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民謠歌手宋冬野吸毒被捕。那也許是他2013年因《董小姐》爆紅後，關注度最高的時刻——

直到昨晚。

合法申辦的演出因舉報被迫取消後，宋冬野在微博發長文「喊冤」，訴盡了這五年來的「委屈」，卻也因此引發網友極大的不滿和憤怒。時隔多年，宋冬野再次沖上熱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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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條引發極大争議的微博裡，宋冬野說他忍受了五年的網絡暴力，此前不發一言，是因為知道自己有錯在先。但其實大家不知道，藝人這個工作不好幹，是「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重災區」。

他還說，自己雖然吸毒犯錯，但也隻是一個「受害人」。這些年他安分守己，隻想靠音樂養家糊口，但惡意舉報者讓他無法演出，剝奪了他合法勞動的公民權利。

仿佛字字泣血，但普通路人聽來卻更像無病呻吟。評論區也沒有幾個人買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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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個娛樂明星人人得而誅之的言論環境中，宋冬野無疑是撞在了槍口上。這條微博隻讓大多數人覺得他反省不夠，被封殺是罪有應得。

更何況他後續的回應也不算理智，直接出言辱罵。

還在官方評論下叫屈。

這麼一鬧，宋冬野直接被微博禁言。

對毒品堅決說不，是我們這個社會必須遵循的底線。觸碰底線就是違法，這是我們每個人需要牢記的。而公衆人物犯錯，其影響自然比普通人更為惡劣。

基于這樣的原則，以及宋冬野微博的無效公關，普通人對有吸毒前科的宋冬野強烈反感、極力排斥，都是情有可原的。

但我們需要把這樣的反感，和宋冬野的演出被取消這件事分開來看。除去那部分無效且愚蠢的「賣慘」，宋冬野申訴的，主要還是一個流程的問題：

在合乎法規的情況下，一場演出可以因為舉報而完全不被公示地取消嗎？

道德上是否接受，和法規上是否允許，是兩個問題。

首先需要分清楚的是：大多數針對宋冬野的譴責，主要是在讨論他是否有重新做藝人的權力，而不是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犯了錯，是否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藝人，尤其是有一定認知度和商業價值的藝人，不可避免地被列為公衆人物。而公衆人物則注定要接受整個社會的道德審判。

宋冬野顯然不是那麼認為的。他在微博中強調自己不錄節目不上電視，不拍廣告不接商務，就是想要把自己描繪成一個老實本分、勤勤懇懇，與普通人無異的打工人。隻是碰巧他的職業是音樂罷了。

如果宋冬野的選擇是在犯錯後直接轉幕後，那這段話或許會更有說服力。但事實是他想繼續演出，那就涉及到對于「公衆人物」的定義問題了。而大多數人還是不能夠接受把能夠在線下開演唱會的職業，和普通人朝九晚五上班打卡的工作，混為一談的。

單從一個旁觀者的視角來看，吸毒被抓後的宋冬野，仍然過得比大多數普通人要好，也确實不乏工作機會。

吸毒被抓後，他仍然陸續發行了多首歌曲，更是憑借《郭源潮》在第29屆金曲獎上獲得了最佳作詞獎。

在這些事實的襯托之下，宋冬野的微博文案自然難以讓網友們共情：你說藝人不好做，是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高發區，那我們普通社畜的工作可不也是？我們996掙得還不如你的進賬零頭，可我們又要向誰去哭慘？

在目前市場結構下，演藝人員的薪酬遠遠高于普通人，民衆對此早已怨聲載道。在這樣的環境中将自己所認為的「不公平」遭遇訴諸輿論，是一個極不明智的選擇。

宋冬野想要申訴的「不公平」，本是一個法律問題；但到了輿論場上，公衆早已經在道德上将他「裁決」。

吸毒是違反法律，毒品是萬惡之源。這也是大多數人在道德上「裁決」宋冬野的依據。

但這些不能用來判定宋冬野的訴求在法律法規上的正義性。

在法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戒毒人員在入學、就業、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視。

針對演藝人員，文化部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營業性演出管理的通知》：涉毒藝人自受到刑事處罰或行政處罰之日起3年不得參加營業性演出。

而2016年後五年間不曾複吸的宋冬野，依據這些條款，是能夠合法舉辦演出的。這也是為什麼在成都的演出因舉報被取消之前，宋冬野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的演出均被獲準參演。

宋冬野今年3月在北京的演出現場

宋冬野覺得不公平的，是為什麼明明合乎法規，自己的演出卻能夠在舉報後被直接取消，其中的決策流程和依據毫無公示。

其實，主辦方之所以選擇在接到舉報後，「主動取消」這場合法合規的演出，不難理解。

近幾個月，對娛樂圈亂象的整治政策不斷收緊。九月，中央宣傳部引發的《關于開展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也做出了要求：

進一步強化行業管理，加大對違法失德藝人的懲處，禁止劣迹藝人轉移陣地複出……及時對違法失德人員和縱容違法失德行為的經紀公司、明星工作室進行行業抵制和聯合懲戒。

在現有法律和最新政策指導間，主辦方做了風險最小的選擇明哲保身。

宋冬野之所以選擇在微博上「鳴冤」，也是因為這個決策以舉報為誘因，以社會風向和道德評判為基準，但缺乏法律法規上的明文依據。因此為了保證流程的公平性，未來我們仍然需要更系統的立法與行業準則更新。

明明這些才是這件事應該被讨論的重點。

但如今關于宋冬野的輿論，有相當一部分正在偏離重點。比起對症下藥、完善現有法律法規，他們似乎更願意聚焦在對于個人的讨伐。

吸毒确實有錯，作為公衆人物确實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立法規範，但我們必須警惕這樣的道德标準被用在普通人身上。

當我們在說出「絕不原諒宋冬野」的時候，我們是否在内化一套更為嚴苛的道德标準，是否會有把這樣的标準降級用在普通人身上的風險？

或許不讨好，但我還是想再次重申：

宋冬野可以因為吸毒被剝奪再做公衆人物的權利（或許是立法可以參考的方向），但普通人絕不能被剝奪犯錯後改過自新的機會。

這兩個概念極易被混淆。尤其當許多人為了反駁、譴責宋冬野，不斷強調「吸毒者」的罪惡，而忽略、帶過「吸毒者」确實是整個毒品産業鍊中相對最被動、最受害的一環。

就像二戰時德國人人納粹，但戰後需要被裁決正法的，一定優先是那些手握重權的軍官将領。任何一種社會性罪行中，被最嚴格懲處的都應該是獲利最大、能動性最強的那群人。也因此，在對于禁毒的公共讨論中，更多的炮火應該被對準販毒者和縱容販毒的決策者。

在雨果的《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因為貧窮和饑餓犯下偷竊罪，因此被判處19年的苦役。

在這宋冬野這件事上，他是握有社會資源的強者，就算被千夫所指也難博得同情。所以他微博上有關吸毒者和販毒者的言論也成了大衆眼中的「甩鍋」。

但他所言并非全無依據。放到一個普通吸毒者身上，吸毒雖是犯錯，直接受害的仍是自己。這也是為什麼吸毒屬于違法而非犯罪行為的原因之一。

拒絕毒品是原則，但如果一個普通人觸犯了原則，作為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我們是否應該給TA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在譴責公衆人物惡劣社會影響的同時，《禁毒法》中為了保護普通人的反歧視條款也需要被牢記。

許多人在讨論宋冬野事件時，強調吸毒有罪，并不斷提及緝毒人員的犧牲，這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道德鞭笞。但道德羞辱是一把雙刃劍。

許多有社工經驗的人會知道，讓一個有過吸毒經曆的人重新融入社會，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宋冬野是幸運的，但大多數吸毒人員并沒有他手中的社會資源。如果環境本身就懷有巨大敵意，那麼就算有極強的主觀意志，都很難不再踏入複吸的深淵。而這從另一層面上也會再次加重社會的負擔。

對于每個個體共情的缺失，最後往往會導緻集體利益的受損。一個以人為本的法制社會，是要緻力于在最大程度上規避這種損失的。

寫下這篇文章，絕不是想為宋冬野本人辯白。毒品要被抵制，有吸毒史的公衆人物也理應為其造成的惡劣社會印象負責。

我們也需要探讨，如何制定更完善的規則，去達到這些目的。

但輿論不該淪為簡單的道德審判，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這把雙刃劍的另一面，會割到誰的血肉。

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

撰文：菜乙己

校對：大沁

監制：眠去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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