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覺得某位陝西大佬今年出的那本長篇很一般，但看到出來30多篇吹捧的文章，讓我覺得很吃驚。”“王安憶今年的小長篇《考工記》明顯是一個中篇小說硬拉成了一個長篇。”“笛安的《景恒街》打動我，成年人的純情更動人。”12月8日下午在南京舉辦的《揚子江評論》青年批評家論壇上，五湖四海的“青批”們齊聚一堂，這一場讨論，沒有大佬，沒有前輩，他們暢所欲言。

雖然中國人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但一到年底，青年批評家都在忙着提名各大文學榜單。今年是《揚子江評論》年度文學排行榜推出的第二年，這也是國内第一個完全由青年批評家提名評選的文學排行榜。

“《揚子江評論》2018年度文學排行榜”提名程序于2018年10月23日啟動，2018年12月1日截止。組委會共邀請了43名提名評委，其中37名為45歲以下的青年評論家。提名評委分為長篇小說組、中短篇小說組、詩歌散文（含非虛構）組三組，根據分組情況提交相應文學門類的候選作品名單。

同時，另設主編提名程序，提名評委分别為《人民文學》《收獲》《鐘山》《十月》《當代》《花城》六大文學期刊的主編。據悉，終評會議将在2019年1月舉辦，屆時将正式發布“《揚子江評論》2018年度文學排行榜”。

在今年的《揚子江評論》的青年批評家論壇上，當代文學的共識與分歧這一議題擺在了大家面前。

關于2018年的文學，是共識多，還是分歧多？這是一個共識破裂的時代，這是這次論壇的關鍵詞，也是最大的共識。

今天，批評界對于哪部作品好，分歧大到了什麼程度？南京大學教授丁帆在上午的回應發言中談到一個細節，從這次的提名來看，大部分作品都隻有一票，反映出提名評委眼中的好作品重合度之低。推出排行榜是為了達成共識，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實是，今天的批評家越來越難就某部具體的作品達成共識。

共識破裂，是因為沒有一緻的價值觀，還是好作品太少？

在場的青年批評家們，有着類似的學術、工作和生活背景，但他們對于哪個作品好，哪個作品差，已經達不成共識，這是80年代的中國文學現場無法想象的。

“現在總體的感覺是，可能這真的是一個共識破裂的時代”，青年批評家嶽雯說。為什麼當前對于作品的評價，分歧如此嚴重？在嶽雯看來，首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基本一緻的價值觀，大家的話語不兼容。每個人在自己的話語範圍内讨論問題。往更廣的範圍看，這是90年代啟蒙自我瓦解以來思想界分裂的後果和表征。

共識破裂，分歧嚴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嗎？在有的青年批評家看來，這恰恰是多元化，畢竟中國文學長期以來有大一統的意識形态在籠罩。但批評家内部如果共識破裂，讨論就變成每個人自說自話，批評現場就演變成個人趣味的堆積。“批評最重要還是一種對話，共識完全破裂，對話就無從發生，每個人自說自話的話，我們這個職業可能會面臨着極大的危機，這可能真的是現在面臨可怕的局面。”嶽雯有點憂慮。

另一位批評家徐剛則認為，之所以在座批評家們有這麼大的分歧，一個歸根結底的原因是，好作品太少，隻能在“中不溜”的作品裡挑挑揀揀。多關注出彩的地方，那就是一個好作品，多關注瑕疵，那就成了一個差作品。

顔煉軍做了幾年不同排行榜的評審工作，每次做完他都有一些虛無感，因為很難發現非常驚豔的作品。今年9月底推出的一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榜單在文學界内部引起了争議，其中一個争議點在于這個榜單裡，罕見2000年後的作品。但批評家顔煉軍認為，這個榜單也折射出一個現實：2000年之後， 有公共記憶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少。

好作品少、有公共記憶的作品少、偉大的作品少，這是近些年文壇的真實現狀。

文學如何對其他學科有更大的吸納和對話能力？

但也有批評家認為，共識破裂本身并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這意味着價值觀的多元。但對于這樣的看法，暨南大學教授申霞豔表達了異議，她認為分歧也好、共識也罷，一個多元價值時代遠遠沒有來臨，“隻要走出這個屋子，感覺現實依然非常嚴重。我們書寫的内容，不管是50後作家到90後作家抒寫内容依然狹窄，沒有觸及現實多少分之一，我們沒有多少分歧，我們都是利益共同體，都是在時代裡面的既得利益者，我們都是在溫暖有空調的屋子裡自說自話，跟現實還是有真的大的距離，我自己要對這一點保持警惕。”

文學批評變成自說自話，在青年批評家項靜看來，問題在于當前的讨論還隻是局限在文學内部在讨論分歧，而她認為，如果放在文學的學科之外乃至更大的人文學科内部來看的話，這些分歧相對來說不那麼值得去讨論。

項靜談到一個讓人尴尬的現實，她在擔任了幾個年度好書評選的評委後發現，每次在選書時，社科、曆史類的書反而能給她新的刺激，而這樣的刺激文學作品給不了。

她認為，像王笛的《袍哥》這樣的作品雖然沒有帶來新的思想觀念，但是在叙事能力上做得很好，而在其他學科都在進入到叙事能力階段的時候，文學要有自己的吸引力，走到更廣闊的空間，要在叙事能力上跟其他人文社科的叙事性進行競争。

項靜講到，1980年代韓少功去北京參加作家會議的時候，音樂家協會會跑到文學會場，那時文學有提供思想的可能性，而且有很高的對其他學科的巨大吸引力，但今天這樣的吸引力已經消失。

那麼，今天的文學如何拓展空間，對其他學科有更大的吸納或對話的能力？就當前來說，文學有何思想上的創新，項靜認為這是不太現實的問題，但在叙事和修辭上是有可能的。

共識破裂的時代，批評何為？在評選榜單時，批評家們不可避免會将個人趣味作為評判标準之一，但還得秉持客觀公正的态度。譬如，徐剛個人對賈平凹的《山本》有尖銳的批評，他個人不喜歡這個小說，但他還是認為這個作品相比其他作品還是要高出一節，因此他将之列入了本年度《揚子江評論》文學榜單。同樣，黃德海也持類似态度，他覺得笛安的《景恒街》不錯，但這不代表他個人喜歡這個作品。

現實主義大行其道，但隻有現實主義也挺可怕的

在當下最活躍的這批青年批評家眼中，過去一年的中國文學呈現了什麼樣的面貌？他們認為哪些作品非常突出，哪些作品則被過譽？哪些新人被挖掘？

在讨論現場，笛安的最新長篇《景恒街》在批評家金赫楠和劉大先那裡形成了鮮明的評價分歧。金赫楠認為，這部小說不論從人物關系還是沖突模式，包括一些狗血、撒糖的元素，基本就是言情小說的套路。從《景恒街》出發，金赫楠談到，純文學和類型文學最大的區别在于，純文學要對司空見慣的觀念說不。而類型文學暗合流行的思維方式，所以讀的時候不需要費腦子，在故事背後獲得是一些安心、安穩。

《景恒街》

作者：笛安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9年1月

而在劉大先看來，笛安的創作承繼上溯至老舍以及九十年代的王朔大院寫作、鄧友梅的旗人子弟、90年代邱華棟的外省青年到北京這一路北京文學史的脈絡。

而且劉大先認為要打破這個精英文學和通俗文學、純文學和非純文學的界限，這代人應該樹立自己新的話語，不要再老是用正面強攻、純文學與非純文學這一套話語。

在同濟大學教授張屏瑾看來，《景恒街》裡寫到風投公司和粉絲文化這樣一類最新的青年生活等，對城市文學來說，這類問題才剛開始思考。

作品是否能提供新的經驗、有沒有文學新人冒出，這是批評家們普遍關注的問題。但關于文學作品中新經驗的浮現，批評家張濤認為，每一年的作品裡都會有新鮮經驗，但是新鮮經驗疊加能否在長時空裡留下來是問題。

而在歲尾各家榜單陸續推出之際，一個不可否認的現象是，在絕大多數榜單上，占絕對優勢的還是老面孔，在這樣的機制下，新人要出頭也面臨很大困難。在此次《揚子江評論》的論壇上，生于1986年的新人班宇被頻繁提及。這種對于新人的渴求已經成為整個文學界的共識，但批評家嶽雯潑了一盆冷水，她認為對一個新人的觀察可能要跟蹤很長的時間段，一個新作者貿然出現，被所有人一擁而上。“但新人的成長可能也需要時間，過度的目光會把這種新扼殺在關注裡頭，這是非常可惜的狀态。”

《冬泳》

作者：班宇

理想國丨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11月

在這次評選和讨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頗具異質性的作品，如霍香結的《靈的編年史：秘密知識的旅程》，一部從标題到結構都呈現百科全書樣式的獨特作品。像這樣的帶有強烈先鋒特質的小說完全被排除在各類榜單之外，據此，劉大先談到李宏偉、姚偉、康赫等人的作品走的是80年代先鋒小說推到極緻的路子，當年的先鋒小說家如格非等人已經回歸到現實主義，先鋒小說的主潮不在了。“但（先鋒小說）這種東西必不可少，文學成為現實主義大行其道，隻有現實主義，挺可怕的，我們既有現實主義，又要有探索性的東西，我們應該給他們張揚自己的機會。”

《靈的編年史》

作者：霍香結

作家出版社 2018年6月

另一部被青年批評家們頻繁提到的作品是康赫的長達1345頁的長篇小說《人類學》，批評家木葉認為，這個作品代表了新時代的新的方向。“當下中國是一個超級的場，但是我們還很難有超級文本、超級經驗的書寫，那種領先于現實，然後又植根于現實，然後又有超拔的東西。”

《人類學》

作者：康赫

作家出版社 2015年1月

在談到《人類學》《靈的編年史》這類有閱讀難度的作品時，另一位批評家黃德海認為當下有一個糟糕的趨向，就是一旦某些作品稍微展現一點思考的艱難和卓越時，就會被批評說這樣的東西太難讀、不知所雲，會被排斥出日常的閱讀經驗。“你努力想想好嘛，如果這些看不懂逐漸調整一點，我們的社會結構和思想結構才會變化，我們共識才會增多，才會往卓越聚攏，這才是共識的努力。否則低水平談論差異沒有什麼意義。”

關于文學的期待，青年批評家宋嵩用了經濟學上帕累托最優的比喻，所謂“帕累托最優”，即資源分配的理想狀态，“帕累托是理想狀态，我不希望文壇是穩定狀态，我希望我們的文壇是一個戰亂時代，更希望文壇是春秋時代，有五霸，更有小國群雄并起，這樣更能激發文壇的活力。

作者：新京報記者 沈河西

編輯 沈河西 校對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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