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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城市沒有中心

旅遊 更新时间:2024-05-20 06:01:24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深圳客(ID:szhenke)

有些城市,令居民有歸宿感,成為他事業起飛的舞台;有些城市則成為了居民的噩夢,一入城就陷入無休止的惡性循環中。

人在選城,城也在擇人。又到11月的求職季,數十萬大學畢業生即将走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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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華社

一方面,是求職大軍挺入北上深廣,也有一部分人瞄準二三線城市;另一方面,以西安、天津為首多個城市對頂尖人才的搶奪大戰。“城-人”進入雙向選擇标準時代。對一所城市來說,什麼樣的人能夠為其注入新鮮血液,提升美譽度與影響力?對一個人來說,什麼樣的城市能夠為其提供适宜的生活及發展環境,激發創造力與生命力?這回到一個終極的追問:人與城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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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中國城市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高樓大廈不斷湧現,多個城市快速發展。但從居民角度而言,宜居程度卻未必有所提升。“城市病”集中爆發,譬如空間利用不恰當、城市布局不合理、垃圾處理難題等等。中國的“城市學”到了不得不重視的階段,像雅各布斯那樣充滿人文關懷的城市研究,實在是太缺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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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許多人是通過一部紀錄片認識她:《公民簡:城市保衛戰》。在這部關于紐約城市規劃的紀錄片中,言辭犀利的“公民簡”提出了這樣一個核心問題:規劃城市空間時,應将行人和市民的需求置于首位,還是把汽車和建築的設計放在首位?

在其呼籲和努力下,紐約“選擇擁抱母親對孩子的愛,而不是那些違反人性、足以摧毀紐約精神的可怕計劃”,于是,透過冰涼的摩天大樓,在受到保護的古老建築以及中等密度的社區中,市民體味到一絲文化的生氣與交流的溫暖。

城市的本質不是建築,而是人,是公共空間,是街道,是人和人之間的互動;社區與社區之間,需要互相連接,需要大家都能輕而易舉地進入的公共空間。

雅各布斯的觀點,已經成為當代城市規劃理念的重要指導原則。在其代表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的結尾,她猛烈地批判道:“有一點毫無疑問,那就是單調、缺乏活力的城市隻能孕育自我毀滅的種子。”

平心而論,中國人接觸雅各布斯的時間有點晚了。中國的不少城市,已經變成了雅各布斯極力抗拒的樣子。城市成為了居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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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與容納力,是一所城市發展的基本要求與必要條件。

城市社會學家芒福德認為,城市兼具“磁體”和“容器”功能。“磁體”側重于人類精神文化的聚集層面,如古代埃及的一些城市,盡管沒有高聳的城牆與密集的人群,但通過各種儀式,形成強烈的内在聚合力及創造力,因此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而集攢、貯藏、保管與傳承人類物質與精神文明的作為“容器”的城市,則具有相對穩定性和長期性。

這也是我們能夠通過一所城市的外在景觀——街道、建築、雕塑、綠地等所感覺到的部分,是人們對一個城市最基本的判斷和感知。“磁體”和“容器”功能誰更重要,城市研究者長期讨論,各持己見。但作為一體兩面,城市是精神生活與物質形式高度統納的集合體;有包容力的城市,在号召創新的同時,也尊重曆史、關懷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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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點認為,新城之“新”,既作形容詞,也為動詞——使之新、更新(renew)、創新(innovate)。有“舊”的成分也不怕,但應當體現出對待“舊”的包容态度。

包容,不僅僅是不排外,而且需要提供多元文化并存、交織、融合、發展的自由空間。作為懸挂在自己編織意義之網上的動物,人類帶着沉重的肉身進入物理領域,身後拖拽着他的整個世界——這是文化的力量,是人類實現積累與創造物質财富的基礎。在一所包容的城市,各種文化都能得到尊重,并擁有自主選擇是否更疊、延續和變化的權利。

“新”城不一定是新建之城,而是管理者對待城市更新的理念是先進的,對待不同文化的态度是寬容的。譬如,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西北角有個著名的“第四基座”,定期更換公共藝術作品。今年8月,看到伫立的人首雙翼牛神像,我激動不已。三年前,這座藏于摩蘇爾博物館的塑像被恐怖組織IS用電鑽、大錘摧毀,亞述文明精華毀于極端分子之手。美籍伊拉克藝術家邁克爾·拉科維茨(Michael Rakowitz)用10500個伊拉克椰棗醬的空罐頭盒将其複原,取名《隐形的敵人不應存在》。

作者的身份、作品的表現方式與名稱,無不暗示着對人類文明的傳承和對人性的思考——而将雕塑置于倫敦這樣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置于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周圍的納爾遜紀念柱、威風凜凜的雄獅,國家美術館、聖馬田教堂,正是古今多元文化文明融彙交織的體現,怎能不令人動容!

遺憾的是,中國的城市,在這方面還處于刀耕火種階段。城市的過去,成為了拆遷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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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懸置移動因素,我們将城市簡單地分為兩類:“我”的城市與“他們”的城市。“我”的城市即“我”當前居住的城市,是每個個體最關心和熟悉的地方,是區别于其他場域的基礎。生活的便利性與舒适度,是一所城市的基本考量要求——住在哪裡,市中心或是邊緣地帶;與誰為鄰,出門迎接友好的微笑還是冷漠的眼神;街道是否清潔,24小時便利店的數量多少,效率多高,可否讓匆匆趕路的上班族在等車間隙帶着惺忪睡眼迅速買一杯熱咖啡,夜晚加班回來遠遠望見燈光消除一絲懼怕,冒着長胖的風險來幾串關東煮?

“他們”的城市呢?就是一座缺乏歸宿感的城市。一個居民看到燈紅酒綠、霓虹閃爍,卻沒有家的感覺。“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也沒有。”哪怕是燈光秀看起來多麼靓麗,也比不上家門口便利店閃爍的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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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理想的城市,應該是“我”的城市,是可溝通、可對話的城市。這種可溝通性,既表現在人與人、人與城之間有順暢便捷的連接渠道,也表現在讓人們擁有所需的獨處時間或專屬空間。在許多城市,擡頭可見鱗次栉比、燈光閃爍的摩天大樓,卻千裡難尋穿上跑鞋就能馳騁、抱起籃球就能跳躍的空地綠場;基礎設施建設達到甚至超越世界先進國家水平,但仰望與觸摸冰涼的建築,濃厚的工業氣息撲面而來,遮蓋了人與人、人與城溝通的可能性,甚至為了“看起來很美”,犧牲了市民生活的基本便利性。有這樣的體驗人不在少數:無論是作為“主人”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還是作為“異客”身在他鄉,内急時第一反應是看看周圍有無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快餐店,或者大型購物商場;如果都沒有,再通過路标尋找公共衛生間。原因當然是公共衛生間數量少并且清潔度不高,而标準化的快餐店與商場情況好的多。這些年在一些中心街區有所改觀,也許人們的觀念也會慢慢變化,讓“公共”二字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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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建築學專家也逐漸意識到,城市空間對市民的塑造作用。在物理角度的樓宇建設之外,還有重要的人文情感貫穿其中。城市還承擔“以文教化”的功能,傳播知識與思想,促進交流與融通。這種功能幾乎體現在在每一個領域和場所:從一個大都市,到一個小社區,居民的文化認知、身份認同與區域空間相互映照,彼此互動,互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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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間與社會生活相互依賴:前者是後者的容器,後者是前者的内容。公共開敞空間是人們戶外活動和休憩的場所,也是人們進行精神體驗和情感交流的場所。場所的設計、觀感與呈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社會生活。因此,也有學者提出了“人造空間、空間塑人”的核心觀點。城市公共空間幹淨整潔、環境美好,讓人有“詩意栖居”的感覺,在某種程度上是“塑造”了遵紀守法、團結友愛的市民。反之,如果城市烏煙瘴氣、垃圾遍地,在這裡活動的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很容易變得頹廢消極。

情境主義理論也支持了這一觀點。城市的公共空間,何嘗不是一種“情境”呢?按照德波和多裡斯(Doris)等人的理論,情境很大程度上決定人的行為。優美情境能讓人心情舒暢、心态陽光,因而積極進取、熱愛生活;糟糕的環境則容易讓人心灰意冷、垂頭喪氣。中國古代故事“孟母三遷”說明了這一道理:周邊的人文環境對個人的成長(尤其是年輕人)影響很大。如果城市空間構建的是一個糟糕情境,哪怕它是無意識的産物,那麼同樣會造就一個充滿戾氣的群體。在國外很多大城市比如裡約熱内盧、約翰内斯堡、墨西哥城,貧民區的環境非常惡劣,裡面的孩子也容易學壞。這提醒我們,城市規劃中的某些随意決策,比如垃圾的堆放、廢棄的工地、随意拉伸的電線與網線等,那些令城市變得肮髒和混亂的物品,都對城市有着負面的影響。

有學者指出,城市公共空間往往具有“櫥窗”功能,體現城市形象與特色。有些公共空間的獨特布置,更是可能成為城市景點,與人文故事、城市氣質結合起來,成為城市标示。比如自由女神之于紐約、埃菲爾鐵塔之于巴黎、紅場之于莫斯科。國内的一些城市也意識到了标志性建築對于市民認同感建構的積極作用,主動塑造全新景觀,如廣州在2008-2010年間啟動修建的“廣州塔”,迅速成為城市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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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魚生活在水中而漸漸對水無感,我們對長期生活城市的感知也存在着魚兒一般的冷靜與淡漠——除非水的溫度或性狀改變,甚至水被污染或出現不明物體侵占空間,才應激性地對影響因素處理;或者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遊去别的水域。當然,與水生動物不同的是,人始終掌握主動權、發揮能動性,未雨綢缪地提高“水質”,改善生活空間。

中國城市的發展速度令世界驚歎。伴随扶搖直上,一些或大或小的問題和缺點也逐漸暴露。譬如同質化的不僅僅是建築和景觀,甚至連缺陷都驚人地相似:面對暴雨、洪澇、台風、泥石流等自然災害,不同層級的城市一次次展現出脆弱與不堪。這種突發事件下的集中表現,屬于“魚”所處的“水”被嚴重侵害的情形,而如何針對日常“水”展開淨化、調整、提升,讓每一條魚自由安心徜徉,自然是這所大“魚缸”的規劃者與管理者應考慮的焦點。

當我們談論城市,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些裡程碑人物及觀點。霍華德提倡“田園城市”,雅各布斯強調“人是城市的本質”,提出尊重與發展城市多樣性,芒福德将城市視為人類文明的載體。這些著作都打開了我們的視野,透過冰涼的建築,我們看到一個大寫的人。

為了更好的城市,我們要把目光,從“建築”轉移到“人”的身上。

作者:萬年青

傳播學博士,任教于廣東某高校

行走半個中國,研究城市與人文

參考文獻:

楊鍵:《城市:磁體還是容器?》《讀書》2007年第12期

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譯林出版社 2005年版

格雷澤:《城市的勝利》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年版

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05年版

J Jacobs., Strategies for Helping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69 , 59 (4) :65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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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Hunter & MD Mumford, The Creativity Paradox: Sources, Resolutions, and Direction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 2005 , 4 (05) :105-114

本文來源:深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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