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從口出、言多必失的危害，提示人們說話一定要慎重，不可亂說、急說、胡說，但謹言慎行有時卻容易被認作無能、不作為的表現，也有時會被看作一種權謀之術，不被認可。對于慎言的這種理解，可以從成語“三緘其口”的語義變化中得到印證。

“三緘其口”出自《說苑》卷十《敬慎》。根據《說苑》的記載，孔子到周王朝的太廟參觀祭拜之時，在太廟的台階右側立着一個銅鑄的人，此銅人很特别，嘴巴上貼着三道封條，銅人的後背上刻着一段近三百字的銘文，後來也稱這一銘文為《金人銘》。銘文對銅人做了一番介紹，原來此銅人是有曆史原型的，是古代的一位慎言人，慎言人嘴巴上貼上封條，就是告誠自己不要多說話，多言多敗。

銘文從慎言人引申出了一大段箴言，指出多言乃千古禍亂之基，要求人們一定要見微知著，時刻警惕（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ロ多敗；無多事…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謂弟子曰：“記之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豈以口遇禍哉！”《說苑·敬慎》）。這便是“三緘其口＂來曆，本是形容說話謹慎的成語，但後來随着人們認識的發展與變化，“三緘其口”又有了新的意思，用來形容不肯或不敢開口，不肯為不作為之舉，不敢則是身無擔當之舉。

從“三緘其口”語義的演變可以看出，人們對慎言的精神并非完全參透，慎言在某些人那裡變成了緘默不言，閉起嘴巴不說話，提倡慎言的人也被視作别有意圖之人，是“愚民”政策的推廣者。實則慎言的精髓在“慎”字，它要求的是審慎的态度，不說言之無據、言過其實、言而無信、言而無禮的話，說話必須要有一定的依據。說話必須符合實情，說話必須要做到，說話不能粗暴無禮。慎言與不言是兩種不同的概念，二者不是相對的，不言與多言才是相對的概念，應當說而不說與不該說而說，都是不恰當的，這便是孔子說的“過猶不及”。

“過猶不及”出自《論語・先進》。孔子的弟子子貢詢問孔子一個問題：自己的同學颛孫師（字子張）與ト商（字子夏）哪一個更賢明一些？孔子認為颛孫師的行為超過了禮制的要求，蔔商還未達到禮的要求。孔子是尊禮的，因此子貢在聽到孔子對颛孫師與ト商的評價之後，認為颛孫師會更強一些，但是，孔子卻說超過與達不到，其效果是一樣的，都是不合适的（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

孔子“過猶不及”的論斷，同樣适用于多言與不言，他曾經對此做出過說明，概括來說主要有兩點：

第一，說話要選擇對象。在《論語・衛靈公》中，孔子提出：“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可以言說的人不去和他說，就會失去可以信賴的人；不能說的人卻偏要和他說，便會失去秘密。明智的人是對該說的人說話，對不該說的人閉嘴，這樣一來，便會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第二，說話要選擇時機。《論語·季氏》中，孔子提出：“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隐，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孔子提出了三種過失：一種是不該說話的時候說了，這叫急躁；另一種是該說的時候不說，這叫隐瞞；最後一種是未曾察言觀色而貿然開口，這叫眼瞎。

說到多言與不言的這一關系，突然想到了一則笑話：兩個人圍着火爐說話，其中一個人在那得吧得吧地說着一些道聽途說之言，把另一個人說煩了，便訓斥道：“你能不能不說話啊？煩不煩啊？說話的人一聽，倒也聽話，真的閉上嘴巴不說了。過了會兒，另一個人的衣服不知怎麼蹭到了火爐上，那人自己起初沒有察覺，後來衣服被燒着了他オ發現，發現之後他趕緊把衣服上的火苗撲滅，撲滅火苗之後，那人怒火中燒，呵斥之前說話的人：“你怎麼不早告訴我衣服燒着了？你看見了為啥不說？”隻見之前說話的人則慢悠悠地回了一句：“你不是不讓我說話嗎？”

可見，說話是一門藝術，要選對時間，選對對象，選對方式，中間的學問大了。

最後我們不妨再看一個精彩片段。一次宴會上，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與一位女士對坐，出于禮貌，馬克·吐溫說了一聲“您真漂亮”。那位女士聽到後并不領情，高傲地對馬克・吐溫說：“可惜我無法用同樣的話來贊美您。”馬克・吐溫委婉平和地說：“沒關系，沒關系，你可以像我一樣，說一句謊話就行了。”那位女士的臉騰的一下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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