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信仰基督教，因為她不識字，常常讓我讀《新舊約全書》中的故事給她聽。那時候，善良的母親認為“上帝”是存在的，她相信上帝能保護我們全家，也能保護她。然而，1998年母親突然感覺不适，肝部的疼痛讓她不能忍受，已經參加工作的我，帶她去醫院檢查，被醫生告知，母親已是肝癌晚期。

在隻能保守治療的情況下，我們安慰母親，說吃了藥就會好的。善良的母親相信了我們，然而，比起對親人的相信，母親似乎更虔誠于她心中的“上帝”。離開醫院回到家裡後，她依舊參加基督教的“禮拜”，後來母親病重不能吃飯、不能下床，我家院子裡，就會聚集一群和母親一樣的基督教信徒，他們跪在院子裡為母親祈禱。

那段日子，病痛中已經恍惚的母親，說她見到了耶稣，然而沒多久，母親還是去了，我不知道母親是不是去了極樂世界，但她去世時很痛苦，因為我在她的眼角看到了淚水。

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城市正進行市場體制改革，基督教也得到快速傳播，而在農村像我母親那樣善良的人，成為基督教徒的初衷，隻是希望家人平安。

基督教裡是有“上帝”的，雖然它們的上帝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釘死的，但在西方人看來，耶稣依然成了西方人的保護神。其實西方的很多宗教裡都有“上帝”，這也是西方哲學中“唯心主義”盛行的根本原因，他們稱“上帝”為“客觀存在”。

19世紀以前的西方社會，誰要是挑戰上帝，他就會被認為大逆不道。這一點，東西方社會是一樣的，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傳統或者某種固定的東西，都是“上帝”。

可是，德國哲學家弗裡德裡希·威廉·尼采，在他的《快樂的科學》一書中提出“上帝死了”，尼采也因此被認為是他那個時代的瘋子。尼采寫這本書的時候是1882年，我們知道，18世紀，西方社會開始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18世紀到19世紀，西方爆發了一次思想大革命，比如黑格爾、馬克思，也包括尼采等一大批世界頂級哲學家，都是這一時期的思想巨人。

人活着，就像需要一個家一樣，他的精神也需要一個歸宿。在社會的變革期，人們的思想是混亂的，因為工業的崛起，伴随着社會的革命，人的精神支柱最容易崩塌。因為在混亂的社會裡，當人們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時，卻發現“上帝”是靠不住的。尼采那個時代的哲學家，正是圍繞着“上帝”展開了大辯論。

然而哲學家與宗教不同的是，宗教從來隻回答“我是誰，我們該怎麼做”，而哲學家要解決的是“我”與“世界”的關系。在哲學家的争論中，無法回避“精神”以及精神的歸宿問題。在客觀唯心主義者看來，“上帝”是一種客觀的“意識存在”。

尼采則把客觀唯心主義的“上帝”論，看作是“弱者的無能創造的彼岸世界”，用實用者的話說，就是“上帝”解決不了我們吃飯的問題。尼采是把人們從虛幻的世界中拉回現實世界的那個人，他讓人們看清了西方社會那種赤裸裸的“叢林法則”。這一點，尼采似乎是對的。

人不能沒有精神寄托，當人們把“上帝”作為精神寄托時，尼采卻說“上帝死了”，這是尼采被那個時代的人們批判的原因。這一點像極了中國的儒家社會，儒家之所以被作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因為它提供了一種穩定的社會架構，如果誰在皇權社會辱罵儒家，恐怕也會被扣上“反傳統”的帽子。

也因此，在與西方工業革命的同期，中國一直奉行着儒家治國思想。同樣，“上帝”也成了統治者俘獲民衆的工具（然而對于像我母親那樣善良的人來說，上帝對于她的确起到了精神安慰作用）。尼采并沒有做錯什麼，他隻不過是站在統治者的對立面，揭露了“上帝”的本質。

幸好尼采隻是一位哲學家，他從思想上開啟了一個時代的門，并沒有對社會做出實質的反抗。他宣布“上帝死了”的同時，提出人的意志論，這在工業革命之後，為西方社會的自由主義提供了一種理論依據，使得西方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從而至少在資本主義精英階層中，人的“意志”代替了“上帝”。

社會的進步，并非跨越式的，而是往複循環。尼采隻不過是把身外的“上帝”，變成了具體的上帝，它可以在每個人的身上存在，從此人又有了新的“上帝”。從這種意義上，“上帝”不但沒死，它還變多了。

科學的最終命運都是被用來改造社會，哲學也是，如果哪種理論不能解釋社會，它就不是成功的理論，尼采終究沒逃脫被社會統治精英改造的命運。尼采沒做到的事，他的“唯意志”理論做到了。目前西方社會的“叢林法則”，以及所謂的“民主、自由、平等”就是唯意志論的碩果。因為“上帝”是平等的，雖然每個人的意志可能不一樣。

在尼采認為“上帝已死”時，新的“上帝”又被尼采不知不覺中創造了出來。無論是在社會生活中，還是在個人的精神世界，其實都離不開“上帝“。無論社會文明進步到何種程度，“上帝”都會存在。盡管以後還會有許許多多個尼采，他們都會死去，但隻要人的精神存在，“上帝”就會一直存在。

本文作者李鑫淼，源自公衆号“思想者劄記”（ID:SXZzh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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