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閥和韓國财閥的區别?說起“财閥”一次可能大家首先就會想起韓國，實際上财閥并非韓國特有的産物：日本同樣是一個典型的财閥政治國家當世界聞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生意剛剛起步，年輕的家族領袖們還在四處尋找商業機會的時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經是富可敵國的一代豪商：早在大唐盛世就有一個叫圓真的和尚從遙遠的國度取回真經，落戶在近江國滋賀郡（今日本滋賀縣内），他重建廟宇、再造金身，供奉大唐佛法後來這個取經人把寺廟更名為“三井寺”，而其所在的村落也随之改名為“三井村”後來一代富商三井家族落戶于此并且随着村落的名稱改稱“三井”，再後來近江國的商業力量不斷膨脹，三井家的三井高利也在這一過程中于1673年在京都開設“三井吳服店”作為三井家族企業開山鼻祖的三井高利為三井家的後代子孫制定了傳世家訓，其中有一條是“應該到島崎或外國去做交易”，也就是說三井家從一開始崛起之初就是立足于面向世界市場的，這在17世紀末是較為難得的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業，一開始明治政府采取的是官方主導的國家主導工業體系，這是鑒于作為後發國家的日本民間資本相對匮乏且民衆對新式工業抱有懷疑的現實國情出發的當官辦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明治政府開始以廉價乃至贈送的方式将這些官辦企業移交給私人經營，在這一過程中三井家購買了煤礦、紡織所、制絲所等此後經銷三池煤田所産的煤炭成為三井物産賴以發展的重要動力，與此同時三井物産從英國引進了當時最先進的棉紡機，從中國、印度、美國購買棉花，成為這一時期推動日本紡織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三井的産業很快就走出了日本國門，不僅發展到了中國上海這一遠東地區的商業金融中心，也逐漸發展到了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大都會明治維新後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豪商開始廣泛涉足工業、金融等領域，逐漸轉型成為近現代意義上的财閥組織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形成了以家族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閥：它們以家族資本控制的總公司為核心，通過家族總公司—直系公司—準直系公司的持股關系控制着各經濟部門的直系企業和旁系企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原有的四大财閥基礎上又增加了鲇川、淺野、古河、大倉、中島、野村等六家新财閥，總稱為日本十大财閥，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日本财閥和韓國财閥的區别?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日本财閥和韓國财閥的區别

說起“财閥”一次可能大家首先就會想起韓國，實際上财閥并非韓國特有的産物：日本同樣是一個典型的财閥政治國家。當世界聞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生意剛剛起步，年輕的家族領袖們還在四處尋找商業機會的時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經是富可敵國的一代豪商：早在大唐盛世就有一個叫圓真的和尚從遙遠的國度取回真經，落戶在近江國滋賀郡（今日本滋賀縣内），他重建廟宇、再造金身，供奉大唐佛法。後來這個取經人把寺廟更名為“三井寺”，而其所在的村落也随之改名為“三井村”。後來一代富商三井家族落戶于此并且随着村落的名稱改稱“三井”，再後來近江國的商業力量不斷膨脹，三井家的三井高利也在這一過程中于1673年在京都開設“三井吳服店”。作為三井家族企業開山鼻祖的三井高利為三井家的後代子孫制定了傳世家訓，其中有一條是“應該到島崎或外國去做交易”，也就是說三井家從一開始崛起之初就是立足于面向世界市場的，這在17世紀末是較為難得的。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業，一開始明治政府采取的是官方主導的國家主導工業體系，這是鑒于作為後發國家的日本民間資本相對匮乏且民衆對新式工業抱有懷疑的現實國情出發的。當官辦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明治政府開始以廉價乃至贈送的方式将這些官辦企業移交給私人經營，在這一過程中三井家購買了煤礦、紡織所、制絲所等。此後經銷三池煤田所産的煤炭成為三井物産賴以發展的重要動力，與此同時三井物産從英國引進了當時最先進的棉紡機，從中國、印度、美國購買棉花，成為這一時期推動日本紡織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三井的産業很快就走出了日本國門，不僅發展到了中國上海這一遠東地區的商業金融中心，也逐漸發展到了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大都會。明治維新後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豪商開始廣泛涉足工業、金融等領域，逐漸轉型成為近現代意義上的财閥組織。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形成了以家族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閥：它們以家族資本控制的總公司為核心，通過家族總公司—直系公司—準直系公司的持股關系控制着各經濟部門的直系企業和旁系企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原有的四大财閥基礎上又增加了鲇川、淺野、古河、大倉、中島、野村等六家新财閥，總稱為日本十大财閥。

事實上韓國的财閥經濟就肇始于日本殖民時期：韓國最早的财閥集團幾乎都有親日背景。如今韓國财閥經濟的典型代表三星集團成立于1938年3月1日：當時其創始人李秉喆以30000韓元在韓國大邱市成立了“三星商會”。三星創立之初的主要業務是将韓國的幹魚、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國的北京及滿洲裡。可以說韓國财閥經濟的萌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日本财閥經濟的複制，甚至迄今為止韓國财閥與日本财閥之間仍有千絲萬縷的在國際半導體市場上近二十種必須原料之中日本就獨占3/4的份額。特别是日本互聯網帝國軟銀集團在2016年收購了半導體技術設計大佬ARM，所以現在的日本既在上遊有着設計核心，又在下遊摸着産品制造，還在中遊把控着原料。多年來韓國三星生産半導體所需要的高科技原材料嚴重依賴日本企業的供應，當日本宣布對韓國限制出口氟化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三種核心半導體原料時無異于掐住了三星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企業的命門。偏偏韓國又是一個典型的财閥經濟國家：作為韓國财閥經濟典型代表的三星集團旗下擁有涉及電子、化工、造船、造紙、制糖、紡織、通信、飛機、金融、保險、建築、旅遊、醫療、汽車、媒體等諸多領域的160多家子公司，僅僅隻是其中的三星電子就擁有325000名員工，全年營業額高達2119.41億美元、利潤366億美元，在世界五百強中位居第12名。截至2017年6月三星集團的總市值已突破3200億美元，這比阿裡巴巴集團高出近千億美元，占韓國GDP的1/5，占韓國總市值的30%，超過了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GDP。可以說三星已掌握了韓國經濟的命脈。如果三星集團倒下，那麼就意味着韓國經濟的一場大地震。事實上不隻是三星的命脈受制于日本，因為薩德事件而為國人熟知的樂天同樣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樂天的創始人辛格浩最初是在日本創下的基業，當時他是以抛棄發妻而迎娶二戰甲級戰犯重光葵的外甥女重光初子跻身日本上流社會的，而樂天後來也長期扮演着日韓之間溝通橋梁的角色。

表面上看韓國的财閥經濟最初是對日本财閥經濟的複制并與日本财閥集團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然而實際上兩者之間也存在諸多不同點：日本财閥從發迹之時起就始終與政府保持着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三井、三菱、住友在其發迹之初都利用了政府提供的各種扶植政策得以發展壯大，然而與此同時這些财閥組織又始終刻意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三井、三菱在崛起之初都是通過低價收購政府轉讓的國有産業發迹的，然而發展壯大後的三菱卻和當時日本國營的郵政蒸汽公司展開了海運競争，當時三菱在報上打出的廣告詞是：“規模雖不大，然以在野之身完成官方無法完成的事業”。三菱試圖以此舉劃清與官方的界限。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家大财閥住友家也把與政府保持距離寫入自家家訓。可以說日本财閥從誕生之初就與官方是一種合作共生的關系，然而與此同時又刻意與官方保持着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二戰後美國占領當局認為财閥是導緻日本走向戰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美國占領當局在對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中将财閥列為改造對象之一：1945年10月占領當局指令三菱等15家财閥報告自己的業務内容和資本結構，從當年11月起對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閥和83家控股公司及56個财閥家族的改造正式展開。在這次改革之前日本的财閥集團已繳資本占全國各行業的35%，尤其是在金融領域更是占到了53%。這些财閥主要有三大特點：其一他們所把持的控股公司并不經營具體的生産産業及業務，而是在所有權之下發号施令，這使其得以掌握比其實際資産能控制的産業更多的産業；其二他們的股份不上市，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勢力都滲透不到他們的經濟帝國；第三個特點是與第二個直接相關聯的——他們的經營管理是家族式的。在美國占領當局推行的改革過程中與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十大财閥相關聯的625家公司被指定為“限制公司”。占領當局将财閥家族和“限制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全部公開拍賣并勒令财閥家族及其所屬主要公司的領導人一律辭職并禁止在此後10年内重新任職。經過這番改造之後的日本财閥與戰前已有本質上的不同：戰後的日本财閥更需要日本政府扶持，财閥需要向主要政黨提供贊助賴獲取經濟利益。

二戰後對财閥的改造行動并沒使日本财閥銷聲匿迹：三井、住友、三菱、富士四大财團都是由二戰前和日本官方關聯極深的舊财閥轉型而來，可以說這四大财團的崛起都在相當程度上從日本政府的對外侵略擴張中獲益，甚至迄今為止這四大财團仍有相當的官方背景。除此之外在戰後日本還崛起了三和、勸銀兩大财團：1967年成立的三和财團旗下有三和銀行、日商岩井、日本電信電話（NTT）、日棉、科思摩石油、神戶制鋼所、夏普、日本通運、積水化學工業等44家大企業；1978年成立的勸銀财團旗下有第一勸業銀行、伊藤忠商事、富士通、兼松、清水建設、川崎制鐵、旭化成工業、富士電機、橫濱橡膠等。該财團在化工纖維、金融、光通訊、計算機、石油開發、食品等48家大企業。目前日本的經濟命脈基本掌握在三井、住友、三菱、富士、三和、勸銀六大财團手中。盡管如此日本财閥已高度公司化、企業化，家族式管理模式逐漸被擯棄；相比之下直接效仿日本舊财閥的韓國财閥仍在相當程度上保持着家族式管理模式。韓國不同于日本：日本作為二戰的戰敗國和加害國在戰後被美國進行了強制改造，因此日本财閥在戰後都經曆了重大轉型；相比之下韓國盡管也受到美國的高度控制，然而美國并沒對韓國财閥進行過改造。韓國的國土面積、人口規模大緻和我國的浙江省差不多，而浙江在我國所以省級行政區劃中其實并不算大，也就是說韓國其實是一個規模體量有限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在資源禀賦、勞動力、國内市場等方面有天然的局限性。1973年韓國政府發表的《重化學工業宣言》宣布将利用進口原料、燃料,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開始重點發展重工業。然而很快問題就出現了：重工業建設與發展是需要大量的資金、原料和技術的，而這一切恰恰是當時的韓國所欠缺的。迫切希望追趕發達國家的韓國需要發展自己的新興産業，然而這些産業均存在回收周期長、不确定風險大等特點，一般的小企業根本無法承擔這樣的不确定風險，而韓國政府的解決之道就是有意識扶植壟斷性的大企業。在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70年代政府通過給予特定産業、企業以低息貸款和補貼等方式培養出了一批符合發展重工業目标，但富可敵國的财閥集團。從1975年起韓國政府開始對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賦予綜合商社的名稱，與此同時對這些企業進行稅收、金融的支持和行政支援。綜合商社基本隻有财閥能設立，一時間大量陷入生存危機的中小企業被少數綜合商社所并購，惡化了社會财富不均勻分配的現象。

盡管日本和韓國都是典型的财閥國家，然而仔細對比就不難發現：日本财閥的影響力基本局限在經濟領域，很少會對國家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社會生活構成影響，當然這也與日本财閥從發迹之初就堅持與官方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有一定淵源。相比之下财閥問題在韓國已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日本财閥盡管财大氣粗，可還必須遵守國家法律規範，然而韓國财閥卻已發展到無視國家法律的地步：身為韓國總統的樸槿惠因為受賄被關進監獄，而作為行賄者的三星副社長李在镕早就拍拍屁股回三星當他的副社長了。張紫妍案、李勝利案一再暴露出财閥集團無視國家法律、肆意侵害民衆利益的問題，可以說财閥勢力不僅綁架了韓國的國家經濟命脈，同樣對韓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構成綁架。韓國人自己戲稱一生不可避免的三件事是“死亡、納稅和三星”，事實也的确如此：他們的信用卡是三星的，電視、手機和其他電子産品是三星的，居住的公寓也是三星的，甚至看的職業棒球隊聯賽還是三星隊，就連死後安葬的墓地也是三星的産業，真實死了都躲不開啊。其實我們印象中那個生産手機的三星電子隻是三星這一龐大商業帝國的冰山一角而已，盡管三星電子在三星集團中處于核心地位，但并不等同于三星的全部：目前三星旗下擁有涉及電子、化工、造船、造紙、制糖、紡織、通信、飛機、金融、保險、建築、旅遊、醫療、汽車、媒體等諸多領域的160多家子公司。幾乎可以說三星的産業已滲透到韓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個韓國人都不可能在一生中不和三星發生交集。僅僅隻是我們平時所熟知的三星電子就能在世界五百強中位居第12名，那麼整個三星集團擁有何其巨大的能量呢？截至2017年6月三星集團的總市值已突破3200億美元，這比阿裡巴巴集團高出近千億美元，占韓國GDP的1/5，占韓國總市值的30%，超過了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GDP。可以說三星已掌握了韓國經濟的命脈。如果三星集團倒下，那麼就意味着韓國經濟的一場大地震——從直接的經濟損失來看：僅僅隻是一個三星電子就能實現全年300億美元以上的利潤，如果整個三星集團倒下的話恐怕将使韓國國民經濟至少損失3000億美元以上，而韓國的國民經濟總量也不過在1.5萬億美元左右，這意味着韓國将損失其國民經濟總量的20%左右。與此同時僅僅一個三星電子就擁有高達325000名員工，如果整個三星集團倒下的話恐怕将制造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這将會造成多大的社會動蕩是不言而喻的。除了直接的經濟損失之外更可怕的是由于三星涉及的業務範圍極其廣泛，這意味着随着三星的倒下勢必造成整個韓國經濟産業鍊的斷裂，韓國将失去在諸多産業領域的相對優勢，整體經濟将呈現出直線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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