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激猴王”的校勘、義理與小說史語境

文丨李小龍

内容提要《西遊記》中“豬八戒義激猴王”的回目是清人的擅改；明代版本正文均作“義釋”，但仍為校刊者的修改。據明本目錄及插圖圖題可确定其原文當作“義識”。此處字句的不同其實指向的是《西遊記》校刊者對情節意義呈現的判斷。将情節與字句比照，會發現“義釋”不通；“義激”似乎是對豬八戒使用激将法的概括，卻并不妥當；而“義識”為“因義而識”的意思，與作品情節邏輯吻合。“義激”與“義識”二詞的擇用，在深層意義上體現出對孫悟空回歸取經隊伍心理動因的認知。如果将此異文放回小說史語境，會發現其中隐藏着《西遊記》校刊者希望以《三國志演義》“義釋”或“智激”的經典情境為《西遊記》經典化張本的考量。

關鍵詞西遊記 義釋 義激 義識 三國志演義

由于《西遊記》版本中傳世的明代刊本稀同星鳳，海内收藏絕少，所以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5年整理此書時（以下簡稱“人文本”），“是根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就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闆大字《西遊記》’攝影的膠卷，并參考清代六種刻本校訂整理的”[1]。也就是說，因為《西遊記》存世版本中最早的世德堂本（以下簡稱“世本”）海内并無收藏，校勘工作隻能使用膠卷來進行。就最終的校勘結果來看，所據世本的膠卷很可能并不清晰；也有可能當初為了整理工作方便，先以某種清刻本為工作本，反校世本，再将反校成果視為世本進行校勘[2]。總之，整理工作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為《西遊記》一書的接受建立起基本的格局，也不可否認留下了一些訛誤。1980年與2010年，此書兩次修訂改版，質量也大有提高。不過，八十餘萬言大書，初校是其“基本面”，個别疏誤難免漏網。《西遊記》版本的特殊性——世本無可置疑的經典地位及其原本的不易得見，又共同推高了人文本的地位，因為其他出版社若印行此書，自然也要以世本為底本，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同樣無法真正得到世本，以緻市面上大多數整理本都或明或暗地來自人文本。

《新刻出像官闆大字西遊記》書影

比如第三十一回的回目，人文本的第一版與第二版均作“豬八戒義激猴王 孫行者智降妖怪”，在全書多用道教修煉術語與遊戲筆墨的回目中，這個傳統的叙事性标目在概括本回故事上中規中矩。然而，這個清楚明白的回目與故事情節之間卻稍有枘鑿。于是，2010年第三版便改為“義釋”（參見人文本1980年版第369頁、2010年版第375頁）。不過，新改的用字也可能并不正确。吳聖昔先生曾發表文章論及此節，指出“明清時代的各種《西遊記》版本……并不都是‘義激’，有的作‘義識’，還有的作‘義釋’”，并認為後二者“都有其合理性”，“義識”是說在孫悟空“要下水洗淨身上的妖精氣”時，八戒“始識得行者是片真心”；而“義釋”中的“‘釋’是指消除，即消除豬八戒和孫行者之間的成見”。同時認為“義激”“是從清代刊行最早的《西遊證道書》本開始的”，并認為“證道書将此回目改為‘義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不妨說是符合實際的。”（《〈西遊記〉劄叢（之二）》，《文教資料》1996年第5期。）應該說都很有啟發意義，惜未引起學界重視，且尚有未發之覆，故值得重新檢讨。

一、“義激”、“義釋”與“義識”

人文本雖雲以世本為底本，但此回目中的“義激”二字卻來自清代版本：據核曆代版本，此二字第一次出現于清初的《西遊證道書》（《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影印本，台灣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三十一回1a），此本以後，清代各本大部分都改用“義激”二字。直到今天，受人文社初版本影響，不但市面上大部分《西遊記》版本都襲用此字，就是幾種嚴格以世本或李評本為底本的學術性整理本也不例外[3]。更重要的是，随着《西遊記》故事的普及，各種改寫、翻譯、改編以及影視産品更促進了此詞的廣泛傳播：比如1981年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鄭士金改編，段紀夫繪畫之連環畫，其中一冊即以“義激美猴王”命名；餘國藩的英譯本标目“Zhu Eight Rules Provokes the Monkey King to Chivalry”也用了chivalry、provokes 兩個詞來對譯此二字（Anthony C. Yu,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1983）；詹納爾則譯為“Pig Moves the Monkey King Through His Goodness”，用moves和goodness來對譯（W. J. F. Jenner. Journey to the West.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2, 1993, 2003）；至楊潔執導的《西遊記》電視劇，第十一集的題目再次進化為“智激美猴王”：這些因素齊心協力，終于把“激”這個原本沒有的用字楔進了西遊世界之中，成為西遊故事中司空見慣的常識。

之所以說“義激”是清人的擅改，是因為筆者曾仔細翻檢曆來的《西遊記》版本，明代諸本如世德堂本（《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頁）、李卓吾評本（日本公文書館藏本第三十一回1a）、楊閩齋本（《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第347頁）、《唐僧西遊記》本（《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影印本，第三十一回1a）等正文均非“義激”，而作“義釋”，并無異文。在這種情況下，除非證道書本的編定者黃周星确實有一部所謂“大略堂西遊古本”[4]為據，否則自屬擅改。人文本原用“義激”可能是據清本反校世本留下的痕迹，2010年新版已據世本回改。李洪甫先生曾對《西遊記》進行細緻校勘，應該說，這個字的校勘從版本學上看已經正本清源了。

不過，這一回歸明本的校勘結果并不能解決我們閱讀時的疑惑，也無法簡單将讀者腦海中經典化的“義激”替換。原因就在于，如果抛開版本考量，“義激”在與故事的貼合度上确實稍優于“義釋”。李洪甫先生在校記中說：“世本回題作‘豬八戒義釋猴王’，無誤。‘釋’，解釋。如《國語·吳語》：‘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用于此，當指八戒秉大義釋言于猴王。楊閩齋本、李本、閩齋堂本、新說本同世本。人文本改作‘激’，應從世本。[5]”這種解釋與吳聖昔先生的意見接近，但不得不說比較牽強，至少在兩個方面值得商榷。

一是“義釋”一詞在中國古代小說語境中向來并不這樣解釋。

“義釋”一詞最早出于《三國志·蜀書·關張馬黃趙傳》的陳壽評語中，原話是“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顔”（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951頁），一般都會理解為“張飛大義釋放嚴顔”（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三國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04頁）。日本學者上原究一據本傳中言“飛壯而釋之”（《三國志》第943頁）與陳壽之評為一事，并因《華陽國志》中相同内容中又表述為“飛義之，引為賓客”（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巴蜀書社1984年版，第499頁），從而認為“義釋嚴顔”與“壯而釋之”意義相同，就是“張飛認為嚴顔是‘義’而釋放他”的意思，還進一步認為“X義釋Y”與“X義而釋Y”甚至“X壯而釋Y”的意思也是相同的，并舉了《太平禦覽》卷841引《陳留耆舊傳》雲“賊義釋之”與卷998引同條材料而雲“賊長義而釋牧”（李昉等撰《太平禦覽》，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3760、4418頁）以證之[6]。其實這并不妥當。在“X義而釋Y”的例子中，連詞“而”的添加使得“義”與“釋”處于并列修飾賓語的位置上，強調Y之“義”而緻X将其釋放。但“X義釋Y”中的“義”卻是用來修飾“釋”的，強調X此舉之“義”，此類用例甚多，如《荀子·不苟篇》雲“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王天海注雲“義死，為正義而死”（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頁）；再如《後漢書·皇後紀上·光烈陰皇後》雲“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範晔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406頁），甚至當下仍多有用例，如義赈、義賣、義售、義拍、義捐、義賽、義演等等均相類似[7]。由此可知，這兩種表述并不相同。所以，不能因為史事為一就籠統地将不同表述等同：“飛壯而釋之”是史家的描述，即張飛以嚴顔表現豪壯而釋放他；但在文末的評語中，陳壽說“飛義釋嚴顔”卻是史臣之評價，認為釋嚴顔體現了張飛之“義”：此二處并不能通約。至于《華陽國志》“飛義之”之語，則或是另一種表述，或是襲用史料時有阙字——《太平禦覽》的例子也與此相同，兩處材料出同一書，然表述不同，并不表明不同的語句指向同樣的意義，更可能的是卷841在引錄時有阙字，所以，這并不是一個闡釋問題，而是一個校勘問題。因此，“義釋”在古代文獻中，尤其在小說史語境之中，隻能理解為“因義而釋放”的意思，從未有“秉大義而釋言”的用例。

《三國志》書影

二是即使承認這種解釋，也與故事實際内容并不匹配。

豬八戒來花果山請孫悟空并非自願，是被白龍馬力勸而來，甚至在來的時候先做好了逃的準備，明言“他若不來，你卻也不要望我，我也不來了”；到花果山後的心理活動更明顯地表露出他的境界：“怪道他不肯做和尚，隻要來家哩。原來有這些好處，許大的家業！又有這多的小猴伏侍！若是老豬有這一座山場，也不做甚麼和尚了。”所以，在豬八戒來花果山的心理動機中，并無“大義”可“秉”。

這樣看來，明本的“義釋”尚不如清人擅改的“義激”，因為起碼“義激”在文本中尚可找到依據。不過，“義激”也并非原文，它不但沒有可靠的版本支持；就與故事的契合而言，也存在着深層次的矛盾（詳下文）。

如果這兩個用語都有問題，那應該是什麼呢？其實在明刊本中還出現了一個詞：“義識”。

明代諸本雖然正文回目均作“義釋”，但其書前總目卻不同：世本刊刻模糊，但尚可辨認[8]，李評本與楊閩齋本都極為清晰，均作“義識”。另外，還有更确鑿的援證：李評本前有二百幅插圖，每回兩幅，并分别在版心處刻有一句回目，第三十一回的标題也赫然作“義識”（據日本公文書館藏本）。按古籍刊刻的慣例，總目、插圖乃至序跋之類在刊行中會較為特别，經常與正文的校刊分屬不同的工作流程，就好像現在出版社正文與封面版式設計并不在同一部門一樣。因此，在校刊過程中，正文的某些修改未必會與其他部分同步。也就是說，對于刊刻者的修改來說，書前總目與插圖上的文字一般會較為滞後，可能會留下未改前的痕迹[9]。就《西遊記》而言，現存最早的世本就有一處參證，其正文沒有第十八回的分回标志，即十七、十八回牽連未分，這與《紅樓夢》庚辰本極為相似——後者也恰是十七、十八回未分開，隻是在庚辰本這裡，作者本拟将其分為二回，隻是暫未分開，故共用一個回目；而對《西遊記》世本來說，則由總目與正文刊行體制的參差導緻的，因為在書前總目中，此回并不阙（《古本小說集成》影印世本，目錄第2頁、正文第420頁）。世本這一文本缺陷對後世影響甚大：楊閩齋本均照刻未改，所以仍在正文中少一回目（《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楊閩齋本，第193頁）；《唐僧西遊記》不但照刻，且因将回末詩删去，從而将下回文字并無分行而徑接前文，完全泯滅了分回痕迹（《明清小說善本叢刊》影印《唐僧西遊記》本，卷四第19葉A面）；李評本在觀音收伏黑熊怪的“有詩為證”後截開，但留下了明顯的痕迹，即第十七回末沒有《西遊記》慣用的“且聽下回分解”的話頭，第十八回開頭也沒有“且說”、“話表”的習語；直到《西遊證道書》，才在十七回末加上“要知向後事情，且聽下回分解”的話，又在十八回初加了“卻說”二字（黃永年、黃壽成點校《西遊記》，第157—158頁）。可見這種情況在世本中并非孤例。

因此，《西遊記》明刊本總目與插圖的文字很可能标示了更早的來源，尤其是當我們看到幾個明本除《唐僧西遊記》外（《明清小說善本叢刊》所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唐僧西遊記》本阙總目，故不知其詳）均如此時，更可确信此異文的意義。

二、校勘背後的情節呈現與義理辨析

通過校勘，隻是解決了文獻層面的問題，但這遠遠不夠，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校勘背後的邏輯。

首先，我們會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正如《三國志演義》嘉靖本前二則标目分别為“祭天地桃園結義”“劉玄德斬寇立功”，到了毛評本就改為“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一樣，在《西遊記》的成書過程中，正文情節甚至文字的成型當早于回目的确定，雖然目前所見不同版本中，此回回目所用文字有三處異文，但我們承認，無論哪種異文，其所指向的情節文本是基本固定的。也就是說，作者或承襲、或自創的豬八戒請回孫悟空降妖的情節早已寫好，現在的問題隻在于作者會選用哪個字來概括這個情節。

其次，筆者曾指出，在中國古典小說形成雙對回目之後，每副“對仗回目照應對稱情節”，但這裡的對稱情節并不單單是篇幅對稱，很多時候也是叙述意義的對稱，所以，我們應該知道作者将“豬八戒義激猴王”放進回目，當然可知這一情節的重要。同時，筆者還曾讨論過回目作為中國小說作者“畫外音”的功能[10]，也就是說，回目中的用字其實在微妙地體現着作者的态度。

結合上述兩點來看，我們應該明白，對回目用字的考辨并非單純的字詞訓诂，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意義需要考慮：一是在作品文本早已固定的情況下，選擇哪些情節進入回目表明了作者對這一情節某種意義上的重構；二是回目選擇哪些字詞來概括某一情節，體現了作者的某種判斷。

回到我們讨論的話題上來。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後的“聖僧恨逐美猴王”，是《西遊記》取經隊伍聚齊之後的第一次分裂。雖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分與合必須符合生活情理的驗證，遵循藝術建構的邏輯。就前者而言，清人張書紳即雲“猴王恨逐，其勢似難再合”（吳承恩著，張書紳評《西遊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頁）：把孫悟空斥逐出取經隊伍，可以不必考慮孫悟空的感受，隻需要唐僧單方面堅持便可達成；但若要把他請回來，便同時需要孫悟空心甘情願的配合，這在小說的情理邏輯上便需謹慎從事。就後者而言，孫悟空的回歸不但要合于叙事邏輯，還要讓讀者容易接受，且不能不顧及小說人物形象的設定。所以，從某種程度來看，如何讓孫悟空順理成章地重新歸隊，就成了一個取經隊伍與作者共同面臨的藝術難題。那麼，第三十一回回目的上句其實在《西遊記》情節流程中是極為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們對這一回目的讨論就不僅僅是咬文嚼字，而是對作品關鍵情節的體認。

世德堂本《西遊記》插圖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義激”。僅從文獻角度即可知，清代版本改用之“義激”，與現存所有明代傳本文字均不合，除非發現使用“義激”的明本，否則可以确定清本擅改。這還是文獻層面的認定。其實，從義理層面來看，“義激”一詞的使用也給情節解讀帶來了深層的偏差。雖然認為孫悟空回到花果山便如出牢籠、不會再回來，似乎隻是豬八戒以己度人的想法，但孫悟空反問豬八戒的話卻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他說：“我這裡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不耍子兒，做甚麼和尚？我是不去，你自去罷。但上複唐僧：既趕退了，再莫想我。”所以讀者會以為他的歸隊不過是中了豬八戒福至心靈的“激将法”罷了。小說也确實八面玲珑地給出了相應的支持，揭出豬八戒“請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的心理活動，然後便栽贓黃袍怪說“是個甚麼孫行者，我可怕他？他若來，我剝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饒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鲊着油烹”，這才激怒了孫悟空，從而達成所願。但這種表層的判斷經不起推敲，不但錯會了情節，也誤解了孫悟空。

在三打白骨精之後，唐僧将孫悟空斥歸，主要是聽信了八戒的饞言。正如前文所言，豬八戒雖是那個系鈴人，卻同時也是不願意做解鈴人的尴尬人。他來花果山時并不敢據實以告，也就是說為了自己，他并不願意直接給孫悟空這個台階，而是希望對方能自動回歸，從而免除他不得不面對的難題。關于此點，清人張書紳看得很深透，他在第三十回的回末評雲：“猴王之放逐，其端雖起于屍魔，其實由于八戒。此回偏用他去請，大是難事。不難于請，而難于見面；不難于見面，更難于啟齒，實在令人難以動筆。”（張書紳評《西遊記》，第376—377頁。）正因知道這一點，白龍馬在勸八戒時才說“他是個有仁有義的猴王”，“有仁有義”四字就在向八戒表明此次請回孫悟空的關鍵所在。所以，此四字非常重要，清人陳士斌評雲：“仁義之道，惟信為主……人而無信則無以立。行者拒八戒而不行者，惡其言之不實也。言一不實，則無以成契合而善行藏。”（《古本小說集成》影印《西遊真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10—711頁。）其實，就連《西遊記》正文也以“義結孔懷”的詩句開篇。由此可知，孫悟空之所以看到八戒來請，不立刻便回，并非真的要在花果山“自由自在”，他首先要求的是八戒“說實話”，即“信”，由此希望得到唐僧或八戒對前事的和解性姿态，這是重新歸隊的借口和台階。然而，這些思量卻被八戒自作聰明的“激将法”改變了，張書紳評雲：“看他奇奇怪怪想出一絕妙的過渡，順手插入并無痕迹，寫得可憎可愛、可憐可笑，非隻令猴王意轉，即讀者亦覺其心回，真妙筆也。”（張書紳評《西遊記》，第376—377頁。）與很多評點者一樣，墜入對八戒以謊言激怒孫悟空這一情節的贊歎中去了，這種對激将的技術性方式的贊賞，其實是對孫悟空仁義之心的抹煞。

事實上，這裡的“激将”法與其說是豬八戒智計的成功，不如說是孫悟空借坡下驢的将計就計。如果孫悟空确無歸意，就不會先把八戒放走，卻又派小猴暗随并立刻捉回，還仔細盤問實情。陳士斌又有評語說：“忠臣去國，不忍一日忘君；大聖歸山，豈忍一日忘僧！可見前之不去者，非其本心；拿回八戒，正思同往耳。”（《西遊真诠》，第711頁。）是看到了其中曲折的精當之語。雖然孫悟空聽到八戒的激将之語也表示非常生氣：“這妖怪無禮，他敢背前面後罵我！我這去，把他拿住，碎屍萬段，以報罵我之仇！”并且還加了“報畢，我即回來”六個字；八戒也一點都不呆，立刻辨别出了重點，趕快接口說：“哥哥，正是，你隻去拿了妖精，報了你仇，那時來與不來，任從尊意。”但是，這些其實都是說給對方聽的場面話，我們看當群猴攔道時孫悟空的話就知道了，他說：“小的們，你說那裡話！我保唐僧的這樁事，天上地下，都曉得孫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倒不是趕我回來，倒是教我來家看看，送我來家自在耍子。如今隻因這件事，──你們卻都要仔細看守家業，依時插柳栽松，毋得廢墜。──待我還去保唐僧，取經回東土。功成之後，仍回來與你們共樂天真。”在這裡，孫悟空緊接着的兩處表态完全相反，二者之中必有一假一真，而對自己統領的群猴自然不必有所虛飾，當可确定他對豬八戒的說法隻是一種策略。

明白了孫悟空的心史，還要重新讨論八戒，畢竟我們關注的這個回目是以他為主語的。但此時豬八戒是怎麼想的，作者并未述及。在兄弟二人“過了東洋大海”時，孫悟空要去海裡洗澡，并解釋說“你那裡知道，我自從回來，這幾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氣了。師父是個愛幹淨的，恐怕嫌我”，這時，作者才寫到豬八戒的态度：“八戒于此始識得行者是片真心，更無他意。”這才是作者指認的本回最關鍵文字，從“始識得”三字便可知道，八戒開始對孫悟空要認真歸隊的說法還是将信将疑的：一方面是孫悟空轉變太快，為他始料未及；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說源于思想境界的限制，他雖然很想請回大師兄，但在潛意識裡，卻仍不敢相信美猴王會真心實意地放棄如此家業而重作行者。有了孫悟空要洗去妖氣的舉動，他才真正“識”得師兄不計前嫌複歸之真心，陳士斌在此評雲：“行者下海淨身，乃是洗心滌慮；八戒識得行者是片真心，更無他意。此時金木交并，而信行乎其間，何事不濟哉！”（《西遊真诠》，第713頁。）這段評語既揭出了“識”字，同時也表出了“義”字，也就是說，豬八戒終因師徒之義而識得猴王之真心了。這一理解也符合前文對“義釋”的分析，且與回目對句“智降”的“因智而降”合拍。其實，小說史中也有相近的用例，如清代嘉慶年間的《粉妝樓》便有“粉金剛義識賽元壇”這樣的回目（《粉妝樓》，《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頁），即“因兄弟義氣而結識”之意[11]，可為援證。

所以，就明本而言，正文與目錄、圖題的用詞不同是一個事實。而就義理來說，前節已細論“義釋”之不妥，本節又深入考察“義識”與情節的對應，可見，目錄與圖題所用的“義識”應是作者原文，正文所用的“義釋”可能是同音緻誤，此誤或許源于小說史經典情境的影響。

總之，孫悟空在全書中曾兩遭斥逐并回歸。相對來說，第二次是師徒四人最後一次重申前盟（其解決甚至用了同至西天的方式），與此次從烏合之衆到同心同德的躍升不可同日而語。那麼，作為取經隊伍事實上的核心，孫悟空取經意志究出于自覺抑或被迫，自然是取經隊伍能否成立的邏輯根基，對此節的誤認會影響到讀者對整個取經事業的實現程度及其意義的評定。此字之辨析雖為考據之末節，卻對作品義理的梳理與建構有着重要的标定意義。

三、“義釋”的小說史語境

在解決了校勘以及校勘背後的義理問題後，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追問：最初的“義識”為何會被誤為“義釋”，并且，在後來的流傳中沒有複正為“義識”，反而變本加厲地被改為“義激”？我們需要分别就“義釋”與“義激”的小說史語境進行探讨。

就“義釋”的擇用而言，既有校刊者因同音而誤改的原因，也有《三國志演義》經典情境的影響。為了論證後者，我們需要分别論述以下幾點。

一、《三國志演義》影響《西遊記》的事實認定

籠統來說，《三國志演義》、《水浒傳》與《西遊記》都算是中國古代章回小說之開山，但不得不承認，前兩部作品尤其《三國志演義》還是産生更早，也一直是其他章回小說仿效的經典。即便從事實影響的角度來考察，也不得不承認《西遊記》确實受到過《三國志演義》的影響。比如有學者即曾指出《西遊記》第二十一回孫悟空到須彌山讓道人通報時說的名字太長，道人說“老爺字多話多，我不能全記”，與《三國志演義》中“三顧茅廬”中童子對劉備說“我記不得許多名字”之類如出一轍；還舉了唐太宗添壽與趙顔添壽、孫悟空求雨與于吉求雨、孫悟空求見時觀音在竹林觀魚與後主見諸葛亮時後者在竹林觀魚、“既生老孫，怎麼又生此輩”與“既生瑜，何生亮”的表述等（張強《論三國故事對〈西遊記〉的影響》，《明清小說研究》1989年第1期），雖然個别細節尚可商榷，但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

其實，這篇文章還遺漏了一些更重要的細節。比如第七十四回描述二大王的外貌是“卧蠶眉，丹鳳眼”，第八十回說三藏“耳垂肩，手過膝”，顯然是對《三國志演義》中關羽與劉備形象的模仿。最有趣的是第七十回，國王要準備幹糧讓孫悟空去降妖，孫悟空說“似這三千裡路，斟酒在鐘不冷，就打個往回”，然後國王“捧着一杯禦酒遞與行者”，孫悟空說“且放下，等我去了來再飲”，與《三國志演義》中“操教酾熱酒一杯，與關某飲了上馬。關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頁）的經典情境如出一轍；第八十一回再一次仿寫了“溫酒斬華雄”的經典情境，孫悟空說：“你把書收拾停當與我，我一筋鬥送到長安，遞與唐王，再一筋鬥回來，你的筆硯還不幹哩。”

《李卓吾評批西遊記》插圖

這些細節都表明，《西遊記》受到《三國志演義》的影響是一個可以确認的事實。

二、“義釋”是《三國志演義》建立起來的經典情境

作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開山之作，《三國志演義》建立了很多經典情境，“義釋”也是其中之一。

明刻本三國演義《新刻繡像按鑒演義京本三國英雄志傳》

前文已指出，“義釋嚴顔”最早出自《三國志》，後來的《三分事略》與《三國志平話》都在相應位置有陰文所刻的标題“張飛議攝嚴顔”（《三分事略》，《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頁；《三國志平話》，《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第108頁）——巧合的是，此二處也因同音而誤刻。筆者曾指出，“這些小标題實際上正是分回标目的直接前源”[12]；直到《三國志演義》形成後，嘉靖本中出現了“張益德義釋嚴顔”的标目：可見“義釋嚴顔”的經典化經曆了正史、平話與章回小說的層累才最終得以完成。

事實上，這一經典情境的影響在《三國志演義》故事内部便開始了。華容道關羽私放曹操的情節在正史中是沒有的，《三國志平話》的描寫是：“曹公尋滑榮路去。行無二十裡，見五百校刀手，關将攔住。曹相用美言告：‘雲長看操，亭侯有恩。’關公曰：‘軍師嚴令。’曹公撞陣。卻說話間，面生塵霧，使曹公得脫。關公趕數裡複回。”（《三國志平話》，第83—84頁。）可見雖然有了基本情節，但曹操逃走卻并非關羽私放。直到嘉靖本，将其改為曹操以舊恩求告，并引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典故，關羽“義重如山”，終于放了曹操，于是，此節标目就變成了“關雲長義釋曹操”（《三國志通俗演義》，第486—487頁）。我很懷疑此處的改動可能受《三國志》前引“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顔”的影響：這兩句表述中的後一句已經經典化為“義釋”的情節模式，《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就連類而及，将原本并非指華容道一節的“羽報效曹公”也依“義釋”的模式重新加工了。甚至，這一影響還延伸到了毛評本中，嘉靖本中“黃忠魏延獻長沙”一節，到了毛評本，給了一個“關雲長義釋黃漢升”的回目，其實，這節故事與“義釋”一詞無法匹配，倒是黃忠用箭虛射與曹操所引庾公之斯的典故頗為相類。可以說，“義釋嚴顔”确實是被《三國志演義》經典化的關目，毛宗崗評之雲：“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坂矣，奪阿鬥矣。然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顔之智也；擒嚴顔之智，又不若釋嚴顔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羅貫中原著，毛宗崗評改，穆俦等标點《三國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16頁。）從此即可看出評點家對“義釋嚴顔”的态度，可以說這是張飛形象中最濃筆重彩的部分。

三、“義釋”的經典情境對後世小說的巨大影響

前文論及“義釋”在《三國志演義》中即已開始産生影響，後世小說效仿者尤衆，即如《水浒傳》便也出現了兩次用例：第二十二回的“朱仝義釋宋公明”和第三十二回的“錦毛虎義釋宋江”[13]。而且，後世襲用時無不繼承了“義釋嚴顔”的經典叙事模式。

比如《英烈傳》有兩條回目用到此詞，一是“太祖義釋陳兆先 福壽忠即死集慶”，二是“常遇春義釋亮祖 徐壽輝僭位改元”。在後一例的正文中，常遇春說：“朱亮祖言詞相貌，誠有大将之才，況臨死不懼，實為大丈夫之志。昔日張翼德義釋嚴顔，乃成收蜀之功。我今義釋朱亮祖，以取江西。若何？”這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即常遇春之釋朱亮祖，實效法張飛之釋嚴顔。不但如此，其情節也有明顯的模仿痕迹，比如在“義釋嚴顔”中，義釋的關鍵在于張飛大怒，而嚴顔對此怒之不屑一顧，《三國志演義》中是這樣寫的：“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顔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英烈傳》中常遇春抓到朱亮祖後，朱亮祖說“今我不幸，既以被執，願請一死足矣”，“遇春聽言大怒，喝左右斬之。亮祖曰：‘大丈夫要殺即殺，何必發怒！’即縱步而行，略不回顧”（《皇明英烈傳》，《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第174頁）。再如《隋唐演義》第五十四回，原或相當于《大唐秦王詞話》第二十七回的部分，但回目與正文中均無“義釋”的字眼，然其正文卻仍可看出《三國志演義》的影子，在程咬金來到李世民面前時，“秦王仔細一看，認得是程知節，不覺怒氣填胸，須眉直豎，擊桌喝道：‘你這賊子，今日也自來送死了！可記得當年孤逃在老君堂，幾乎被你一斧砍死！孤今把你鍋烹刀磔，方消此恨。’程知節哈哈大笑道：‘咱當時但知有魏，不知有唐。大丈夫恩不忘報，怨必求明。咱若怕死，也不進長安來，要砍就砍，何須動氣。’”（褚人獲編撰，侯會校點《隋唐演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465頁。）與張飛義釋嚴顔之寫法如出一轍。

可見在《三國志演義》以後，“義釋”已經成為古典小說以民間想像來簡化複雜的軍事、政治轉變的套路化表達。也就是說，“義釋”并非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套語”，而是暗含了複雜情節邏輯的經典情境；明代《西遊記》校刊者之所以選擇“義釋”，自然也不是作者在設計回目時乞靈于《三國志演義》的套語，而是校刊者在改動時，有意無意地希望以這兩個字的借用，喚起讀者對于《三國志演義》經典情節的閱讀期待，從而為《西遊記》的經典化張本。

四、《西遊記》中“義釋”的來源

基于以上邏輯推演，《西遊記》受了《三國志演義》的影響，《三國志演義》使“義釋”經典化，經典化後的“義釋”被後世許多小說移用——那麼，《西遊記》在第三十一回突然出現一個與故事内容不相吻合的“義釋”标目，即可推測是受到《三國志演義》的影響。

前引上原究一先生文認為《西遊記》這裡原本當即“義釋”，他先是統計了“萬曆以前刊行的白話小說版本的回目”，發現了十一例“義釋”，隻有兩例“義識”，其中《水浒傳》的一例又可證明當為“義釋”，所以，隻剩下我們讨論的這一孤例了。因此他認為這“有可能是‘義釋’的誤刻”，并推測這隻是一個對“X義釋Y”的“诙諧處理”，即“‘X義釋Y’應是X抓住Y，然此處卻是相反”，“故此回目可能是作者為了取笑豬八戒之俗而故意用了‘X義釋Y’形式”。之所以作出這樣過于奇特的理解，關鍵在于上原先生将“義釋”視為“白話章回小說回目中的常見套語”來考察。雖然從“套語”的角度來審視“義釋”一詞的使用自有其學術意義，但這一視角卻沒有考慮到“義釋”這一所謂的“套語”是如何形成的。易言之，在“套語”的視角下，我們隻會看到抽離叙事的程式化表達，而無法充分估量這種表達作為中國古典小說的經典叙事模式對此後叙事藝術的影響。所以，上原先生統計的十一個例子中有一個例外，就順理成章切削這個例外，以使其合乎套語的“套路”。這種視角傾向于作為套語要求的一緻性原則，卻忽視了作為經典叙事模式對後世叙事情境的吸附與形塑。

因此，《西遊記》明刊諸本的校刊者之所以不解“義識”而将其改為“義釋”，不僅僅是二詞音同的契機，其背後有着更複雜的語境，即後起的《西遊記》對已成經典的《三國志演義》的追摹。就我們所讨論的内容而言，“義識猴王”的橋段并沒有達到婦孺皆知的程度，所以校刊者不明其義，可能認為此處有誤字；之所以改為“義釋”，則因為“義釋”是早在《三國志演義》中便已建立起來的經典化情境。

四、“義激”的小說史語境

雖然明刊諸本因各種原因選用了“義釋”，但此詞與《西遊記》故事的契合度很低，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一策略并不成功。因此，到了清代的《西遊證道書》，校刊者便需要重新調配。于是，他們又切換了新的典源，那就是“義激”。有趣的是，這個新典源仍然出自《三國志演義》。

與前一節一樣，我們仍需要讨論幾個邏輯環節，其中，《三國志演義》影響了《西遊記》已不必贅述。那麼，需要讨論的便是“智激”的經典化以及《西遊記》的改用是否受了它的影響。

“智激”故事本來就是《三國志演義》中最流播人口的橋段，嘉靖本《三國志演義》相關的兩條标目是“諸葛亮智激孫權、諸葛亮智說周瑜”。在“諸葛亮智激孫權”一節中，諸葛亮心中暗想，“此人隻可激，不可說。且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孫權醒悟後也說“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可知“智激”本來是用在孫權身上的。而在“諸葛亮智說周瑜”條中，最後總結時說“後史官單道激孫權，說周瑜詩曰”雲雲（《三國志通俗演義》，第426、428、434頁），可知在作者那裡，“激”和“說”确實是分開用的。其實，這個“說”字也有來源，《三國志平話》中的圖題即“魯肅引孔明說周瑜”（《三國志平話》，第78頁）。不過，諸葛亮對周瑜的說辭其實也是“激”，但相鄰标目均以“諸葛亮智激”開頭，似乎過于重複，所以下句便因而換為“智說”了。

在進入毛宗崗本後，這些标目在被合并的同時也有了新的改動：前一句因與上句“諸葛亮舌戰群儒”組成雙回目，主語不能重複，便改為了“魯子敬力排衆議”——其實，本回中的魯肅頗類于相聲中的“捧哏”，根本談不上“力排衆議”，隻是為了更換主語罷了；後一句又需要與下句“周瑜定計破曹操”組合，上句的賓語與下句的主語重複，便改為“孫權決計破曹操”。正因為前一回中把“諸葛亮智激孫權”改成了“魯子敬力排衆議”，反倒解放了“智激”一詞，從而可以順理成章地用在這一回的回目中，變成了“孔明用智激周瑜”。再加上諸葛亮智激周瑜時，坐實了杜牧“無中生有，死中求活”（謝枋得《疊山先生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語，參吳在慶《杜牧集系年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05頁）而成的“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典故，從而鑿空虛設出為後人豔稱的情節來，以至“智激”二字竟固化為“諸葛亮智激周瑜”這一情節的常用标簽。雖然毛宗崗本比《西遊證道書》稍晚，但三國故事中的“智激周瑜”并不會等毛本的回目問世後才産生它的影響。

那麼，《西遊證道書》将此回标目改為“豬八戒義激猴王”，是否受《三國志演義》影響呢？由于黃周星是此書的“主要編纂評點人”，他既在文字上“大量删改修訂”，又“施加評點”，所以，書中評點也是編纂者、修訂者的意見。本回在豬八戒以謊言激怒孫悟空的情節下，評點者加評說：“絕妙激法，尤勝卧龍之激周郎。”（黃永年、黃壽成點校《西遊記》，前言第35、39頁，第261頁。）由于“義激”一詞在此前的版本中并未出現，《西遊證道書》是目前所知第一個使用此詞的版本，加上此書對原百回繁本做過一些删節和修改，再考慮此處評點以“卧龍之激周郎”來作比照：綜合考量，這裡之所以用“義激”代替“義釋”，并不僅僅出于對回目與正文配合的考慮，還有着在叙事層面重新規劃“用典”的考量：即以《三國志演義》“諸葛亮智激周瑜”的經典情節為八戒激悟空的新藍本。

“義激”的選用為《西遊記》此段重要的情節改換了新的“門庭”，這一改換的暗含之意，就是用諸葛亮虛增“挾二橋于東南兮”（嘉靖本）這樣莫須有的句子激怒周瑜，來類比豬八戒謊稱黃袍怪不敬之語來激怒孫悟空。改動之後，三國故事在接受與審美上的強大影響便提升了西遊故事經典化進程中的接受度。正因如此，我們在前一回的總評之中還看到，評點者對此節故事進行了評賞，說“求之愈急，而應之愈緩，不過借以處呆子耳。然亦是文章家自然之理勢。若使一請即行，又何異村學究直解”，在此鋪墊之下即大贊雲：“此一回文字，妙絕今古。蓋以左史之雄奇，而兼莊子之幻肆者，稗史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請問施耐庵《水浒傳》中，何篇可以相敵耶！”（黃永年、黃壽成點校《西遊記》，前言第35、39頁，第250頁。）這裡的“此一回故事”所指自然不是第三十回的“邪魔侵正法”，而是橫跨前後二回的“豬八戒義激猴王”。作者在正文評點中所說的“尤勝”還隻是評點家的套語，并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比較關系；而在這裡，評者巧妙地避開了典源，因為對典源的攻擊同時也會導緻自我意義的損耗，于是意味深長地拿出與《三國志演義》相提并論的《水浒傳》來充當比較的背景，這樣就可以明目張膽甚至肆無忌憚地揚此抑彼了。

不過，這個新的“義激”也并非完美的解決方案。細思其與情節的對應，會發現有幾處扞格。

首先讨論“義”字。如果說來時的豬八戒全無大義可秉的話，至激将時卻已經有“義”在其間了：一方面搬出了師父和菩薩，另一方面也道出唐僧遇難的實情，并有“萬望哥哥念‘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情，千萬救他一救”之語，這自然是以義感之。隻不過，“義”在情感，而“激”屬謀略，二者搭配，頗不協調。其實，後人也發現了這一參差，開始對“義”字動刀，作者後世的“诤友”即沿世本刊刻者及黃周星之故轍，開始行使“點鐵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為枳的義務和權利” [14]：《西遊正旨》就改作了“計激”（《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影印《西遊正旨》，第三十一回1a），以“計”替“義”，就意味着以技術的設計替換了情志的表達，要更合理一些。那麼，後世的校刊者為什麼不直接用原典的“智激”來解決這一問題呢？這或許有兩方面的困難。

一是回到《西遊記》原文中，我們會看到，八戒在去花果山時全無成算，本來想将孫悟空哄騙回去，如果不能成功，也隻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在八戒突然想“請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的時候，不過是一個臨時起意的想法。從八戒來說，既無全盤的規劃；從作者來看，也無叙事的策略，根本算不上“智激”。雖然曆代的評點者對此情節頗為贊賞：如李贽在此評了個“妙”字（古衆校點《西遊記》，第416頁）；汪評如前所引亦大加稱賞；張書紳對此節更是揄揚備至，他說：“猴王恨逐，其勢似難再合。看他想出一請将不如激将，順手牽轉，實有絕處逢生、斷橋得路之妙。是以知文章不能開者，無以逗波浪之奇；不能合者，無以見篇章之妙。大開大合，手筆之靈巧畢矣。”（張書紳評《西遊記》，第378頁）但把這些贊賞之詞放回到《西遊記》的情節中去，會令人覺得過于誇大。原因或許在于，評點者在評賞此節的時候，未必沒有《三國志演義》“智激周瑜”之橋段橫亘于胸，因彼及此，故發謬贊。但諸葛亮智激周瑜的情節營構确可見“大開大合”的“篇章之妙”，與《西遊記》此處豬八戒的小伎倆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豬八戒義激猴王，孫行者智降妖怪”影視劇形象

二是我們一直在讨論第三十一回回目的上半句，沒有把整回的回目放在一起考察。此回目的下句是“孫行者智降妖怪”，把二句并置而觀就會知道，下句的第四個字是“智”字，則上句同樣位置絕不可能再用“智”字。而且，本回最關鍵的情節是孫悟空降妖，相對來說，豬八戒的情節并不重要，所以在回目修辭性考量中，上句自然要為下句讓路，便隻好放棄“智”字了。

不過，到了楊潔執導的《西遊記》電視劇，其編者或許并沒有意識到西遊故事借力于《三國志演義》的考量與困境，但其分集的單名标目卻無意中擺脫了命名的修辭性束縛，所以，“智激美猴王”終于在西遊故事系統中出現，可以算是彌合了黃周星以三國故事為典源的初心。更要承認，這種彌合也正是在黃氏“激”字引導下，此節故事在三個多世紀以來不斷向三國原典積聚勢能的必然結果。

楊潔執導的《西遊記》電視劇

其次，再讨論“激”字。這個字的使用也是不妥當的，因為它高估了豬八戒在請回孫悟空時的小伎倆，低估甚或忽略了孫悟空在這一情節中的主動性。也就是說，在《西遊記》的傳播中，校刊者（或者次要作者們）希望通過對《三國志演義》經典情境的借用來加強自己的傳播力量，但卻陷入一個悖論之中：即借用的經典情境一方面提高了《西遊記》相關情節的知名度，但另一方面卻也遮蔽或消解了《西遊記》相關情節的真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阻礙了新的情節經典化進程。

不過，或許也有讀者感覺“義激”頗為符合對作品的閱讀感受，其實，這應當是來自古典小說閱讀的慣性影響，與前文所雲“‘義釋’成為古典小說以民間想像來簡化複雜的軍事、政治轉變的套路化表達”一樣，激将法的使用也已套路化，而且比“義釋”更為普泛，成為促使難以轉圜之情節反轉的撒手锏。然而，正如《水浒傳》中吳用以激将法促使林沖火并一樣，這一套路不過是把情節中的情感力量謀略化的表現——在很多小說尤其是演義小說中，尚有因政治邏輯的介入而産生的合理性；在《西遊記》中，師徒四人取經團體的形成本來就應歸于一“心”，若以謀略充當情節的動力，則會在更深層次上對作品的力量産生消解。

绾結而言，“義激”與“義釋”乃至“智激”雖然有來自傳統經典情境的加持，但終與作品情節較為疏離，使解讀陷入兩難。因此，仍當回到原本的“義識”——此二字雖無經典情境的背書，但《西遊記》巨大的影響力足以使“豬八戒義識猴王”成為新的經典，已經不需要以削足适履為代價來以《西遊記》之“狐”假《三國志演義》之“虎威”了。因此，關于“義識猴王”的讨論雖然是一個非常細微的點，但或許也可作為《西遊記》沖出《三國志演義》的籠罩并經典化的一個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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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吳承恩著，黃肅秋注釋，李洪甫校訂《西遊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關于本書的整理情況》第1頁。按：本文引用《西遊記》正文，除特殊說明外，均引自本書，不另注。

[2]曹炳建先生曾梳理人文本的訛誤，并“懷疑人文本的真正底本并不是世德堂本，而是新說本”（《人文本〈西遊記〉訛誤舉隅》，《明清小說研究》2016年第4期）。

[3]如吳承恩著，（明）李贽評，古衆校點《西遊記》，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414頁（其《校點後記》曾舉此例說：“唯第三十一回，目錄原作‘義識’，正文回目作‘義釋’，均不通。”）；李天飛校注《西遊記》，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20頁。按：就目力所及，用“義釋”者僅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百家彙評本〈西遊記〉》、裡仁書局2008年版《西遊記校注》（其書原即四川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回目所選為“義激”，校語稱“原作‘義識’，正文回目作‘義釋’，皆誤，從世本改”）及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17年版《西遊記》（有趣的是，其目錄與正文皆用“義釋”，然插圖中仍用“義激”），而用“義識”者僅吳聖昔、俞素卿編選《西遊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4]參見《西遊證道書》結尾笑蒼子跋語，黃永年、黃壽成點校《西遊記》，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857頁。

[5]吳承恩原著，李洪甫整理校注《西遊記整理校注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4頁。按：此校亦有小誤，新說本無論目錄還是正文，均同其他清本作“激”而非“釋”，參《新說西遊記》，《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影印本。

[6]［日］上原究一《論白話章回小說回目中的常見套語“義釋”》，陳慶元主編《明代文學論集》，海峽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668—677頁。另，作者原有《“義釋”考》一文，發表于日本《東方學》第一百十三期，前文為此之摘譯，感謝上原先生賜示其大作消息。

[7]筆者對以上語例雖有此種看法，然亦不敢自信，請教了專研古漢語語法的李聰兄，得到肯定，并賜示“義賣、義捐”諸語例以證之，謹緻謝忱。

[8]《西遊記》（世德堂本），《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目錄第4頁。李洪甫《西遊記整理校注本》（第2、6、483、494頁）細勘了世德堂本，仍漏校了這一重要異文。

[9]如李小龍在《“三言”标目異文考論》（《文獻》2011年第4輯）一文中曾論及與“三言”有關之例。

[10]李小龍《中國古典小說回目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460—461，343頁。

[11]感謝評審專家對用此條回目援證的質疑，促使我重新思考了“義識”的解釋方式，調整了文章的論述。

[12]李小龍《試論中國古典小說回目與圖題之關系》，《文學遺産》2010年第6期。

[13]由于《水浒傳》版本複雜，各本用例多寡不同，此僅以常見的容與堂本統計。另外，有趣的是，容與堂本第六十九回正文作“宋公明義識雙槍将”，而目錄與圖題卻作“宋公明義釋雙槍将”，與《西遊記》之例不同，這裡卻當以“義釋”為是。分别參見《水浒傳》，《古本小說集成》影印容與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目錄第13頁及正文第665、999、2246、2247頁。

[14]錢锺書先生評林纾語，《錢锺書集·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91頁。

原載《文學遺産》2020年第5期

作者簡介

李小龍，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小說、中國古典文獻學。曾出版《中國古典小說回目研究》《必也正名：中國古代小說書名研究》《書舶錄：日本訪書詩紀》《異聞集校證》等著作，發表論文百餘篇。

特别鳴謝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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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号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責任編輯：陳思雨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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