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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的建立者司馬氏是河内溫縣的世家大族，其代魏稱帝是在當時各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實現的。因而西晉建立後，在治國方針上實行的是優容士族的政策，這一政策在經濟上的表現是占田蔭戶制。

西晉的占田課田制和戶調式包括以下内容：

男子一人占田70畝，女子30畝。丁男(男女年16至60歲為正丁)課田50畝，丁女20畝。次丁男(男女年15以下至13歲61至65歲為次丁)課田25畝，次丁女不課。每畝課田交納稅谷約8升。

凡是丁男立戶的，每年交納戶調絹3匹、綿3斤。次丁男及丁女立戶的，交納半數。邊郡民戶交納規定數目的三分之二，遠者交納三分之一。少數民族交納賽布，每戶一匹，遠者或一丈。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鬥，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

士族官僚有權按官品高低占田：一品官可占田50頃(每頃100畝)，以下至九品官每品遞減5頃，九品官可占田10頃。從占田數目上看，士族官僚的占田大大超過平民百姓。實際上，上述規定士族官僚所占有土地的限額，乃是西晉王朝依照官品重新給予他們的土地，而不是他們私有土地的限額。占田法是優容士族、官僚的一項制度。

西晉的蔭戶制是與占田法相輔相成的另一項優容士族的制度，所蔭人戶可以免除國家賦役租調，歸士族官僚所役使。按蔭戶制規定，士族官僚可以依官品高低蔭庇親屬，少者三世、多至九族。宗室、國賓、聖賢後裔及士人子孫，也可同樣蔭庇親屬。

此外，士族高門還可以蔭庇衣食客及佃客。六品官以上，可以蔭庇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可蔭庇二人；九品及侍從武士等可蔭庇一人。一、二品官可蔭佃客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九品各一戶。客戶受主人地租剝削，一般納對半開的分成制地租。

占田蔭戶制，從法律上保證了士族高門占有大批土地和各類私附人口的合法性，而對他們占有土地和人口的限制作用都很微弱，因而它是一項從根本上保護士族官僚經濟利益的制度。

九品中正制和門閥制度，是西晉王朝在政治上優容士族官僚的一項措施。九品中正制肇始于曹魏初期，是通過評定人才優劣來選拔官吏的選舉制度。

它的具體辦法是在各州郡設置大中正或中正，負責考察本州郡的士人，綜合他們的家世門資和德才，評定出“品”與“狀”，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吏部選官時，便可根據士人的品位授予相應的官職。

其中大中正和中正一職，由本地區在中央任職的官員擔任。九品中正制推行初期，尚能綜合家世與德才定品，但後來由于中正一職皆由士族高門充任，從而在評品時使高品全為士族所把持。到西晉時，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成為士族在政治上壟斷高官顯職的工具。

晉武帝一方面實行九品中正制，保證士族的特權，另一方面對于曹魏時期的世家大族盡力籠絡，以求得他們的支持，以便鞏固自己的統治。因而曹魏的故舊大臣、名門望族，在西晉時多數繼續得到重用，并享有各種封建特權。晉武帝推行上述統治政策的結果，使西晉朝開始形成門閥政治。

曹魏以來的士族高門，在西晉優容士族的政策下，累世居于高位，形成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從而也就出現了高居庶族地主及一般士族之上的第一流門閥士族。

他們有着種種封建特權，在政治上累世居于高位，有權有勢；在經濟上享有占田蔭戶等優待，經濟來源豐裕；在社會地位上高人一等，恥于與庶族寒門通婚和來往。總之，他們是高居于百姓及統治階級中下層之上的特權階層，晉廷以保護和加深其特權為目的的治國政策，便稱為門閥政治。

由于門閥士族坐享各種封建特權，不思進取，安于現狀，缺乏實際才幹，追求鬥富享樂，窮奢極欲，因而他們很快便在安逸奢侈的生活環境中腐化了，高門士族掌權的西晉朝廷，也随着其生活腐化，政治也趨向腐敗。

西晉初年，晉武帝君臣認為曹魏之所以失國，是因為沒有分封諸王，宗室衰弱的結果。因而晉武帝即位之初，立即分封宗室二十七王，同時又以宗王出任重要州鎮的都督，以鞏固司馬氏政權。由于王國在晉初沒有真正建立，而且王國的軍隊很少，所以司馬氏控制地方的力量主要在于出鎮方面的宗王都督。

泰始年間(265~274年)擔任都督的宗王有：汝陰王司馬駿、太原王司馬瑰先後都督豫州；扶風王司馬亮都督雍、涼；琅邪王司馬伷都督兖州；汝陰王司馬駿都督揚州。上述諸州都是當時軍事重鎮，宗王出任這些地方的都督，對于當時鞏固司馬氏的統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晉鹹甯三年(277年)，西晉朝廷使諸王就國，并使出任都督的宗王移封就鎮，這時宗王出鎮的大體情況如下：

汝南王司馬亮(改封)任鎮南大将軍；

都督豫州諸軍事趙王司馬倫為都督邺城軍事；

太原王司馬輔為監并州諸軍事；

琅邪王司馬伷都督徐州諸軍事；

扶風王司馬駿都督雍州諸軍事。

此後，西晉王朝繼續推行以宗王出任都督的軍事政策。西晉王朝使宗王出鎮的做法，本意是想以此鞏固晉室統治，但後來卻适得其反，出鎮方面的宗王都督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且居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從而争權奪位，挑起兵禍，直接引發了“八王之亂”。

西晉太煕元年(290年)，晉武帝死，太子司馬衷繼位，是為晉惠帝。晉惠帝是個白癡，皇太後之父楊駿以太傅輔政。惠帝皇後賈南風不滿楊駿專權，于元康元年(291年)春與楚王司馬玮合謀，殺楊駿及其弟楊珧、楊璾，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随後，朝廷以汝南王司馬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共執朝政。同年夏，賈南風為專朝政，矯诏使司馬玮殺掉司馬亮和衛瓘，随即又以擅殺大臣罪殺司馬玮，終于将朝政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西晉宗室互相殘殺的“八王之亂”便由此開始。

探讨晉武帝統治的得失，我們終究還是要落實到尋繹誘發“八王之亂”的深層次原因方面來。

《晉書·武帝紀》唐太宗制把八王之亂的起因歸結為晉武帝“建立非所，委寄非才”，即立惠帝失當和托楊駿輔政失策，兩者中當以錯立惠帝為關鍵。

宋人葉适的議論，對“惠帝定嗣”及此事所牽涉的政治糾葛有精當的分析，《習學記言》卷二九稱：

晉武帝時大議論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賈後為冢婦，二也；賈充、荀勖進退，三也；齊王攸去留，四也。晉之治亂存亡雖在此四者，然不過一本。昔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武帝二十五子，惠之無慧，帝自知之，而終不決者，恃愍懷爾；又明見充女不可，然竟納為婦，以成愍懷之酷，實勖輩彌縫其間；末年恐攸挾衆望奪嫡，又為逐去，以速其死：帝于一事不了，故四事無不然。

晉武帝時朝廷内黨争不斷，此伏彼起，後來黨争的焦點便集中到惠帝廢立一事上，葉适所論清楚地揭示了其中的因果關系。可以說，晉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而執意要立他為嗣，是導緻在他去世後政局失控的直接根源，對這一點的認識，可謂古今一辭，并無異議。

但是，問題恰恰在于，為什麼晉武帝明知惠帝不慧，還要立他為嗣而不改易呢?

按《晉書》卷三一《武元楊皇後傳》所說，楊皇後以“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為辭，打消了武帝的廢立之念。《晉書·武帝紀》則稱：“爰及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

這是說武帝寄希望于皇孫司馬遹(愍懷太子)。我們認為，就細節而言，這兩點都會對晉武帝立嗣的決策産生一定的影響，但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裡，而在于晉武帝對自己親手建構的政治權力秩序感到比較放心，相信惠帝在大臣的輔弼下，能夠保住司馬氏的基業：晉武帝晚年能夠“怠于政術，耽于遊宴”，也是基于這一判斷。

然而，“八王之亂”正是在晉武帝建構的政治權力秩序這一“沃土”上萌發的。八王之亂由楊駿擅權、賈後幹政的宮廷鬥争發端，繼之則擁有實力的宗王先後登場，角逐中樞權力。在此過程中，晉武帝生前培植的後黨(楊氏)、太子妃黨(賈氏)隻能假皇帝之威行事，力量較為脆弱，真正具有強大實力和持久影響力的變亂主角無疑是司馬氏宗王。

那麼，宗室諸王的實力從何而來?又如何能夠參與到中樞權力鬥争中來?

歸根到底，晉武帝實行的分封宗室、宗王出鎮和宗王參政等一整套制度，為宗室諸王參與中樞權力鬥争提供了實力基礎和相應的參與機制，八王之亂“是西晉宗王政治派生的宗王參政、宗王分封、宗王出鎮等一系列弊端所引起的必然結果”。

要而言之，關于八王之亂的成因，盡管說法很多，但我們傾向于基于政治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的“多因素論”，即八王之亂是晉武帝“建立非所，委寄非才”的人事因素與重用宗王的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魯力最近的一項研究，使我們對八王之亂成因的認識趨于具體化。他把八王之亂中先後上台掌握或争奪中樞權力的各種勢力作了排比，進而對這些勢力先後上台和滅亡的原因作了剖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這就是，在晉武帝生前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自上而下依次為：皇帝(晉武帝)，外戚(後黨、太子妃黨)，宗王(尊親、至親、疏親)，門閥。這個權力結構是由皇帝一手構築的，同時也由皇帝來操縱。

晉武帝死後，即位的惠帝是弱智，來自頂端的操縱力量不複存在，後黨、太子妃黨、尊親、至親、疏親于是依次上台和滅亡。整個事件之所以發生，追根溯源，都是因為皇權與門閥這一矛盾的存在，中間的所謂外戚與宗王，都是為加強皇權而在門閥之上人為培植出來的疊加勢力，“八王之亂”不過是這些疊加勢力的彙演。

令人眼花缭亂的外戚與宗王掩蓋了“八王之亂”的本質，待這些人死喪略盡、塵埃落定之後，門閥勢力才居于主導地位，出現東晉的門閥專政局面。

如果我們作一番聯系的考察，則王夫之評論晉武帝定制說：

“魏之削諸侯者，疑同姓也；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禍發于所不疑，其得禍也異，而受禍于疑則同也。”

我們認為，在中國傳統的宗法制小農經濟社會裡，皇權是最重要的社會統合力量，一個健全穩定的皇權，是社會繁榮進步的前提條件；而在皇位傳承的“家天下”體制下，一姓皇室為了維護獨享的皇權而加強皇族力量，本身也無可厚非，但要有效地維護皇權，最根本的還在于皇權體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包括皇帝自身的行政能力、健全的官僚制度和官吏奉公守法等。

晉初的情況有其特殊性，如曹魏禁锢宗室的前車之鑒，門閥勢力日益增長等；在這樣的形勢下，晉武帝為了防範門閥勢力，“疑天下”而過分重用宗王，另一方面又忽視皇權體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由此造成其統治倚重倚輕的失衡局面，這或許是其統治政策失敗的症結所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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