了“彆”，增加了去聲一音。讀陰平的“幹”由于代替了“幹”，也增加了去聲一音。其他簡化方法也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現象。不同的字用了同樣的簡化字形，或者某個字的簡體跟别的字同形，都有可能造成這種現象。例如：“髒”（“髒”“臟”）有平、去二音。“纖”（“縴”、“纖”）有qiàn、xiān二音。“籲”的簡體跟籲歎之“籲”同形，因此“籲”就有了xū、yù二音。“癥”的簡體跟病症之“症”的後起字“症”同形，因此“症”就有了平、去二音。由于“麽”的簡體跟讀yāo的“麼”同形，“寧”的簡體跟讀zhù的“甯”同形，《簡化字總表》不得不規定讀yāo的“麼”寫作“幺”，把讀作zhù的“甯”寫作“㝉”。甚至普通話審音工作都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現象。1985年發表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規定“曝”（pù）在“曝光”一詞裡讀bào，就使這個字變成了多音字。漢字裡多音字很多，引起了不少麻煩，讀音的錯誤往往跟多音字有關。因此增加一字多音現象顯然是不合适的。

使用同音替代的方法時，如果被代替的字和代替它的字的意義有可能混淆，也會引起麻煩。1964年發表的《簡化字總表》規定，在“叠”和“疊”、“象”和“像”、“餘”和“餘”以及“折”和“摺”的意義可能混淆時，仍應使用“疊”“像”“餘”“摺”諸字。1986年重新發表《總表》時又進一步規定，“疊”“覆”“像”不再作“叠”“複”“象”的繁體字處理。這些規定就可以說明問題。在異體字整理中也有類似問題。如以“并”代“並”就很不妥當，因為“相並”和“合并”這兩種意義很容易混淆。考慮到以“並”為偏旁的“普”“碰”等字仍在使用，取消“並”字就更顯得沒有道理了。

我們衷心希望在今後的漢字整理工作中，不要再破壞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不要再給漢字增加基本結構單位，不要再增加一字多音的現象，不要再把意義有可能混淆的字合并成一個字。

選自《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四卷

裘錫圭著 複旦大學出版社 2012年出版

國學薦書

《裘錫圭學術文集（共6卷）》是裘錫圭先生平生學術文章的一個總集，2012年由複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全集共六卷：第一卷《甲骨文卷》，第二卷《簡牍帛書卷》，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四卷《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第五卷《古代曆史、思想、民俗卷》，第六卷《雜著卷》。全書三百萬字，繁體橫排，其中多數文章有作者根據新材料及最新研究成果所加“編按”，為目前裘先生論著中收文最為完備而編校最為精審的文集。

本文轉自：國學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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