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應星不是新餘人，卻在任職分宜縣學教谕時寫成了蜚聲中外的世界科技巨著《天工開物》，讓新餘名噪一時，也讓新餘城市文化有了依托。

宋應星生于明萬曆十五年（1587）。父親一輩子沒有功名，激發了宋應星的壯志雄心。萬曆四十三年（1615）秋，宋應星和大哥宋應昇赴省城南昌參加鄉試，從1萬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宋應星名列第三，應昇名列第六。由于奉新考生中隻有宋家兄弟二人及第，且名列前茅，故時人稱為“奉新二宋”。鄉試中舉後，他15年内連續參加了6次會試，卻都以失敗告終。

6次會試均告失利使宋應星深刻意識到，實現救國濟民的美好理想并非一定要靠科舉功名，改良社會增強國力還要靠發展生産力，靠實實在在的科技知識，于是他轉向實學研究。

崇祯七年（1634）至崇祯十一年（1637）是宋應星生命中具有轉折意義的關鍵4年。崇祯七年，48歲的宋應星經吏部铨選赴袁州府任職分宜縣學教谕。後來蜚聲中外的科技巨著《天工開物》，正是他在分宜縣學教谕任期内完成并刊刻出版的。

《天工開物》是一本圖文并茂、行文卻很嚴謹的科技著作。按“貴五谷而賤金玉”的編排體例，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介紹谷物豆麻的栽培、加工方法，蠶絲棉苎的紡織和染色技術，以及制鹽、制糖工藝；中卷記載了磚瓦、陶瓷的制作，車船建造，金屬鑄鍛，煤炭、石灰的開采與燒制，榨油、造紙的方法等；下卷主要描述金屬礦物的開采與冶煉，兵器制造，顔料、酒曲的生産，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書中既有大量确切的數據，還配有一百多幅生動逼真的插圖。

《天工開物》對當時興盛的手工業作了生動的叙述，如制糖業有專門的“糖車”，糖車的構造及各部件尺寸都進行細緻的描述；紡織業有缫車、花機，并且政府在蘇杭一帶設立了織染局；金銀銅鐵等金屬的開采、冶煉和加工相關章節中，還繪制了設備操作圖。這些内容表明當時各項手工業的技術含量已經達到一個較高水準，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寫作《天工開物》時，宋應星生活窘迫。明朝官員原本俸祿微薄，宋應星當時又是沒有品階的縣學教谕，加上家裡的田産日趨減少，兩個兒子均已長大成人，全家六七個人的日常開銷全賴宋應星承擔。他買不起珍貴的書籍和資料用來考證，想邀請同道中人一起讨論，鑒别真僞，也沒有合适固定的場所。當時的圖書出版沒有官方專項經費資助，幾乎都是自費，況且此類介紹科技知識的書都是埋首經史子集的秀才舉子們嗤之以鼻的“雕蟲小技”，根本沒有潛在的受衆和消費群體，也就意味着無利可圖，書商們自然不會掏銀子給他刊刻印行。也就是說，宋應星明明知道自己的心血之作别人未必買賬，卻一意孤行。他最後能在短時間内完成這部農業手工業技術集成式著作，完全是以超乎尋常的信念與毅力作為支撐。盡管當時形勢已不容樂觀，但他把目光投向未來，期望後人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歲月流轉。清初，《天工開物》刊行了數次，官修著作《古今圖書集成》《授時通考》中都曾大篇幅轉錄或引用該書内容。乾隆年間大興文字獄，文人噤聲。當時為修《四庫全書》而廣征天下圖書，出自明朝遺民之手的《天工開物》自然不在此列，并且之後再也沒有人敢刊刻發行。富有意味的是，最遲在17世紀末，《天工開物》傳入日本，并成為日本江戶時代朝野關注的讀物，對之後日本科技界和經濟學界影響頗為深遠。更有甚者，此後一百多年内，《天工開物》在東亞、歐洲等地被譯成多國文字廣泛傳播，成為人類共享的精神财富。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讀了《天工開物》法文譯本後，稱其為“權威著作”，英國學者李約瑟稱宋應星為“中國的狄德羅”，盛贊《天工開物》為“17世紀早期的重要工業技術著作”，足見這部書的影響力。

目前，《天工開物》已成為世界科技名著而在各國流傳，凡是研究中國科學文化史的，通常都會引用此書，而且對它給予高度評價。著名學者、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教授潘吉星就認為：“曆史上隻有《天工開物》第一次從專門科技角度，把工農業的18個生産領域的技術知識放在一起加以綜合研究，使之成為一個科學體系。這是一項空前的創舉。僅憑這一點，此書足以在中國科學文化史中居于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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