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定風波中的哲學思想?作者：周春豔（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蘇轼定風波中的哲學思想?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蘇轼定風波中的哲學思想

作者：周春豔（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講師）

作為陶淵明的“鐵杆粉絲”，蘇轼對陶氏及其作品可謂推崇備至，故蕭統所編《文選》僅錄陶作9首，自然引起其極大不滿：“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又由于蘇轼乃一代文學宗師、精神界的領袖，因此他對《文選》的貶抑，很大程度左右了當時乃至後世人們對《文選》的态度，并引發了有關《文選》錄文優劣之争。後人或贊同，進行更尖銳的批判；或反對，為蕭統《文選》作辯護；或将蘇轼對蕭統之譏，理解為“求全之毀”。然對《文選》選文作更全面的考察，我們卻發現：錄文評價并非純粹的“是非”或者“對錯”問題，而涉及“當時與後世”和“獨見與共識”兩大維度，亦即審美意識遷移與獨見共識互轉。蘇轼之所以貶《文選》而揚陶潛，皆因其未注意到上述因素。

第一，錄文評價與審美意識的遷移有關。所謂審美遷移，即文學作品在當時與後世之評價升降問題。概言之，《文選》選文至少包含三種情況：一是當時評價一般而後世享譽極高者；二是當時頗負盛名而後世趨于平淡者；三是在當時與後世皆保持較高聲譽者。就第一種而言，若不能“以古還古”，則容易對古人及其選集妄加指責，而陶作即屬此類。

首先，在蘇轼極力褒揚以前，陶潛其人其作地位向來不高。陶淵明是東晉偉大的詩人，這是當代人的共識。然後人往往忽略的是，作為非主流的陶淵明及其創作，不僅在東晉南北朝間反響平平，甚至直到宋代蘇轼以前（盛唐以後稍高），總體評價仍較為一般。前者例如，其好友顔延之所作《陶徵士诔》，隻說他“學非稱師，文取指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提及晉宋時文人卻不及陶；陽休之《陶集序錄》說陶詩辭采“未優”；鐘嵘《詩品》将其放到《中品》說：“世歎其質直。”可見，蕭統選錄陶作不多與陶氏在當時的地位是相符的。

其次，後人受蘇轼影響，未注意到審美意識之遷移。蘇轼是不遺餘力推崇陶淵明的第一人。例如，他的《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說：“餘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辄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書李簡夫詩集後》又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隐則隐，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甚至給其弟蘇轍寫信還要說：“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绮，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俨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贻俗患，黾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衆所周知，蘇轼在文壇上影響力之巨，其時其後均罕有其匹。這無疑為陶淵明在當時乃至後世的文學地位，奠定了極好的基礎。但與此同時，他對蕭統和《文選》的貶斥，則對《文選》的傳播及地位産生了不小的持續性消極影響。如宋元之際的詩論家方回，不僅在《詩思十首》中對陶淵明評價極高，其《西齋秋感》之十七對陶氏的肯定和對蕭統及《文選》的貶斥，也與蘇轼如出一轍：“齊梁陳隋詩，真可以不作。至如晉宋間，淵明可無學？盲統集《文選》，似以刖報璞。後生今寒蟬，焉識獨唳鶴。緬懷東籬間，用意極玄邈。”此後，直到清人尤侗、陳沆等評點《文選》時仍多用蘇氏觀點，對蕭統《文選》貶損語氣之激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顯然，上述受蘇轼影響者，同樣未注意到審美意識的遷移。

事實上，不僅古人，今人也多未注意到這一點，或因他們對陶淵明的認識與評價主要來源于蘇轼。即這種從後往前看的評價，帶有強烈的“後補性”，而不免導緻人們在看陶氏時，往往帶着由蘇轼所引導的價值觀，并因之對蕭統及《文選》多有貶損。問題是，這主要是緣“情感的沖動”，而非客觀的評判。因此，這并非蕭統和《文選》的問題，而是後人忽略審美意識的遷移，以“今”衡古所緻。

第二，錄文評價還和獨見共識互轉有關。文學作品評價的升降，固然與時代變遷所緻的審美意識遷移密切相關，但同時也和“獨見與共識”始終共生，即“獨見與共識”伴随審美意識的遷移而相互轉化。就“共識”的層面來看，因為陶作在當時聲名不高，故蕭統收錄不多。而随着時代變遷，到了蘇轼那裡，又被推舉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蘇轼的“獨見”。之所以說是“獨見”，因其時對陶作有如此高的整體評價者，絕無第二人。那麼，後人應如何看待蘇轼這種貶《文選》而揚陶潛的做法呢？

首先，就後世評價與接受的層面說，蘇轼主觀性極強和帶着強烈情感沖動的譏諷與貶損，确實對《文選》有一定的傷害。然而，就陶淵明作品價值的被發現，以及他在後世直至現在依然無比尊崇的文學地位來說，蘇轼的推舉，則可謂居功至偉。

其次，當我們從“共識與獨見”的維度來看，可知蘇轼對陶淵明及其作品的喜愛，實質正是基于他超越時代“共識”的“獨見”，由此可見其識力之非凡。而這種“獨見”，一方面由于蘇轼文壇領袖的身份地位，影響不斷擴大；另一方面，随着審美意識發生遷移，蘇氏之“獨見”又逐漸成了人們的“共識”，即陶氏其人其作之評價實現了共識→獨見→共識的轉變，這又是蘇轼之論的價值。或許，我們甚至可以猜測，蘇轼對蕭統和《文選》的批評，未必全出于主觀故意，而很可能受到其潛在的“獨見”之影響。

此外，關于錄文的評價問題，我們還需注意到由“獨見”所緻的普遍現象：衆口難調。個體的差異性決定了人們在看待同一事物時，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文學作品的審美亦如此。不同時代的審美不盡相同，同一時代不同個體的審美也時有差異。如周敦頤《愛蓮說》雲：“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而這種現象，又古今無異。如劉永翔《錢鐘書·程千帆·沈祖棻》一文曾說：“對許多衆口一詞稱揚的作家或作品，槐聚先生并不心賞。如沈複的《浮生六記》，林語堂、俞平伯二公推崇備至，槐聚先生卻稱之為‘一部我不很喜歡的書’……黃節的《蒹葭樓詩》，陳三立、張爾田、汪辟疆等均贊譽有加，梁鼎芬甚至歎為‘三百年來無此作手’……而槐聚先生卻說他‘号學後山，實則依傍散原，竭蹶張皇。散原尚能以艱澀自文飾，晦聞寒薄淺露，于是不通亂道處一目了然矣’。實際上，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偏嗜，所謂‘衆口難調’是也。”劉先生這段話，恰恰道出了“獨見”對錄文及其評價影響之大。

由此可見，蘇轼貶《文選》而揚陶潛這一行為，表面上是蘇轼對陶淵明及其作品的認可和對蕭統錄文“去取失當”的批評，實質卻牽涉到錄文評價的兩大因素——“審美意識遷移”和“獨見共識互轉”，而由此衍生出的種種問題，不僅在《文選》，在其他作品選集也普遍存在。明此，便知現當代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每多疏忽于出發處辨路向，而着力非在關鍵處。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15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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