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成語叫“作法自斃”，說的是商鞅立法反而使自己受害。

商鞅輔佐秦孝公推行變法，得罪了很多人。秦孝公死後，公子虔誣告商鞅謀反并追捕他。商鞅逃至邊關，想要住宿，客舍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也見他未帶憑證，便說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歎了一口氣，“唉，我竟然被自己制定的法律逼到了這個程度！”

李斯是偏法家之人，他的死多少有點“作法自斃”的味道。

李斯出身低微，年輕時做過掌管文書的小吏，後來不甘現狀，辭去公職，拜師荀卿為師，并從那裡得到了接近法家的思想和主張。

學有所成後，李斯到了秦國，靠着自己的努力接近秦王。李斯獻上了離間各國君臣之計，并幫助秦王統一了六國。在這一過程中，他自己也爬到了人臣的頂點。

再往後就是秦始皇在巡遊途中暴卒，李斯被裹挾着參加了趙高和胡亥的沙丘之謀，篡改了始皇的傳位诏書，廢公子扶蘇，改立胡亥為新帝，為秦二世。這就是沙丘之變。

胡亥上位後，胡作非為，激情激憤，李斯多次上書，惹怒了趙高。旋即，趙高污蔑李斯與其兒子李由謀反。在嚴刑拷打後，李斯被迫認供。公元前208年，也就是秦二世二年，李斯被“具五刑”、“夷三族”。

所謂“五刑”，就是抽掉舌頭，臉上刺符号，削去鼻子，砍斷雙腿，割下生殖器，最後才是用鍘刀腰斬。一代名相的下場悲慘至極。

李斯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場，至少三個原因在起作用：

從成為郎官開始，李斯就一直留在了始皇帝的身邊，為其出謀劃策。在統一六國期間，李斯在幕後策反瓦解六國勢力，秦始皇對其計謀多有采納。

六國統一後，到秦始皇駕崩，李斯作為左右手陪在秦始皇身邊長達11年之久。李斯參與，甚至主導了秦朝建立後的各項大事，如設立郡縣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修馳道車同軌，等等。

秦始皇對李斯不可謂不信任。然而，在專制統治下，很多臣子的命運都是與帝王挂鈎的，帝王不在了，他們的好日子基本上也到頭了。李斯就是如此，何況李斯還是一位熱衷改革、得罪了很多人的丞相，他的命運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凡是改革，皆有陣痛；凡是變化，總有不适。李斯在幕後推動的一場場改革，将自己置于很不利的境地。

比如，他推動統一六國，遭到了六國沒落貴族的反對和嫉恨。多年後，項羽起事，打出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口号，利用的就是舊貴族對統一的仇恨和不适心理。李斯得罪了六國舊貴族。

又比如，在一次秦始皇主持的座談會上，大家圍繞着治國理政進行交流，很多人都說始皇的功業是開創性的，而以博士淳于越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應該分封與法古，這樣才能長治久安。

秦始皇把這個事情記下來，交給李斯去深入讨論。然後，就有了李斯李斯著名的那篇關于焚書的文章，“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這就是焚書，焚書之後是坑儒。

當然，李斯是否參與焚書坑儒，史書沒有記載。不過，李斯是丞相，他不參與這樣的大事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就把天下的讀書人也得罪了。

沙丘之變中，最差勁的胡亥取代扶蘇而成為皇帝。明眼人一看，這是一個陰謀，而身在丞相的李斯竟然參與其中，這讓人大跌眼界。

你身為丞相，為什麼沒有勸阻呢？可以想象，臣子們在心裡怎麼看待李斯的。事實上，李斯在功名利祿之下，在時局的變化中，早就将始皇帝的知遇之恩都抛到了腦後。

胡亥為了上位，殺死兄弟姐妹二十餘人，并逼死扶蘇，這種操作誰看了不害怕？而胡亥上位後，在趙高的推動下，進行了一系列反常操作，如嚴刑峻法，大開殺戒，戍徭賦斂無度，更是加重了恐怖氛圍。

當時，右丞相馮去疾和将軍馮劫都選擇了自盡，朝中的要職已遍布趙高的黨羽。從這個形勢看，李斯後來被誣陷，并遭到嚴刑拷打、刑訊逼供那也是自然的事情。

可以想象，嚴刑峻法之下誰還敢有不同的聲音？

比較有意思的是，李斯曾經寫了一篇奇文給胡亥看。大緻意思是說，天下都是皇帝的，當皇帝的就要好好享樂，全天下的人都應該為皇帝服務，如果有臣民不聽話，那就用嚴刑峻法伺候，讓所有人都恐懼，就不敢鬧事了。後來，胡亥和趙高果然用嚴刑峻法，外加刑訊逼供，處死了李斯。

李斯這個人比較複雜。首先，他是偏法家的，崇法尚刑，不僅主張輕罪重刑，還進行極端的改造和自我發揮；其次，重法之下的李斯并不懂得權術，除了始皇的信任，他并沒有賴以保命的東西；最後，李斯性格上也有缺陷，他謀求和在意功名利祿，不惜突破道德的底線，在關鍵時刻又患得患失，這使他陷入理想與現實的巨大矛盾之中。

李斯一生信奉“老鼠哲學”。廁所的老鼠過得那麼慘，而糧倉的老鼠卻過得比人還好，這是由它們所處的環境決定的。這種思維的本質便是逐利。李斯的一生就是逐利的一生。難怪史學家們稱他為“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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