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回答了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這裡，孔子強調每個人要盡力做好自己，正其名，安其分，盡其力。正因如此，齊景公才表示信服和贊同。

　　然而，孔子這句話曾被嚴重誤讀，認為這是強調君權與父權，以為“君君、臣臣”是當官的高高在上，人們應當無條件服從；“父父、子子”是子女無條件順從父母。由此，孔子斯言便成了“封建專制的靈魂”，“統治階級的符咒”、“王道三綱的理窟”。西漢以後，專制政治體制日趨成熟，尤其儒術“獨尊”以後，更被認為是“維護和強化封建等級”的政治倫理工具。

　　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儒家“正名”主張的簡要表述。孔子的理想是“天下為公”，這不是有人通常理解的所謂“原始共産主義”，而是人們較高的公共意識，良好的社會公德。在社會與家庭生活中，每個人的角色都是複合的，工作中都有下級與上級，具有“君”和“臣”的不同身份;在家庭又有“父”與“子”等的不同身份……，每個人都處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各種關系中，于是，要處理好這些基本關系。孔子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又說：“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社會關系以“五達道”為主并延伸開來，處理好這些關系離不開“人義”的十個方面。所謂“天下為公”，就是社會的大同與和順，就是處理好這些關系。

　　孔子所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見于《論語》的《顔淵》篇，該篇及随後的《子路》篇都圍繞克己、修身以“正名”而逐步展開。正名，要求每個人都能“修己”、“克己”、“省身”，作為一個社會人，就要成為合格的“人”，具有一定的素養與内涵，孔子說：“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他強調“為仁由己”，希望人們遵守禮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許隻有這樣，為人之“義”的問題才能解決。

　　對社會國家的治理而言，“仁德”的實現關鍵在為政者，所以孔子的正名思想，首先強調“君君”，希望為政者首先做好自己，做出表率。當季康子問政時，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還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行為端正，則其德如風，君為善則民善。孔子的“正名”的主張是一貫的，如定公問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各種人倫關系都是雙向的，作為人倫關系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種，君臣雙方也應各盡其職。

　　為政之要在于“正名”，孔子的表述非常清楚。子路問孔子為政以何為先，孔子明确回答：“必也正名乎！”他進一步論述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可見正名極其重要，它是為政的前提和基礎，隻有正其名，知其分，才能說話順當合理，風清氣正，取得較好的社會管理效果。對于為政者來說，要正名，必正己，這恰恰是對于“君”的正名的要求。

　　按照“正名”的要求，人“在其位”必“謀其政”，應該勇于擔當，按自己的角色定位盡力做好自己。孔子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自己的職責，自己的分内事，不可推卸責任，不能借與他人。孔子進一步解釋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所謂“名”，關涉極大，當事人應該心無旁骛，不能玩忽職守。既有其名，必負其責，這樣才能人存政舉，遵循禮義，取得成效。因此，春秋末期晉大夫史墨也說：“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正名”思想還包含一層意思，即不可逾越本分，胡亂作為。如果不集中心力，跨越領域與邊界，就易造成混亂。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說“君子思不出其位”，其意正是如此。現在有人從消極的角度理解，認為這是推卸責任，是不思進取，恐怕背離了原文的精神。從禮的功能講，它本來就是為了“定分止争”，合理的做法自然就是“安分守己”。做大事者要盡職盡責，心無旁骛，不可左顧右盼，患得患失；還要遵守禮法制度，不逾越職權，胡亂作為。曆史上違權亂政的人不都是超越本分、邪念叢生的人嗎？

（楊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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