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連續解讀七篇《長安十二時辰》了，最短的三千字，最長的七千字，加在一塊三萬字左右了，對于解讀曆史性電視劇來說，追劇也是一件蠻辛苦的事情。

連一部劇都不能好好看，人生真的太難了。

前幾篇文章中我從各個角度吹了幾波《長安十二時辰》，有讀者說劇方給我打錢了，縱橫想說，如果劇方看到我寫的文章，請自覺打賞，主動一點也許會更好。

鑒于目前還沒有收到任何劇方的勞務費，所以現在來挑點毛病。

今天從唐代“官”“吏”殊途的角度來講講《長安十二時辰》中，姚汝能人設究竟有失敗。

在開播之初，就感覺姚汝能的人設跟劇情有點格格不入，在劇中，姚汝能是太子派往靖安司協助李泌辦案的東宮右衛率，官階在四品，要知道李泌作為靖安司司丞也隻有五品，而右相林九郎和何監也不過三品官員，由此可見，姚汝能的官位那是相當大的。

按照劇中給定的原因，姚汝能年紀輕輕就能有如此高官，那是因為祖上就是唐玄宗時期的名相姚崇。

在曆史上，姚崇與房玄齡、杜如晦和宋璟并稱為唐朝四大賢相，是開元盛世的重要創造者之一，但是姚崇的後人并不長臉，大概是參與了結黨營私的事情，最後導緻姚家一落千丈。

正如姚汝能在劇中所講：“我們姚家的事，在長安就是一個笑話”。

劇中以此為背景，将姚汝能作為姚家剩下的姚家唯一的獨苗，想要活下來，還要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那種人設。太子李亨看重姚崇的為人，善待他的後人姚汝能，讓他一直在東宮陪讀，是太子和李必的“發小”。

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在剛剛播出的三集劇情中，姚汝能竟然黑化，成了林九郎的暗樁（卧底）。

再仔細回想，林九郎口中經常說的“三女傳來消息”，這個“三女”不就是“汝”嘛！這樣一說似乎就明白了，原來姚汝能早就投靠了林九郎，這倒是也符合反恐懸疑劇一波三折的調調。

因為《長安十二時辰》原著是一部十分貼近曆史，邏輯十分缜密的小說，其中的人物設定大多都是有曆史原型的，随意改變人設會引起極大的邏輯混亂，所以在劇中，幾乎有曆史原型的人物最終結局都和曆史結局一樣，這也是本劇的一大亮點。

然而，姚汝能的人設卻被大肆修改了，原著中姚汝能是：京畿岐州人氏，家中世代都是捕盜之吏，父親、伯父先後死于賊事。後來朝廷垂恩，破格把他拔擢到長安為吏。所以他臨行前發下過誓言，一定要在長安城做個讓惡人聞風喪膽的幹吏，才不辱家門。

雖然都是想要建功立業，但并非像影視劇中那樣有故事，在原著中，姚汝能隻不過是一個幹了捕吏隻有三個月零八天的新人，剛剛加入靖安司沒有多久，他一直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像張小敬一樣的不良帥，說不定未來也能當上不良帥甚至縣尉，這樣也就祖上冒青煙了。

姚汝能在劇中的存在感也沒有這麼強，他其實與崔器差不多，都是靖安司的小吏，為了實現長安夢的小人物之一。

實際上，影視劇中之所以要大改姚汝能的人設，一方面是為了增加“權鬥”劇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姚汝能的曆史原型壓根就是以野史為基礎編纂的，所以有更多的創造空間。

在真正的曆史上姚汝能是一個連生平事迹都不詳的官員，唯一記錄的一點就是曾擔任過華陰縣尉，很明顯馬伯庸老師在原著中的描寫應該是符合曆史原型的，姚汝能最後完成了自己的夢想，當上了縣尉。

在劇中，姚汝能也說過，要寫一本小說拿到黑市上賣，這本小說就是曆史記載中唯一出現“張小敬”這三個字的《安祿山事迹》。

關于姚汝能人設的改變，有記者曾經訪問過姚汝能的演員蘆芳生，蘆芳生得知跟他對手戲的演員是易烊千玺後，十分緊張跟導演說了一句：“人家17，我40！這年齡差都能演父子了。”

導演說：“沒事，我給你改改人設，讓你變成是看着李必和太子長大的大哥，但最後也隻差七八歲。”

這一改，估計是改出了硬傷，以一個朝廷四品官員跟在一個都尉的後面辦案，這其實才是扯淡。

在唐代，正是“官”“吏”分流的開始。

我們喜歡把古代官府中的人統稱為官吏，實際上“官”“吏”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在标題中都是打了引号的。

所謂的“吏”在《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舊時沒有品級的小公務人員”。

通常來說，吏就是政府中實際做事情的辦事人員，他們不像官員有決策權和管理權，葉炜總結說“通常所謂胥吏，由在官府中專門經辦各類文書的人員、處理具體事務和技術性工作人員、從事其他雜務厮役的人員等共同構成”。

“吏”作為一個群體，其内部也有極大的異質性。如果展開來說，吏也分為中央的吏員和地方的吏員，上至中央六部的書員，下至縣衙的書吏都屬于“吏”這個群體。

在實際當中，基層政府中，往往将書吏與差役常常合為一體，也稱為吏，元人徐元瑞《習吏幼學指南》說：“夫吏，古之胥也，史也，上應天文，曰土公之星，下書史牒，曰刀筆之吏。”也就是将胥和吏當作一回事，後世往往合稱為胥吏。

在現在文獻中也通常用“胥吏”一詞将古代的各種非官員，且為政府辦事人員概而論之。

在古代一直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在縣級行政機構中，往往隻有縣令、縣尉、縣丞等人是政府派駐的官員，其管理的好幾百人的隊伍，都可以稱為胥吏，胥吏也是與老百姓打交道的主要樞紐，在老百姓的眼裡，官吏其實都一樣，都是官府的人。

正常來說，胥吏平時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古代縣衙分為前後兩院，前面是升堂辦公的地方，後院則是内宅，胥吏作為縣衙的辦事人員，也要住在衙門裡面。《水浒傳》中楊雄之所以經常不回家，導緻潘巧雲出軌，就是因為要經常在衙門裡。

在劇中，靖安司辦案的人員大多都是胥吏，在《長安十二時辰》中看這些刀筆吏平時的工作量就能看出來是十分巨大的，說加班就加班，即使是放假看燈，一個号令就全部回靖安司辦差了。

當中有一名書吏，因為當一個刀筆吏逛街買不起好的胭脂水粉被媳婦各種噴，說了一句，我要努力工作才能配的上你，本來都打算和老婆離開長安了，聽從望樓傳信的号令回靖安司不久就挂了，想想都慘。

可以說，在古代的時候，老百姓眼裡的胥吏是兇惡的，但是在官府中，卻是最下層的。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張小敬為何會犯十惡不赦的死罪，就是因為張小敬作為不良帥，殺死了自己的上司萬年縣的縣尉，下殺上，吏殺官，那可是不義之罪，唐律中不得赦宥的十惡之一。

所謂十惡，就是封建時期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将道德因素加入刑法當中，犯有十惡之罪的人，不得赦免。

縣尉不過一個八九品的官員，胥吏殺害上司官員就是十惡之一，由此可見官員和胥吏之間身份地位之間相差多少。

胥吏在古代各個時期也不盡相同，在秦漢時期，基本是官吏相通的，劉邦起義的團隊成員大部分都是以胥吏出身，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蕭何：“于秦時為刀筆之吏”。

吏可以成為相國，這在後世是難以想象的，這跟秦朝時期注重法治有關，秦朝的以國基礎是重法典，重酷刑，往往就需要吏來完成，所以秦朝時期吏的地位很強。

在西漢建立後，依然如此，在漢武帝時期江充就被稱為“酷吏”，一個吏出身的人，竟然能夠受到皇帝的重用，并且能夠陷害太子，這在後世應該也是不敢想的。

魏晉南北朝以來，九品中正制逐漸盛行，《晉書·劉毅列傳》中評價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不止是官員階級固化，更别提被排擠在九品中正制外的胥吏了，胥吏的地位急劇下降，官員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隋唐實行科舉取士是中國官僚制度的重大進步，然而在科舉取士的過程中，實則再一次将胥吏排除在外，也是中國古代首次從制度上明确了官吏之間是不同的。

通過科舉取士的官員更加瞧不起胥吏，在《唐會要》中記載唐代明文規定：“流外出身人今後勿授刺史、縣令、錄事參軍。“所謂的“流外”，就是在朝廷正式官僚體系外的人，胥吏自然不在列。

但是唐代時期，科舉取士并未完全成熟，還有一部分比較特殊的官職留給胥吏，胥吏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經過長年累月的積累，能夠成為較為低品的官職，比如緝捕出身的胥吏終身的夢想就是成為縣尉。

前面已經提到，姚汝能在曆史上的記載就是華陰縣尉，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姚汝能作為捕吏出身，夢想成為不良帥，再成為縣尉，估計是一個很不好走的路。

在武則天執政時期，曾經重要了一批幹吏，這批人中就有人後來成為高官，除此之外，大部分能夠成為縣尉、縣丞就很不錯了。

到宋代時，科舉制度逐漸成熟，趙宋政權又特别強調以文治國，大舉擴大科舉取士人數，以緻科舉入仕的官員太多，很多縣尉都得是科舉出身，即使不是科舉出身，也得是軍人以軍功專業，以胥吏身份成為縣尉已經是很難的事情了。

從宋代之後，官就是官，吏就是吏，作為小吏甚至連參加科舉的資格都沒有，吏做了一輩子可能也成不了官，沒有晉升的渠道，可見“官”“吏”殊途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在唐朝時期是官吏分途的重要時期，以科舉取士為根本，中國官僚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官”“吏”分途也成為可能。

所以，再回過頭來看，《長安十二時辰》中姚汝能假如真的是四品東宮右衛率，在唐代要是能正常跟張小敬說句話，都算我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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